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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付过车费的，”他平静地说道。
塞缪尔涨红了脸，握紧了拳头，可是车长朝他们这边看过来，他的朋友朝他警告地点了一下头，于是他的怒火降级为阴沉的郁闷。
他们到站下了车，可是那工人正巧也下车了，他跟在他们后面，手上晃荡着一只小铅桶。看到机会来了，塞缪尔再也无法克制住他那贵族的冲动。他回过头去给了那人一个廉价小说里的生动的冷笑，大声地说起一个低等动物与高贵的人类同行时应该注意的操守。
刹那间那个工人抡起手里的铅桶向他砸了过去。铅桶干净利落地击中了毫无防备的塞缪尔的下巴，他就势四仰八叉地倒在了鹅卵石的阴沟里。
“不要嘲笑我！”袭击者大声喊道。“我干了一天的活。累都要累死了！”
与此同时，他眼里的怒火突然消逝了，脸上重又戴起那疲惫的面具。他转身捡起了他的铅桶。塞缪尔的朋友急忙向他冲过去。
“不要！”塞缪尔慢慢地爬了起来，挥手示意叫他们回来。某时，某地，他也曾遭受过这样的打击。他想起来了——是杰里·胡德。在沉默中，他掸去了身上的灰尘，同时在安杜佛的房间里的那一幕又出现在他的眼前——直觉告诉他这次他又错了。这个男人的力量，他得到的休息，正是保护他的家庭的源泉。相对于那个年轻的姑娘，他更需要街车上的座位。
“没事的，”塞缪尔没好气地说道。“别去和他干架了。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
当然对塞缪尔来说，要重新调整自己对保持良好形象的重要意义的想法得花上比一个小时或一个礼拜更长一些的时间。一开始他坦率地承认了正是他的错误想法造成了他的软弱无力——就像他在杰里面前表现出来的软弱——可是他对待工人的错误却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整个的人生态度。毕竟，所谓的势利就是良好的出身发展成为一种傲慢与专横；于是尽管塞缪尔的调子不会改变，可是喜欢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的态度却永远地坠入了路边的阴沟洞里。无论如何，在那一年里他的同学们不再把他视为势利小人。
<h3>三</h3>
过了几年，塞缪尔的大学觉得他那光彩夺目的领带已经在那里荣耀得太久了，于是他们用拉丁语向他正式宣布，只要交出10块钱就能领到一张毕业文凭，那意味着他已经无可救药地完成了高等教育，从此就将进入骚乱的人生，带着些许自信，三两个朋友，还有各式各样无害的恶习。
那时他的家庭重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状态，因为食糖市场突然出现了大萧条，于是当塞缪尔去工作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他已经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他的心灵保持着大学教育通常会造成的精致的白痴状态[1]，可他既有精力又有来头，于是他运用他那橄榄球中锋的闪转腾挪的能力硬是挤进了人头攒动的华尔街，成为了一家银行的代理人。
他的消遣就是——女人。这样的女人有半打之多：两三朵交际花，一个女演员（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一个与丈夫分居的女人，还有一个多愁善感、娇小的褐发女郎，她已经成家了，住在泽西城的一幢小房子里。
他们是在一艘摆渡船上认识的。当时塞缪尔在出差途中，正坐船穿过纽约（他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他帮助她寻找着一件在拥挤的人流中丢失的行李。
“你经常来这边吗？”他随意地问道。
“只是来买买东西，”她不好意思地说道。她有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叫人爱怜的小嘴。“我刚结婚了三个月，我们觉得住在那边便宜一些。”
“他……你的丈夫不介意你一个人坐船吗？”
她笑起来，一个快乐而年轻的笑容。
“哦，老天，当然介意啰。我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的，可我一定是搞错了地点。现在他肯定要担心死了。”
“算了吧，”塞缪尔不以为然地说，“是他活该。如果你同意，我愿意送你回家。”
她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于是他们一起上了出租车。当他们一起走上她家门前的小径时，他们看见小房子里已经有了灯光；她的丈夫比她先到了一步。
“他是个可怕的醋坛子，”她说道，抱歉地笑了一下。
“好吧，”塞缪尔的回答相当僵硬。“我该告辞了。”
她谢了他，挥手向他道了晚安，他走掉了。
如果不是一周后的一天早上他们在第五大街上再次相遇，故事就该到此为止了。她惊讶得脸都红了，她看来非常高兴又碰见了他，他们像一对老朋友那样攀谈起来。她正要去她的裁缝那里，然后一个人在泰纳饭店吃午饭，整个下午都用来购物，最后在5点钟的渡船上与她丈夫会合。塞缪尔告诉她她丈夫是个很幸运的人。她又脸红了，然后急忙离开了。
塞缪尔一路吹着口哨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可是在12点钟左右他开始到处都看见那张惹人怜爱的动人的小嘴——还有那褐色的眼睛。他看着钟，心里很是动摇；他想到了楼下的小店，他在那里吃午饭，在那里和男同事们沉闷地说话，接着另一幅画面又浮出来与之相比较：泰纳饭店的一张小桌子，一双褐色的眼睛和一张迷人的小嘴离他只有几步之遥。12点半不到一点，他匆匆戴上帽子，奔出去叫出租了。
看见他来了，她很吃惊。
“哦……你好，”她说。塞缪尔能够看出她的惊讶中含着愉快。
“我想我们可以共进午餐的。和一帮男人吃午饭真是没劲。”
她迟疑了一会儿。
“哦，我想那也没什么不好呀。有什么关系呢！”
她想到她的丈夫应该陪她一起吃午饭的——可是他中午时分一般都很忙。她把自己丈夫的一切都告诉了塞缪尔：他的个子比塞缪尔稍矮一点，不过，哦，比他好看多了。他是做财务的，钱赚得不多，可是他们在一起很幸福，而且再过三四年他们应该就会有钱了。
塞缪尔的那个与丈夫分居的女人在最近的三四个礼拜里老是吵吵闹闹的，于是通过比较，他把这次会面的快乐看得更重了；她是如此清新，如此诚挚，还有一点点勇敢。她的名字叫马乔里。
他们又定好了下一次约会的时间；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每周都要在一起吃两三顿午饭。当她确定她丈夫要工作到很晚的时候，塞缪尔就会陪她坐船去新泽西，总是在狭小的门廊前与她道别，看着她走进去点起煤油灯，有他那男性的安全感在门外为她守护着。这情形发展成为一种仪式——这仪式令他烦恼。只要那舒适的灯火从前窗上透出来，就到了他该conge[2]的时刻；然而他从来也没有提出要进去，马乔里也从未邀请过他进去。
接着，塞缪尔与马乔里进入了这样一种阶段，他们会互相轻轻地碰一下手臂，只是为了表示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与此同时马乔里和她的丈夫之间有了一次超越情感与危机的争吵，这样的争吵只有在互相非常在乎的夫妇之中才会出现。它开始于一盘冷羊排，或者煤气嘴有点漏气这样的小事情——于是有一天在泰纳饭店，塞缪尔看见她褐色的眼睛下有了黑眼圈，小嘴巴也可怕地撅了起来。
事到如今，塞缪尔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马乔里——于是他对这次争吵的一切可能之处都加以利用。他是她的密友，可以轻轻地拍她的小手——当她轻声地哭诉着那天早上她丈夫说过的话时，他可以把脸凑近在她那褐色的鬈发边；当他坐在双人马车里把她送去渡口时，他已经微微超越了一个密友的界限。
“马乔里，”当他像往常一样在门口与她告别时，他柔声说道，“不论何时，只要你觉得需要我，请记住我会永远在这里等待你，永远等待着你。”
她严肃地点了点头，把双手都放入了他的手中。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我最要好的朋友。”
然后她跑进屋子里去，他注视着这幢房子直到煤油灯点亮。
第二个礼拜，塞缪尔的心处在紧张的苦斗之中。某种执拗的理性在束缚着、警告着他，说到底他和马乔里之间毕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是在这种事情上，通常总会有很多的淤泥使你根本看不清水底。所有的欲望与梦想都在告诉他，你爱着马乔里，你需要她，你必须得到她。
争吵在进一步升级。马乔里的丈夫开始在纽约呆到很晚，回到家中又往往是令人不愉快地兴奋过度，这一切都使马乔里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俩肯定都有着过分的自尊，以至于无法开诚布公地谈问题——因为马乔里的丈夫毕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于是只能是一个误解连着又一个误解。马乔里越来越喜欢向塞缪尔倾诉；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得到一个男性的同情要比向一个女性哭诉来得舒服许多。可是马乔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多么依赖塞缪尔，也没有意识到塞缪尔已经成为她那个小天地里多么重要的一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