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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很静，大概身边没有子女同住。
“远道而来，一定很累了吧，我给您理出一间卧室。您先淋浴，然后休息一下，等一觉醒来正好大家一起吃晚饭。”雷震指着内客厅边上一间卧室说。
“我已经订好旅馆了。”森永有点意外，他初次上门，不打算住在主人家里。
“你说什么？森永。三十多年没见的老朋友重逢，怎么能住旅馆？内人知道你要来，早就准备好房间等你了。”雷震摇着头说。
“麻烦夫人了，真过意不去。”森永不安地道谢。
“麻烦什么呀，内人扳着手指数天数盼你来呢。饿了吧，睡前稍微吃点什么吧。”雷震的语调仍然象当年对少年森永说话时一样，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三十六年前的情景，眼前的森永似乎只有十八岁，而且自己好象也年轻了。
“在飞机上睡过了，一点也不睏，让我洗个澡，然后我们三人好好聊聊。”飞机上睡过是说慌，但森永知道现在很兴奋，就这么上床也睡不着。
“要是真不睏的话，我也想好好聊聊，想说的话多着哪。”雷震高兴地说。
森永洗完澡换好衣服，再回到内客厅时，室内飘散着一股咖啡和桔子的混合香味。
“喝点内人自己煮的咖啡吧，不是美国咖啡，是真正的咖啡。日本人喜欢喝很浓的。”
森永还没有完全适应时差，喝一杯浓浓的咖啡正合适。茶几上放着咖啡杯，还有新鲜的桔子和三明治。
“晚餐前先吃点垫垫饥吧。”雷震指着面包和水果说。洗澡、咖啡和加利福尼亚蜜桔使森永心情十分舒畅，同雷震、张孚一起开始了阔别后的畅叙。
“我一看到报上登的照片，就觉得很象您。”
“我也预料你会从日本到美国来找我的。”
“您刚来打听的时候，我还没有料到您就是森永呢。”张孚插话说。
希鲁比亚夫人回到厨房给三人重新沏上中国茶，又端来快餐。
三人回首往事，侃侃而谈，话多得说不完。
“您和张孚怎么会到美国来的呢？”
雷震看了张孚一眼，二人好象事先已有约定。
“不方便的话，我们就不谈这个吧。”森永看了二人的神情，觉得自己似乎问得不合适。
“不、不，按理说没什么不方便的……”
“你离开我后，我就把张孚当作你一样对待。离开八路军后，我带他到了上海，在上海同一个名叫安德西鲁的美国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不但很有钱，而且又有政治野心。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有宣传工具迅速、大规模地宣传他的观点才行。于是，安德西鲁收买了《中国时事漫画》杂志作为自己的喉舌。
“安德西鲁在《中国时事漫画》上介绍了中国文艺。不久，在安德西鲁的资助下，我开起了中国文学翻译公司。
“安德西鲁还有经商的才能，翻译公司办得很兴旺。一九四九年一月，共产党军队攻克北京，同年十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翌年六月，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听到了美军也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新闻，而且手段同731部队在宁波打细菌战时酷似。即用陶瓷式炸弹喷撒的方法，投下细菌、病毒，以及受其他病毒污染的生物，于是投放地区就流行鼠疫、霍乱、炭疽病、流行性出血发热病。
“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认为一定有原‘731’的成员在暗中帮助美军打细菌战。我的弟弟和妹妹都被‘731’抓去，弟弟还成了人体试验的牺牲品，所以我对‘731’部队的动向十分关心。”
“您怎么知道弟弟牺牲在人体试验中的呢？”森永终于插上嘴提问。
“妹妹告诉我的。”
“妹妹是怎么知道的呢？”
“据说是听救她出来的队员说的。”
“您同妹妹什么时候见的面，什么时候分别的呢？”森永在雷震身边的时候，从未看到他妹妹来访过。森永隐瞒了“731”的经历，所以雷震也没有向他打听妹妹的下落。
“是我在《中国时事漫画》上发表文章后。一个偶然的场合，她看了我的文章，就找到上海来了。妹妹也会一点英语，我来美国之前，她曾一度短期帮助我进行翻译。”
“她为什么不一起来美国呢？”森永迫不及待地当面问雷震，他急于了解雷震迁居美国后是否同妹妹有联系。
“我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来龙去脉很感兴趣，但不久《中国时事漫画》杂志停办，翻译公司当然也解散了。安德西鲁打算回国，邀请我一起去美国。我借这个机会迁居美国。我邀张孚和妹妹同行，妹妹不愿离开中国。没有办法，我只好同张孚二人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知道妹妹的情况了。如果平安无事的话，现在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常常在心里祝愿她生活愉快、幸福。”
看来雷震不知道杨君里的悲剧。接下去就要把这件事告诉他，这是栋居交办的艰巨任务。这件难办的事他想尽量慢一点再说出口。
“从迁入美国到今天，你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到美国后，我就以写评论为生，我专门写有关中国革命和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文章。不久，我同希鲁比亚结婚，取得了在美国居住的权利。并被人们称为中国问题评论家。好歹靠一支笔能生活了。正在这时，美苏之间开始了冷战。
“以后，麦卡锡主义的风潮席卷了上院，与此同时又在议会里成立了调查小组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议员同麦卡锡相配合，捡举了那些有参加反美活动嫌疑的公民、公务员、文人，并召到国会加以判决。
“我也因为写过一些论文而被调查小组委员会传讯。我曾经调查过原日本细菌部队成员协助美军进行朝鲜战争的事实，但由于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阻挠而中断。
“我受到调查小组委员会的弹劾，罪名是‘书写旨在推翻美国政府的文章’，并在实际上剥夺了作为评论家的写作权利和学校讲师的公职。以后又进行了判决，起诉我有关朝鲜战争使用细菌武器的文章是虚假的，文章中伤了美国政府。
“判决拖了好几年，在公审庭上，我指出GHQ曾起草过有关日本第731部队的文件，提议用这份公文作证据。我坚持说，美国不是民主主义的国家吗？为什么不保障言语自由呢？进行说理斗争。我想政府总会把那份文件拿出来作证吧。
“我的提议使政府更加难堪了，秘密文件怎能提交公判庭呢？于是，突然有一天要了结我的案子，那是一九六一年，判决的内容是‘没有继续审判的必要’。说是‘判决’，其实确切地说，应该是政府撤回了起诉。
“在调查小组委员会起诉我的一段时间里（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生活过得最艰难。受到报刊杂志的大肆攻击后，用文笔糊口的路子走不通了。安德西鲁的援助也没有了。我从朋友那里借来钱，买了一间半旧的房子，同张孚一起修葺、整理后转手卖掉；再买一间房子，再修好卖掉……就这样一共买、修、卖了十四间房子，勉强维持着生活。直到一九六〇年底，在一次转卖旧房子时同时转卖历次修房中收集起来的旧家具，正好遇上旧家具价格暴涨，于是我就同希鲁比亚一起开了这家古董店，一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