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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熬了一夜（几乎整夜无眠），又熬了半天，才能再次面见副总监。去见他时，马克的心智已经饱受磨炼，准备不计条件，接受任何工作。
“我把表格带来了，先生。”他说。
“什么表格？”副总监说，马克这才发现和他谈话的威瑟变了个人。他还是心不在焉，但那彬彬有礼的态度消失了。此人恍在梦境一般地看着他，好像和他之间有千里之遥，但是眼神里有种朦胧的憎恶，一旦两人面对面，这憎恶就可能变成强烈的仇恨。他依然微笑着，但笑容里有种猫一般的神色；嘴唇的线条时而变化，好像暗示着要大作咆哮。马克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只小老鼠。在布莱克顿的“进步派”里，马克所要面对的只是学者，他自己也被认为是知名的研究员之一，但在伯百利这里，感觉就不同了。威瑟说他理解马克已经拒绝了这个职位。他也无能为力再重发职位邀请。他说得含糊不清，又话里藏针，说马克和其他人关系紧张、摩擦不断，说马克行为欠妥，说他到处树敌的危险，还说国研院是如何不能容一个刚来一个星期就看来和其所有成员都吵过架的人。副总说到他和“你在布莱克顿的同事们”就此交谈过，也完全证实了他的观点，这时他的话就更晦涩和有威胁性了。他说他怀疑马克是否能胜任一份学术职位，但也拒绝要给马克任何建议。他话里有话，低声细语，把马克说得沮丧万分，这时才像扔骨头给狗一样扔给马克一个职位：试用期间薪水六百镑一年（大约是这个数，他说他不能代表研究院做决定）。马克接受了，不过他即便此时还打算搞明白一些问题：他该听命于谁？他要住在伯百利吗？
威瑟回答说：“斯塔多克先生，我想我们已经说起过灵活性是研究院的宗旨。除非你把国研院的会员席位当作工作而不仅仅看作任务来完成，否则我凭心说，你还是不加入我们的好。这里没有铁饭碗。我恐怕不能说服委员会专门为你的利益而专设一个与世隔绝、毫无意义的岗位，让你干完特意减轻的工作之后，就自作主张打发时间。请让我说完。斯塔多克先生。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更像是个家庭，或者说，只有一个共同的性格。你所说的那种（那真是太糟了）‘听命于’某几个上级，而对其他同事则任意摆出一步不让的态度，这是绝不允许的。（我必须请你不要打断我。）我不希望你以此种心态去工作。你要让自己有所作为，斯塔多克先生——在各方面都有所作为。我认为研究院容不得那种为自己一己之利张目的人，这种人以森严的条令来给自己的职责划下界限，一旦超出其职权范围，就不肯伸手相助。另一方面，我指你自己，斯塔多克先生，若你任由自己从真正的工作上分心，而未经许可施手协助同事的工作——或者更糟，受到他人干扰——那也是同样有害的。别人漫不经心的建议不应当让你分心，或浪费你的精力。集中精神，斯塔多克先生，集中精神。还有自由给予和索取的精神。如果你能避免上述的两类错误，那我认为，我对你的某些由于你的行为造成的不愉快的印象（这是我们得承认的事实）就可能改观。不，斯塔多克先生，我不能再和你谈下去了。我的时间都满了。我不能再为这种谈话烦神了。你得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斯塔多克先生，早安，斯塔多克先生，早安吧。记住我说的话。我在竭尽所能地帮助你。早安吧。”
马克劝慰自己：要不是他拖家带口，这次面谈的羞辱他一刻也受不了。这让他感觉把责任卸在了珍身上（尽管他没有说出口），也让他能够尽情想象，如果没有珍来让他烦心，他会对威瑟说出什么样的狠话来——这些话，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说的。这让他有一小会儿略有窃喜；到喝茶时，他发现他的卑恭开始有成效了。“仙女”示意他过来坐在自己身边。
“关于阿尔卡山，你还一个字也没有写吧？”她问。
“是没有，”马克说，“直到今天上午我才决定留下来。我下午可以上来，读读你的资料——就眼下而言，我还不知道国研院究竟要我干什么呢。”
“要有灵活性，宝贝，灵活性。”哈德卡索小姐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别人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最重要的是，别再去烦老人家了。”
◆〇◆
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发生的一些事情，日后才看出端倪。
笼罩着艾奇斯托和伯百利的雾气，仍未消散，变得更为浓厚。艾奇斯托的人会认为雾气“从河上来”，实际上雾气笼罩着整个英格兰中心地区。整个艾奇斯托镇大雾蒙蒙，墙湿得能渗出水，桌子潮得能写字，白天干活也要点灯。曾经的艾奇斯托森林已经变成工地，不过也不再让老古板们苦恼，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叮当声、轰鸣声、喧嚣声、吼叫声、咒骂声和金属的嘶鸣。
这种污浊景象不为人见，人们应为之庆幸。因为温德河彼岸的人们正怒气冲天。国研院对艾奇斯托的控制更加严密。温德河水曾经是暗棕的绿色，色如琥珀，水波如银，在苇荡里缓缓流过，轻抚红树根，现在则浑浊不清，泥沙俱下，无数空锡罐、废纸、香烟头和木屑大片大片地在河上沉浮，有时还有油花的虹彩。然后，国研院又侵入了温德河的另一岸，它买的地直抵河的左岸，或曰东岸。此时财务总管布斯比受命去见代表国研院的费文思通和另一位所谓弗洛斯特教授，他这时才听说连温德河本身都要改道：艾奇斯托以后就没有河了。这件事尚属绝密，但国研院已经有权强令这么做了。既然事已至此，那么国研院和学院之间就显然需要调整下彼此的边界。当布斯比听到国研院想一直扩展到学院的围墙外时，他的下巴都快惊掉下来了。他当然拒绝了。在此时，布斯比才第一次听到国研院暗示他们会征用土地：如果学校愿意卖地，研究院会给个好价格；如果学院不卖，就会被强制卖地，仅得到名义上的补偿。费文思通和财务总管之间的关系在这次面谈中恶化了。不得不开了一次特别校务会，布斯比不得不竭尽全力向同僚们掩饰这些事实。而同僚们对他的仇恨犹如惊涛骇浪，甚至真的推推搡搡。他虽然指出现在辱骂他的这些人，当时也是投票赞成卖布莱克顿森林的，可这也没用。不过辱骂他的人，也无计可施。学院现在骑虎难下。他们卖了温德河这边属于学校的一小条土地，可谁也不知道这片土地意义如此重大。这不过是东院墙和河流之间的一片台地。二十四小时后，国研院降临在注定要毁灭的温德河畔，将这片台地搞成个垃圾场。整天都有工人抬着沉重的垃圾，踩着木板，把垃圾卸在学院院墙外，直至垃圾堆高得掩过了原先的海丽塔·玛丽亚之窗，这破窗现在是个木板钉死的窟窿，垃圾甚至已接近礼拜堂的东窗了。
这些天来许多“进步派”的成员退出了组织，加入了对立的一方。那些留下的人，则要面对人们的厌恶，反倒因而更加同舟共济。尽管学院内部分成水火不容的两派，但在对外关系上，倒是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整体。艾奇斯托大学因为把国研院引狼入室而指责整个布莱克顿学院。这可不公平，因为大学的许多高官也完全赞同布莱克顿的这些行动。现在后果既已显现，人们就不记得当年了。尽管布斯比听到的国研院征用土地的消息是秘密的，他也迫不及待地在艾奇斯托的公共休息室里传开了这个消息。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当时要是不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当时布莱克顿学院卖地的原因，学院遭人厌恶之深，与日俱增。本科生们也听到了风头，布莱克顿的讲师们开的课他们也不来了。不仅是布斯比，甚至连完全无辜的瓦尔登，也在街头遭到了围攻。
艾奇斯托镇本来就和大学的意见有相左之处，现在也是动荡不定。打碎布莱克顿学院窗户玻璃的那场骚动不仅在伦敦的各家报纸，甚至在《艾奇斯托电讯报》上也是轻轻掠过。但此事余波未了。沿车站下来的一条陋巷中发生了可耻的袭击，酒吧里有两场打斗，对于国研院的工人们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申诉越来越多。但这些申诉从没有上过报纸。那些曾亲眼目睹这类暴行的人吃惊地在《艾奇斯托电讯报》上读到：新研究院国研院在艾奇斯托风平浪静地安顿下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那些没有亲眼目睹，只有耳闻这类暴行的人们，既然在《电讯报》上没有看到报道，就把这类故事当作是风传或是夸大其词。那些目击者虽然也曾写信给报社，但是报纸从未刊登过这些信。
哪怕这些花絮都可以存疑，但没有人怀疑，镇上所有的旅店都落入了研究院之手，没法再和老朋友去熟识的酒吧小酌了；熟悉的小店都挤满了外人，看起来都财大气粗，物价上涨了；不管上哪辆公共汽车都要排队，电影院总是坐满了人。曾俯瞰宁静街道的居室如今整日被前所未见的车水马龙摇撼：不管去哪，总有大群的陌生人在身边推推攘攘。对于一个像艾奇斯托这般微小的内地小市镇来说，即便是从英国另一边来的游客也会被看作外人的：而现在，北方口音、威尔士口音，甚至爱尔兰口音整日近在耳边，吼声、尖叫声、歌声不绝于耳，雾中走过身边的也是外来人狂野的面孔，实在让人厌恶。“这儿要出乱子！”很多市民都这么说。又过了几天，不知道谁最先说：“我觉得这些人就想捅出乱子，我们需要更多的警察。”最后，《艾奇斯托电讯报》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一片不起眼的豆腐块——比人的巴掌也大不了多少的小乌云般的短文——似乎暗指当地的警察对付不了新增的人口。
这些事珍都不予关心。她这些天只不过是在“混日子”。没准哪天马克就让她去伯百利。没准他又放下了整个在伯百利的计划，回家来了——他写的信既简短，又满腹怨言。也许珍自己要去圣安妮见见丹尼斯顿夫妻。她还在继续做梦。不过丹尼斯顿先生说对了：如果你把这些梦当作“新闻”，感觉就好多了。要不是这样，她简直没法忍过这些夜晚。有一个梦，她一再做，梦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像是躺在床上，但床边好像有什么人，这个人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坐下来看她。他手中拿着笔记本，时不时写上一条。要不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专心致志而又耐心十足——就像是个大夫。她以前曾见过此人的面孔，现在则熟悉得清清楚楚：夹鼻眼镜、俊美、很白皙、长相出众，还有那一小撮尖胡子。以此估计，如果此人也能看到她，那对她的长相也是了如指掌了：因为此人研究的对象无疑就是珍本人。此事刚发生时，珍没有写信告诉丹尼斯顿夫妻。即便第二次发生时，珍也把信一压再压，直到超过了寄信的时间。她有种希望，就是她一声不吭越久，丹尼斯顿夫妻就越可能来再次看望她。她希望别人来安慰她，但是她希望不用自己再去圣安妮，不用面见“渔王”，被拉进他的圈子里去。
与此同时，马克正在为阿尔卡山平反。他之前从没有看过公共档案，现在觉得这档案真是难懂。尽管他尽力掩饰自己对此一无知，但“仙女”还是很快发现了。她说：“我带你去见开普顿，他会拉你一把的。”马克就这样大多时候和她的副手开普顿·奥哈拉共同工作，此人身材高大、白头发、面孔英俊，他那一口英语口音，用英国人的话来说，是南方土话，对爱尔兰人来说，则是“该用把小刀割掉的都柏林人口音”。他自称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在莫特堡有一席之地。他对公共档案的解释，什么Q式记录，什么文件流程系统，还有他所谓的“除杂草”，马克都听得一知半解。但马克又羞于承认这一点，于是结果是，奥哈拉实际负责一手挑选文档事实，马克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写文章的。他尽力对奥哈拉掩饰这一点，显得他们好像真的在并肩协作；这样，他自然也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再次反对人家只把他当一个新闻作者了。他确实是善于鼓动人的（这对他的学术生涯帮助很大，他自己倒不愿承认），他的新闻写作也大获成功。他所写的关于阿尔卡山的文章和信件现在在拥有数百万读者的各大报纸上出现，要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想上这样的报纸，是绝不可能的。他不禁有些飘飘然的激动。
他也向开普顿·奥哈拉倾诉自己囊中羞涩之忧。什么时候发工资？此外，他连小钱也没有了。他的钱包来伯百利的第一夜就丢了，再也没有找到。奥哈拉哈哈大笑：“你只要去找下管家，想要多少钱都行。”
“你是说这些钱会从下个月工资支票里扣除？”马克说。
“兄弟，”开普顿说，“你一旦进了研究院，老天保佑，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不是正要接管整个货币问题吗？造钞票的就是我们。”
“是这样吗？”马克气喘吁吁，又说，“但是如果你要离开研究院，他们不是要收取一大笔钱吗？”
“你真想谈谈离开研究院的事吗？”奥哈拉说，“没有人离开过研究院。至少我知道唯一一个离开的人就是老辛吉斯特。”
这时，辛吉斯特的命案侦查已经告终，定性为不明身份的某人或某些人谋杀了他。在布莱克顿学院的礼拜堂召开了葬礼仪式。
这是起雾的第三天，也是雾最浓的一天。雾气是如此浓厚和洁白，看上去都会刺痛眼睛，远处传来的声音都湮没了。学院里只能听到从屋檐和树叶上滴落的雨点声，以及礼拜堂外工人的吼声。礼拜堂内，烛火朝天高烧，每朵烛火都团着油亮的光晕，可这座礼拜堂里还是一片昏暗；要不是咳嗽声和脚步声，谁也不知道礼拜堂里已经近乎座无虚席了。柯里黑衣黑袍，隐隐显得格外魁梧，他在礼拜堂西端走来走去，时而私语，时而凝视，担心浓雾会让那些他称为“遗族”的人迟迟不来，但对于负责整场葬礼仪式的这个重担落在他肩头，却颇为乐意。柯里对于学院的葬礼非常在行。他是个完美的殡仪员；他表现得克制有礼，刚强友善，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依然不忘他是学院之父（反正他自己这么觉得）。其他人可以悲伤忘形，可他无论如何不能垮掉。曾目睹这类葬礼的陌生人，在开车离开时常彼此说：“你看看副院长那人多悲痛，但是又克制有礼。”他这么做并不是伪善。柯里已经如此习惯于掌管同僚们的生活，理所当然地把同事之死也掌握在手中；如果柯里有个能分析的脑筋，他也许会发现，他本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即便在死者已经寿终正寝之后，柯里本人对死者的影响力，他那手段圆滑、幕后操纵的力量，依然在死者身上萦绕不去。
风琴开始演奏，湮没了礼拜堂内的咳嗽声，也压倒了礼拜堂外更刺耳的噪声：钢铁铮铮，还有不时往学院墙上扔重物时激起的震荡。但正如柯里所担心的那样，浓雾让棺材来迟了，风琴师演奏了半个小时，门口才一阵骚动。死者的家属，身着黑衣的辛吉斯特家族的男女们，一副乡下人的长相，背挺得笔直，被引入留给他们的座位。持杖者、牧师助理和监察官进来了，艾奇斯托的大教区长也进来了；然后是合唱，唱诗班，最后棺材终于进来了——那就像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孤岛，在浓雾中朦胧地浮动，雾气从敞开的门口好像奔涌进来，更加浓厚、冰冷和潮湿。仪式开始了。
卡农·斯托利执掌仪式。他的声音依然优美，浑然忘我的神色也同样优美，这是因为他信仰坚定，而且耳聋。他对着这个傲慢的老无神论者的尸体，读下虔诚的词语，并不因为这尴尬而内疚，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死者居然不是基督徒；而由于失聪，他对于自己的嗓音和礼拜堂外的噪声古怪的一唱一和也浑然不觉。换了格罗索普，要是在礼拜堂里的一片寂静之中，听到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大吼“你该死的大脚遮住光了，快拿开，要不我结实揍你一顿”，会吓得畏缩；但是斯托利不为所动，一无所知，接着说：“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1]
“我这就过来给你的丑脸上捶上一拳，你等着。”那声音又说。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2]斯托利说。
“真可耻，真可耻啊。”柯里对坐在身边的财务总监咕哝着。但某些初级研究员觉得有些滑稽，他们想到，如果费文思通在场（他未能出席），他会多开心啊。
◆〇◆
马克因为顺从而获得的奖赏中，最令他高兴的莫过于进入图书馆的特权。那个惨淡的早晨他误闯图书馆后不久，他就发现图书馆虽然名义上是公共的，但实际上是为一部分人准备的，他有过经验，在学校里，这部分人叫“家族”，在布莱克顿学院，这部分人则叫“进步派”。机密的要谈都在图书馆的炉前地毯边，时间都是从晚上十点直到午夜。正因为如此，有天晚上费文思通在休息室里悄悄贴近马克说“到图书馆去喝一杯吧”的时候，马克才会展颜而笑，欣然同意，对上次他和费文思通的谈话毫不记恨。要是他还略微因为自己这么做而自觉羞辱，他也强力压制和忘记：这类想法也太幼稚、太不现实了。
图书馆里的小圈子一般有费文思通、“仙女”、费罗斯特拉多，令人吃惊的是，史垂克也赫然在列。斯蒂尔不在列，马克内心的伤痛深感宽慰。显然他已经凌驾了斯蒂尔，或者说比斯蒂尔更资深，国研院当初的许诺实现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有一个频频出没于图书馆的人他不太了解，此人沉默寡言，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尖胡子，是弗洛斯特教授。副总监——马克现在也叫他副总，或者老人家——也常到来，但是行事乖僻。他习惯漫不经心地走进来，在室内闲逛，和往常一样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嗯哼着。有时他走到壁炉旁这群人身边来，侧耳倾听，脸上隐约有种慈父般的神情；但他绝少开口，也从不加入这群人。他会飘然离去，可能在一小时后又会再来，在屋子里的空处闲逛一番，再次走开。自从上次关于马克学术问题的那次丢人的会面之后，他就再也没和马克说过话。马克从“仙女”那里听说，他依然失宠于副总监。“仙女”说：“老人家的态度会软下来的，但我以前告诉过你，他不喜欢听人说要离开研究院。”
这个圈子中最让马克看不惯的就是史垂克，史垂克没想让自己说话的腔调和同事们一样低俗和现实，他从不吸烟，从不饮酒。他会一言不发地坐着，瘦削的手抚摸着磨光的裤子膝盖，悒悒不乐的大眼睛转来转去，看着说话的人，既不想争辩，在别人说笑时，也不同乐。有时——也许某天晚上有那么一次——有人说的话突然激发了他：通常话题是外面世界的反对派是如何抵抗的，而国研院又该如何应对。此时，史垂克会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时而威胁，时而抨击，时而预言。奇妙的是，其他的人既不会打断他，也不会发笑。这个粗野的人和其他人之间有一种更深层的联系，所以其他人尽管显然毫不喜欢他，也不会群起而攻之。至于这联系到底是什么，马克没能发现。有时史垂克单独和马克说话，话题是复活，这让马克很不自在，又迷惑不已。“复活不是个历史事实，也不是个神话，年轻人，”史垂克说，“而是一个预言。所有的奇迹——都是大事将至的先兆。消灭所有虚假的神性，一切都会发生，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我们这个唯一的世界上。主是怎么告诫我们的？医治病者，驱除恶魔，起死回生。我们会遵此而行的。人之子——也就是人类自身，已完全长大——有能力裁决这个世界——无穷地散布生命，无尽的惩罚，你会看到的，就在此地此时。”这些话都让人很不自在。
辛吉斯特葬礼后那一天，马克第一次尝试自己走进图书馆；在此之前，都有费文思通或费罗斯特拉多陪他来。他对图书馆会不会接纳他有些小疑虑，但是也担心如果他不尽快表明自己有进入图书馆的权利，这种谦卑也会对他不利。他知道，在这种问题上，不管哪个方面上出了错，都是同样致命的；不得不猜一下，冒个险。
结果是大获成功。圈子里的人都在那里，马克还没有关好身后的门，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满脸欢迎，费罗斯特拉多说：“看哪[3]。”“仙女”则说：“说曹操，曹操到。”马克顿感如沐春风，炉火从没有如此明亮，酒香从没有如此诱人。大家居然在等他，有人需要他。
“你写两篇头条新闻要多久，马克？”费文思通问。
“你能通宵写文章吗？”哈德卡索小姐问。
“包在我身上，”马克说，“要写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