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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用了四个小时才把现场清理完毕，接下来展峰还要对所提物证进行分类检验。在确定嫌疑人之前，吕瀚海这位实力派影帝也只能先回贼帮等待消息了。
二十九
本案目前已经处在半公开的阶段，市局抽调不少精兵强将，好协助展峰完成物证检验工作。
案件碰头会在24小时后就开始了，除了914专案组成员，展峰没有邀请任何人参加。展峰习惯先听取他人意见，而第一个发言的大多是嬴亮。
“我在屋内找到了吴培根的身份证，到期时间为2008年，也就是说，在他作案期间，该身份证仍在有效期范围。查询关于此证的所有轨迹，并没有发现他曾跟谁结伴住过酒店或乘坐过火车。如果他真和串子结伙作案，为什么两人无一点交集？”
司徒蓝嫣本对此也有疑问，既然嬴亮开了个头，她就顺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观察了吴培根的日常家居摆设。厨房落满油污，只有一人的碗筷；室内物品摆放凌乱；杂物间墙根下，堆砌有近百个白酒瓶；尤其是卧室床头前，还有半箱未打开的瓶装白酒。种种细节可以看出，他是长期处在一个靠酒精麻痹自己的颓废状态。颓废是一种意志消沉、精神萎靡的内心反映。形成条件因人而异。心理学上做过一项调查，男性颓废的根源多来自婚姻家庭和生存压力。前者暂且不说，我们重点来分析后者。
“常见的生存压力多表现为生理疾病压力、经济压力、精神状态压力。在面对压力时，能够自我控制，有条不紊，即所谓的因势利导，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绝大多数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并不能做到合理调整心态。
“我看了吴培根的资料，他只有小学文化，应聘到县医院当保安，因为跟窃贼殊死搏斗，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所以才被医院评为明星保安。在众人的关注下，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而在认知上会本能地给自己套上一层光环效应。他内心情感也会因为这个达到一个顶点。为了使光环永远保持亮度，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抓贼。
“在没有正确引导的情况下，他其实是进入了一个急功近利的阶段。不巧的是，悲剧突然发生，他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两年。因为抓贼这同一件事，走了两个极端，这种心理落差是造成他颓废、逃避现实的主要原因。吴培根刑满释放后，好友翟国庆慷慨解囊，他找到了一丝慰藉，这也是他不管多晚收工，都要去医院找翟国庆喝两杯的缘由。
“事实上他内心的主导情绪还是悲观跟落寞。离开翟国庆回到家中，他还是只能靠酒精才能睡着。友情作为调和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安抚作用。但随后发生的医院坠楼事件，是他情绪突然爆发的诱因。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心理刺激，以至于他可以放弃友情，去药房偷乙醚。
“在翟国庆发现乙醚失窃后，两人因为这个闹僵，悲观情绪唯一的调和剂也荡然无存。在心理暗示逐渐加重后，他把所有的消极情绪全部施加在了窃贼身上，以致发展到需要杀死对方才可以解恨的程度。从以上心理活动看，吴培根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那么我们再接着分析下本案的作案人到底有几个。串子是贼，而吴培根的杀人动机，是源于对贼的恨！两人水火不容，我看他俩不可能在一起合作。”
嬴亮假设说：“如果串子隐瞒自己的身份呢？”
司徒蓝嫣道：“任何合作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吴培根对串子不了解，他怎么敢跟对方联合起来干杀人的勾当？串子是江湖中人，必定会保留一些江湖人的作风，接触时间长了，吴培根不会发现不了猫腻。我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命题，假设并不成立。另外，吴培根的作案诱因就是心理落差跟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如果他有一个能要好到‘一起杀人’的朋友，那么他作案的可能性反而会大大降低。所以我认为，本案是吴培根一人作案，串子并没有参与。”
展峰连连点头。“凶手驾车随机等候目标，然后用乙醚迷晕，在车厢内把对方杀死，最后抛尸。整个过程一人足以完成。另外，我在杂物间内发现了一把铁锹，锹面附着大量泥土，锹把残留血痕。吴培根作完案后，应该是把尸体掩埋在了某个地方。这种处理方式，需要大量体力，要是有帮手他不可能一人完成。所以，我也认为本案没有第二人参与。”
嬴亮为难地说：“本以为串子和狗五是一起案子，没想到到头来，还八竿子打不到一边！”
展峰却说：“也不能就这么肯定。”
嬴亮有些好奇，“哦？难道真有关系？”
“暂时还不清楚，但我始终感觉事有蹊跷。”
“什么蹊跷，展队你快说说看。”嬴亮急不可耐地问。
展峰把铁锹的照片打到投影上：“这是一把专门用来挖坑的尖头铁锹，锹柄加锹面总长155厘米，比地鳖虫的厢体还要长12厘米；为了不让铁锹露出，在携带时，只能把铁锹沿长方体对角线斜放，车厢要处于空厢状态。也就是说，凶手在把目标迷晕后，会先回趟家，带走挖坑工具，然后再进行埋尸。既然要回家，那在院中杀人要比在室外稳妥，因为这个，再次重建作案过程就是：等候目标——迷晕——带回家中杀死——取铁锹埋尸。从院子中留下的物证不难看出，他是在做完最后一起案子后，仓皇而逃。问题可能是出在了埋尸环节。”
司徒蓝嫣秀眉一挑：“难道说，凶手埋尸时被发现了？”
“对！而且发现尸体的并不是警察，否则他会直接弃车逃逸。他敢把车骑回家，说明他清楚，就算被发现，仍有一段缓冲时间。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2003年以来，本市无一起命案积案，也就是说，那个人并没有报案。
“还有，在检验铁锹上的泥土样本时，我发现了大量草木灰成分。巧合的是，最后一案发生在2003年4月8日，是清明节过后的第三天。清明祭祖焚烧的黄纸，是草木灰主要的来源方式。我怀疑，凶手把尸体埋在了墓地附近。
“2003年，本市墓地还没什么规划，只要是个山头，都能葬人。但考虑到地鳖虫的最大行驶公里数，主城区范围内牛家山是凶手的唯一选择。牛家山位于塔山区的正南方，处在两市的交界处，距吴培根住处直线距离约50公里。地鳖虫满速前进四十分钟才能到达。墓地白天都看不见几个人影，到了晚上更是人迹罕至。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凶手在夜晚埋尸的时候，会被什么样的人发现？退一万步说，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就算是凶手被发现，他的反应也未免太强烈了些，不是吗？”
司徒蓝嫣表示赞同，“展队说得没错。凶手杀人时戴了口罩，那他在埋尸时不会不戴。就算被发现，对方也不可能看清凶手的长相。另外，他驾驶的地鳖虫并没有特殊标记，属于扎进人堆就无法辨认的那种。他应该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暴露。凶手仓皇逃离的恐惧并不是源于警方，否则他首先要做的是清理作案工具，逃避打击。如果把警方排除，那么能威胁他生命的，就只剩下贼帮了！”
三十
随着专案会的深入，本案的细节也逐渐清晰起来。
展峰又陆续出示了几份DNA报告。经比对，在吴培根家中提取的生物样本，跟贼帮最后一名被害人癞麻完全吻合。这至少证明了狗五等六人的失踪，跟他绝对脱不了干系。有了实质性的证据，抓捕吴培根就显得迫在眉睫。可让嬴亮头疼的是，吴培根这人已销声匿迹十六年，要想找到下落何其困难。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打破僵局的却是会上一直没有开口的隗国安。在现场勘查时，就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出于好奇，他从里屋跑到外屋来回看了看，这让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堂屋里，有一张长约一米五的长条桌紧靠北墙。本来这种摆设并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受吕瀚海影响，每当遇到老式家具，隗国安都习惯近距离观察观察，倒不是为了查案，纯粹就是看看是不是红木或黄花梨。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研究木料材质的过程中，他竟无意间发现桌面上有星星点点火烧痕迹，痕迹附近散落有一小撮稻米。再往白墙上看，又能发现泛黄的烟痕。痕迹呈大写的V字形，中间有大片留白。从留白的面积可以判断，这里明显曾悬挂过一个相框。按照当地风俗，只有拜祭有养育之恩的长辈才会在香炉中放入稻米。凶手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还不忘带走香炉和遗照，那么这个人到底和凶手是什么关系？
为了搞清这一点，展峰找到了吴培根曾经的好友，那位弄丢乙醚的药房老板翟国庆。据他的说法，吴培根很少提及他的家世，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一个人。吴培根的住处他曾去过几次，也留意到了堂屋的香炉。他只能回忆起照片上是位老妇，但他并没有询问吴培根跟逝者的关系。他隐约记得，有一次在上香时，吴培根喃喃自语，称逝者为“陶奶”。
“他在逃跑时，没有带走身份证，说明证件对他的用处不大。虽说那时候火车、汽车还没有实名制，但外出务工，必须出示证件。既然不带，表明他有一个可以给他提供生活来源的地方。”司徒蓝嫣说道。
“20世纪初，跑路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去大城市，要么就选择偏远农村。吴培根自知大城市贼帮活跃，选择前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农村多为同姓宗族关系，外人很难长住，除非有亲戚投靠。”隗国安也补充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溯源，专案组干脆把吴培根的户籍档案全部找了出来，在翻阅纸质档案时，司徒蓝嫣发现了一张手写的火化证。该证是吴培根迁户时提供的，内容为证实原户主已死亡，无法到派出所办理分户手续。火化证上的逝者信息，终于让专案组发现了端倪。
死者名叫陶华芝，1929年8月1日生，病逝，火化日期为1993年3月6日，享年65岁，在落款的位置，隐约可以看到一行小字：大桥县殡仪馆。
…………
TS市九区三县，这个面积较小的大桥县最为偏僻，被一条柳平河隔绝，早年县里的居民进趟城，要摆渡四十分钟，时至今日，那里车辆通行还要依靠渡船运载过河。因为出行不就，为了方便居民，县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院、学校、火葬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十分完善。
1993年陶华芝去世时，计算机还没普及，对于早年销户的居民，户籍系统查不到任何信息。好在大桥县殡仪馆每年火化的逝者并不多，档案室内保存着建馆以来的所有资料，专案组从这里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地址——大桥县陶圩村。
一波三折后，该村的老村长陶士德总算给专案组提供了些线索。
陶士德说：“陶华芝和我平辈，比我大10岁。她丈夫死得早，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当年有人劝她改嫁，可她就是不肯，守了大半辈子寡。培根是从十里开外的吴家庄讨来的。据说，孩子生父从外地拐了个女子当媳妇，女子给她生下一子后，卷了家里所有的钱跑了。孩子生父因为这个犯了神经，把孩子一丢也跑了。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家家户户都五六个，负担都不轻。这个孩子只能先寄住在村长家里。当年，我去乡里开会时，村长见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好给孩子讨条生路。我回村后就找了陶华芝，她满口答应要养这个孩子。抱回来时孩子已上了户口，所以名字这些年就没有改，一直叫吴培根。”
展峰问道：“陶华芝去世后，吴培根有没有回过村子？尤其是在2003年前后。”
陶士德想了想，说：“回来过，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再没见过。”
嬴亮问：“去哪里了知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他外地还有没有亲戚可以投奔？”
“他哪儿来的亲戚……哦，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嬴亮忙问：“什么事？”
陶士德回忆说：“俺们村有一位跟培根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出车祸去世了，户口一直没注销。他们家跟陶华芝是亲戚，按辈分培根跟小伙还是表兄弟，培根临走时，说他准备外出打工，可他的身份证弄丢了，补办需要很长时间，就拿走了小伙的身份证。我是听人闲聊时说的，我当时还怀疑培根会不会犯事了。”
嬴亮心中一紧，“小伙叫什么？”
“陶鑫，他父亲叫陶启运，按辈分还得管我叫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