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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不得不去横滨了。不过下田这时偶然想到，可以趁这个机会在列车内打一通电话。
车内的电话管理由餐车的服务员负责，下田说出专案小组的电话号码时，那位服务生在一张“电话发话表”上记下受话局和电话号码。在表格上还有整理号码，按费用区分的发话局名称、通话时间及通话费用等栏。
这些空白栏大概在通话以后会记下必要的内容，也就是发话表成为记录。
“这张表格要送到那里？”下田问服务生。
“下行车送到大阪电话局，上行车送到东京总局。”服务生以职业化的口吻回答。
“送去以后会保管多久？”
“我不知道。这个号码可以接通了吗？”
“嗯！拜托。”已经超过了服务生能回答的范围，下田点点头。
进入电话亭里不久，电话铃就响了。接线生说：
“接通了，请讲话。”
听筒里传来石原警部的声音。
“听说你是从回音号列车里打来的？”
“是的。您怎么知道？”
“接线生这么说的，而且还听到车轮的声音。”
下田的电话直通专案小组，所以不需要经过署里的总机，所以石原警部听到的接线生声音，应该是电话局的人。
因为请求取得冬本的相片时，已经简单的报告过，所以警部了解这次电话实验的意义。
“已经从演艺周刊杂志社拿到了几张冬本的照片。”石原尽量利用“实验电话”。
“太好了，那么在今天以内就可以取得服务员的证词了。”
“冬本的发话记录还在吗？”
“关於这个嘛……能不能立刻派人到东京郊外的电话局？听说以前的发话记录表都要送到那里。已经过了很久，不知道还会不会留着？”
下田非常担心这件事。自从事情发生以来，已经快要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电话局会不会保存每天上下超过一百次的新干线列车内的电话记录？下田一点把握都没有。
即使发话记录没丁，也有可能采得服务员的证词。唯有他们的证词和发话的号码与千代田庄一致时，冬本的不在场证明才算完整无缺。
下田听过大川对专案小组报告调查经过后，挂断电话。既然山村承认和冬本通过电话，他这一方的调查就更加重要。下田觉得自己突然有参加比赛前的紧张。
从横滨折返的下田，到八重洲口的派出所拿到了几张冬本的照片。当他拿到之后，准备到回音号停靠的月台时，正好有一辆巡逻车在派出所门前停下，佐野刑警走下车。
“下田先生，找到了！”佐野刑警拿出一张纸在下田面前晃了晃。不消说，那是十月十四日回音一六六号列车的发话记录表。
“真的找到了！”
“听说保存期限是六个月。”
“那么，千代田庄的电话号码？”
“在这里。东京二六一——四八六一。通话两次。第一次是从十七时二十二分起两通，第二次从二十时四十九起一通。”
通话时间和冬本的叙述完全一致。现在只要从列车服务员那儿证实发话的人就是冬本本人，他的不在场证明就能完全成立。
甚至可以说已经成立。这通电话的受话者山村已经告诉大川，的确是在这个记录的时间里，以所申请的电话号码通话。因为企划而在电话里吵架，反纪久传播的旗手山村不可能为冬本做伪证。
当然表面上的恶劣关系，也可能是伪装的，所以冬本和山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查证。总之，冬本的不在场证明逐渐成立，下田不由得感到失望。
现在他们逐步搜集到的资料，有足够的效力可洗清调查上最有嫌疑者的嫌疑。调查人员在追查罪犯时，有义务使真相大白，保护人权。
所以，能使一个无辜的嫌疑犯获得清白，调查人员也应该感到高兴，但他们也是人，费了很久的劲找到嫌疑犯，却慢慢证明他无辜时，还是会很失望，专案小组的气氛也会趋于沉闷。
不能因为下田感到失望就责备他，要求刑警彻底抹煞人性未免太残忍了。
需要注意的是，因求功心却，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把无辜的人当成罪嫌。
想要在刑警的人性兴嫌疑犯的人权之间划清界限，非常困难。
3
回音号准时到达。因为在发话登记表上有管理人员签名，所以很快就可以见到冬本申请通话的服务员。它是第五号餐车上的服务员。
这位叫酒井圭子的年轻服务员，在完成四小时的勤务之后，突然有刑警来找她，似乎吓了一跳。
“酒井小姐，我知道你刚下班很累，却不得不打扰你一下，这份发话记录是你负责的吧？”
“是，是的。有什么……”
酒井圭子因下田刑警提出问题而露出不安的表情，大概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刑警找她吧。她是个睑颊红润、健康的女孩。
“那里，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下川为了解除酒井的紧张，露出温和的笑容：“只是为了一项调查的参考。请教你在这一张表中，十七时二十二分与二十时四十九分要求和三六一——四八六一通话的人，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子吗？”
如果一开始就拿出相片询问，会变成暗示性很强的询问，问答的正确性会降低。
“是这名男子吗？”这样的问题，首先就以男子为事实前题，而回答的一方只有在“是”、“不是”之间选择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