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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母亲的疯病，我一出生便被送到了养父母家（养父是母亲的哥哥，即我的舅舅），因此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并没有太多感情。父亲开一间乳品店，好像经营得还不错。父亲经常会给我买一些时兴的水果和饮料。除了香蕉、冰激凌、菠萝、朗姆酒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玩意儿。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当时在新宿牧场外的橡树荫下喝朗姆酒。朗姆酒是一种酒精含量很低，呈橙黄色的饮料。
父亲之所以给当时年幼的我买这些昂贵的东西，是想把我从养父母那里要回来。记得有一天的晚上，就在大森的鱼荣店里，父亲一边给我吃冰激凌，一边毫不掩饰地劝我逃回自己家。父亲说这些话时，真是巧舌如簧。遗憾的是，无论他怎么游说我，我都不为所动。因为，我特别爱我的养父母——尤其是养母。
父亲是个急脾气的人，经常跟人吵起来。我上初三那年，有一次和父亲一起玩相扑，我用拿手的右外摔潇洒地将父亲摔倒在地。父亲一爬起来，就叫着“再来一次”向我扑来。我再次轻松地将他摔倒。父亲第三次说“再来一次”时，脸色都变了，一如既往地向我扑过来。一直在旁边观战的我的小姨——即我母亲的妹妹，当时她已经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看我们斗得如火如荼，就朝我使了两三回眼色。所以，我和父亲扭打了一阵子后，故意仰面朝天倒了下去。看当时那情形，如果我不败给他的话，父亲是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二十八岁那年，当时还在当教师的我有一天突然接到“父亲住院”的电报，仓皇从镰仓赶到东京。父亲是因为患上流行性感冒被送进东京医院的。我、养母，还有小姨三个人衣不解带地在病房的角落里陪侍了差不多三天。在这期间，我渐渐觉得有些无聊。非常凑巧的是，一位与我颇有交情的冰岛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在筑地见面吃个饭。于是，我便以那位记者最近要去美国为由，抛下垂死的父亲，出门赴筑地的约会去了。
或许因为有四五个艺伎陪侍在一旁，我们这顿日式料理吃得很愉快。用完餐已经是晚上十点钟，我向那位记者告辞，独自一人走下狭窄的楼梯。就在这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芥川先生！”我在楼梯中间停下脚步，回头往楼上望去。适才一起吃饭的艺伎正站在楼梯口，低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默默地看了她一眼，并没有回话，转身下了楼梯，上了一辆玄关外的出租车。出租车立即出发了。然而，我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位梳着西式发辫面容水润柔嫩的女孩子的脸——尤其是那双眼睛，而不是在担忧父亲。
回到医院时，父亲已经等得不耐烦。他让其他人都退到两折的屏风后面，然后紧握着我的手，一边抚摸着，一边说起我不知道的往事——当年与我母亲结婚时的情形。虽然不过是一些和我母亲一起购置衣柜、吃寿司之类的琐碎小事，但我听他说起的当下还是情不自禁地湿了眼眶。父亲日益瘦削的脸上也流下了泪水。
第二天早上，父亲没有遭受太多痛苦地死去了。临死前，脑子也陷入了混乱，嘴里一直含糊不清地说着：“那艘竖着旗的军舰来了，大家快高呼万岁！万岁！”有关父亲葬礼的情形，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父亲的尸骸从医院运回家里时，一轮很大的春日的月亮照在父亲的灵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