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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假冒的精神病疗养院看守人造访后的一两天，我寄希望于他真的会回来，并拒绝离开公寓哪怕是一小会儿。在我看来，他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们识破了他的伪装。我想，他可能会回来试图领走尸体，但波洛却对我的推测表示了讽刺。
“我的朋友，”他说，“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留下来浪费时间，但我可不打算这么做。”
“那你告诉我，波洛，”我争辩道，“他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来见我们？如果他打算过后来取走尸体，那么我可以理解他一开始为何要来。因为那样他至少可以除去所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但如果像现在这样，他似乎得不到一点好处。”
波洛以他最为高卢 （注：古罗马人把居住在现今西欧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荷兰南部、瑞士西部和德国南部莱茵河西岸一带的凯尔特人统称为高卢人。在后来的英语中，高卢（Gaul）这个词也指住在那一带的居民。） 的方式耸了耸肩。“但你并没有用四号的视角来看问题，黑斯廷斯，”他说，“你提到了证据，但我们是否掌握了对他不利的证据呢？没错，我们是有一具尸体，但我们甚至不能证明他是被谋杀的——吸入氢氰酸不会留下任何残余痕迹。同时，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目击有人闯入这里的证人，同样的，也没有查清任何关于我们已逝的朋友，梅耶林的行动……
“不，黑斯廷斯，四号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并且他对此心知肚明。他的造访或许可以称为一次侦查。他可能想确定梅耶林真的死了，但我认为，他更有可能是想来看看赫尔克里·波洛，来跟他真正应该惧怕的对手交谈一番。”
波洛的论断完全属于典型的自恋，但我决定放他一马。
“那调查怎么办？”我问，“你肯定会把所有事情解释清楚，让警方得到一份对四号的完整描述吧。”
“那样有意义吗？我们能用什么来引起法医陪审团那些英国传统老顽固的关注？我们对四号的描述有任何价值吗？不。我们应该任由他们做出‘意外死亡’的判断。又或者，尽管我不抱什么希望，我们那位聪明的凶手会洋洋自得地认定他在第一回合成功瞒骗了波洛。”
一如往常，波洛是对的。我们再也没见到来自疗养院的看守人，至于调查，我去提交了自己的证词，而波洛则压根没去，案子到最后也没能引起公众关注。
由于先前准备前往南美，波洛在我到达之前就清理完了手头的事情，因此他没有任何正在处理中的案子。可是他虽然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寓里，我却很难问出些什么。他一直窝在自己的扶手椅里，让我不太敢上前搭话。
谋杀案发生后大约一个礼拜的某个早晨，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出去拜访一个人。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认为他试图一个人解决案子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我也很希望他能谈谈这个案子。只是他看起来并不太想交谈。就连我问他要去哪里，他都不回答。
波洛酷爱故弄玄虚，不到最后关头他永远都不会分享任何信息。此时此刻，在我们接连坐了一趟公共汽车和两趟火车，来到伦敦南郊最为荒凉的地带后，他才总算决定向我做出解释了。
“黑斯廷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拜访全英国最了解中国黑帮的人。”
“是吗！他是谁？”
“那人你从未听说过——他叫约翰·英格勒斯。事实上他是一个智力平庸的退休公务员，家里收藏了一屋子中国古玩，经常被他当成滔滔不绝的话题主题。尽管如此，向我提供信息的人信誓旦旦地说，这个约翰·英格勒斯手上一定有我想要的情报。”
不一会儿，我们就走上了月桂庄园（英格勒斯先生宅邸的名称）的台阶。由于我并没有看到这里种着月桂树，便推测这个名字来源于郊区一贯令人费解的命名文化。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个表情冷漠的中国仆人，他把我们领到主人面前。英格勒斯先生是个体型方正的人，面色看起来有点发黄，一双深深凹陷的眼睛与其气质有种诡异的相似。他站起身跟我们打招呼，顺手把手上那封打开的信放在了一边。后来他又跟我们说起了那封信。
“两位请坐。哈利斯告诉我你们想打听一些事，而我可能拥有你们需要的信息。”
“是的，先生。我想打听的是，您是否知道一个叫李长岩的人？”
“古怪……真古怪。你是怎么知道跑来这里打听他的？”
“那么您确实认识他？”
“我见过他一次。并且知道他的一些事——当然那并不是我应该知道的。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英国竟也有人听说过他。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堪称伟人，你们应该懂的，就是汉人群体，但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就是那个幕后之人。”
“什么幕后？”
“一切的幕后。世界范围的动乱，威胁着每一个国家的劳工问题，以及其中一些国家爆发的革命。有些人，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有些人知道一些内幕，他们说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势力，其终极目标是摧毁整个文明社会。二位知道吗，在俄国，有诸多迹象显示出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过是牵线木偶，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来自于另外一个大脑的指挥。尽管我无法向你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但几乎可以断言，那个大脑就是李长岩。”
“哦，快得了吧，”我反驳道，“这难道不会太牵强吗？一个中国人能在俄国掀起什么风浪来？”
波洛略显烦躁地对我皱起眉。
“对你来说，黑斯廷斯，”他说，“任何并非来自于你自身想象的事情都过于牵强。而对我来说，我很同意这位先生的看法。不过先生，还是请您继续往下说。”
“我无法确切地指出他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英格勒斯先生继续道，“但我猜测，应该是诸如阿克巴、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这些睿智的头脑难以避免会罹患的不治之症——对权力和个人地位的渴望。到了近代，武装势力成了征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可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像李长岩那样的人不乏其他手段。我有证据证明，他背后有难以计数的巨额财富可用于贿赂和宣传，亦有迹象表明，他还控制着一些实力远超世人想象的科学势力。”
波洛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英格勒斯先生说的每一个字。
“在中国呢？”他问，“那里也有他的势力在活动吗？”
英格勒斯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
“在那里，”他说，“尽管我只能向你们透露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无法提供任何足以在法庭上生效的证据。但我与如今在中国稍有势力的每一个人都有私交，因此我能告诉你：最受公众瞩目的那些人物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们全是被一只幕后大手操纵的牵线木偶，而那只手就是李长岩。他是如今主导东方的大脑。我们不理解东方——也永远无法理解，李长岩却是它活着的灵魂。当然，那并不意味着他会走到聚光灯下——哦，绝不可能。他从不离开自己的地盘北京。但他会牵线，没错，就是牵线，然后遥远的某处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没有人与他敌对吗？”波洛问。
英格勒斯先生从椅子上探出身子。
“过去的四年里，先后有四个人尝试过。”他一字一顿地说，“品德高尚的人，正直的人，睿智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妨碍他的计划。”他顿了顿。
“然后呢？”我追问道。
“然后，他们都死了。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把李长岩跟北京的动乱联系在一起，不到两天，他就在大街上被刺死了，凶手到现在都没找到。另外两个也差不多。他们都在演讲、文章或谈话中把李长岩跟某处的动乱或革命联系起来，最后都在说漏嘴的一个礼拜内死去了。一个是被毒死的；另一个死于霍乱，是单独发病，而不是大规模感染；还有一个死在了自家床上，那个到最后都没有查出死因，但有个见过尸体的医生告诉我，死者全身遍布烧伤，皮肤干枯萎缩，就像有一股巨大的电流穿过一般。”
“李长岩呢？”波洛追问道，“这些死亡自然没有留下任何指向他的线索，但还是存在某些迹象的，是吗？”
英格勒斯先生耸了耸肩。
“哦，迹象……是的，当然。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愿意透露情况的人，那个才华横溢的中国小伙子是李长岩手下的一名化学家。那天他找到我，看上去明显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向我暗示了自己在李长岩手下参与的一项实验——那项以苦力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展现出了对生命最令人作呕的轻视，以及给人类带来的难以想象的痛苦。这使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同时也陷入了令人不忍直视的恐惧中。我把他安顿在家中顶楼的一间客房里，打算第二天再仔细询问——当然，那是个愚蠢的决定。”
“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波洛再次追问。
“那是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了。那天夜里，我起来时发现家里成了一片火海，连我自己都是多亏老天保佑才逃出来的。之后调查发现，当天夜里顶楼突然起了非常大的火，而我那个年轻的化学家朋友则被烧成了焦炭。”
我能从他热切的态度中看出，英格勒斯先生越说越兴奋了。而他明显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只见他抱歉地大笑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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