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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之中，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了些什么，八月十一日夜里，撤退的列车拥挤不堪，简直象装活物的车辆。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731”上空的黑烟上。许多人想在大陆一展鸿图，因而寄无限希望于“731”，眼前这滚滚浓烟难道就是期望的归宿吗？短短的三天里，我们所见的世界完全变了。然而，这是事实，确实变了。回日本是件高兴事，但眼看以前的全部希望都随着这声声爆炸化为灰烬，身子象散了架似的虛脱。列车开出很远了，许多人的心思还挂在平房上被烈火染红的夜空里。
列车也象我们一样沮丧地喘着气。中途一站也不停，一路匆匆南行。
天亮了，满洲上空的降雨带终于散去，列车在八月的骄阳中行进，不知什么时候起进入了一片辽阔的大平原，铁路两旁是望不到边的高梁地。列车在大平原上漫吞吞地开着，给人一种仿佛原地不动，没有前进似的错觉。
从早到晚，车窗外的景致都是一样的。第二天早晨，还是一片高梁地。
又是黄昏了，太阳象个红火球接近了地平线。同日本的夕阳不一样，这里日落时没有升腾的水雾气。太阳落到地平线上，象个吹大的红球，光焰都缩聚在球正中！流辉溢彩。不一会，象挂着的苹果忽然断了线似的，夕阳噗地掉进地平线，天空立刻昏暗起来，仿佛罩上了一层黑幕。在这里，没有昼夜交替时残阳夕照、晚霞满天的过程，象用开关转换似的，马上从白天进入黑夜。这使逃亡者更惴惴不安。
几年来，“731”队员和家属，看惯了的大陆的夕阳。今天，在逃亡的列车上凝视残阳，第一次感到：同这广阔无垠的大陆相比，自己曾住过的地方只是一小块弹丸之地。我们就在那块弹丸之地上营造了模拟日本的小天地，自吹自擂起王道乐土来。然而，我们所做的都是同这辽阔土地为敌的残暴行为的缩影。
我们侵占了别国的领土，残暴酷虐，今天终于受了报应，在这广阔的土地上抱头鼠窜，惶惶不可终日。使人不安的是，眼前这一片片高梁地恐怖得似乎永远逃不出去。
八月十五日下午五时，火车在将到新京的地方停下不动了，在那里，我们听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列车开不了了，中国司机已抢先逃走，没有指望了。
十一月中旬，八路军南下包围了凤城。这是几千人的大部队，装备着从我们手上缴获过去的先进武器。八路军渐渐缩小包围圈后，向我们广播说：
“凤城已在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你们必须立即投降，再给你们一小时考虑，一小时后仍不投降我们将发动总攻。”
一小时也不需要了，从武器和士气上来看，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出路。
翻译逐个审问我们这些投降者。轮到我的时候，对方首先问我兵种和所属部队的编制。“731”的经历是绝对不能暴露的。我就回答了姓名并说兵种是卫生兵。翻译一听便不再问其他，命令我到他们的“后勤部”去。
所谓“后勤部”就是八路军的野战医院。八路军很缺医生和卫生兵，马上就把我编入他们的编制。
当时的八路军，为了把自己建设成一支新中国的正规部队，正在加速装备先进技术，他们尽可能吸收我军中的各种人材。
我被带到八路军第八后勤部的指挥机关。在那里，我被介绍给杨雷震军医。
杨雷震四十岁上下，细皮白面，五官端正。一双细眸的深处闪烁出坚定、沉着的目光。鼻梁笔直、嘴唇小而薄。清隽的脸庞上偶尔会神经质地抖动几下。
雷震那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我，我感到一阵颤栗，仿佛自己隐瞒的“731”经历就要被对方识破。
雷震什么也没问，叫我听从他指挥。后来我才知道，他原先是抗日游击队的队员。以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攻读了医学，他的专业是外科。
雷震叫我先试做他的助手。我原来毕竟是“731”少年队员，掌握医学基础知识，消毒、注射、发药等实际操作都干得很出色。八路军第八后勤部约有二千名士兵，象我这样懂医学知识的卫生兵还找不出来。
不久，雷震就喜欢我了，不管诊察、手术，还是治疗，都带着我。
我很敏感地意识到，跟着雷震可以保证生命安全，我干得更卖力了。他叫我“小鬼”。日本军队确是鬼，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鬼”是蔑称。但雷震用它却是亲切的意思。
日本军队败退后，中国大陆的形势变化万端，国府军北上占领了华北地区。在重庆的蒋—毛会谈上议定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并决定改编国府军和中共军队（八路军），统编成国军。就在谈判期间国府军进攻满洲，占领了满洲全境。
国府军队在满洲搞“强盗作战”，杀戮、掠夺满洲的百姓，为了拯救他们，共产党军队也北上了。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全面展开。从前线连日送来许多伤兵，其中很多人在转移途中伤口都已腐烂生蛆。
雷震对伤员的判断和识别非常迅速，他判断为“没希望”的重伤员，就进行碘仿静脉注射，让他们安静地死去。他判别为“抢救”的伤员，就施行简单粗糙的治疗。
那时没有麻醉药，让伤员喝下烧酒后便断然进行截肢或取弹头手术。在这里主要是抢救生命，至于伤员以后的生活能力就来不及考虑了。
身体绑在手术台上，进行开刀手术，伤员痛得大声哭叫。雷震听了一点不动声色。其实，表面上冷漠、无情的雷震，内心对伤员充满了感情。
做完手术缝合伤口时，只能涂上一些军马用的碘酒。靠这种简单粗糙的治疗，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当雷震忙不过来的时候，就由我代理手术，手术后伤员恢复得也不错。于是，大家对“小鬼”便刮目相看了。我也享受了军医待遇，并给我配备了一位年少的警卫员。不久，语言也渐渐能听懂了。在“731”里曾学过北京话汉语的基础课，但是八路军几乎都说山东口音的中国语。掌握了语言后，我的地位更加稳定，成了雷震的得力助手。
第三节
八路军的特点是上层军官和下层士兵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显著。上层军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下级士兵不少人却是文盲。但他们军纪严明，服从命令。中共的军队为民族独立而战，只有他们的军队才进行政治教育。他们对百姓彬彬有礼，沙场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战术神出鬼没。
当时的八路军装备精良，停战前不久，他们缴获了关东军的大批武器，战马、军车、粮食，数量很多。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我突然发烧。连续几天，高烧四十多度，我神志昏迷、情形很危险。但是，没有药可吃。
雷震给我作了检查后，双眉紧蹙。第二天早晨，突然跨上战马，不知上那儿去了。我失去雷震的照料，出现了脱水症状，生命垂危。三天后，雷震突然回来了，一到驻地，立即对我进行大剂量注射。注射的效果十分显著，眼看烧退了，病情轻多了。
为了救我，雷震离开部队好几天，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奔走，找来了有效的抗菌药。
雷震离队期间，有几个伤员死了。我这条命是几个八路军伤兵的牺牲换来的。
在我痊愈时，国府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八路军不得不撤退。隨着战局的恶化，第八后勤部也撤到了国境线上的安东。隔着一条鸭绿江，安东对面就是新义州，即朝鲜。如果去新义州，就可以想办法到釜山。队友们的脸庞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心，飞向日本。
国府军很快追踪而来，安东城内展开了巷战，伤员骤增，医务班忙得招架不住。安东侨住着许多日本人，其中有日本医生和护士。第八后勤部很快“征用”了这些医务人员。
八路军英勇奋战，击退了国府军。后来，八路军贴出布告：将遣返日本人中的病员回国，要日本病员报名。这时候，我也要求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