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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学教书，原来相当费劲，这是顾冈起初没有料到的。学校在五里外一个小山上。这一点路，平常走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因为饿着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夹背。迎着那噎人的西北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里连一根粉笔都捏不牢。
简直没得吃。他这次下乡，是打算吃苦来的，预先有过一番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就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有许多朋友曾经下乡参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满口经验之谈。他们给了他许多忠告。“农民是天真的，”他们说。“他如果对你有好感，也说不定就会把他咬过一口的大饼送给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农民家里去，也许他们用一块稀脏的尿布抹凳子，请你坐。你要是皱着眉头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顾冈并不觉得农民像他们说的那样天真得近于傻气。至于大饼，在乡下就没看见过这样东西。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草。
当然这件事是不便对于人讲起的，对王同志尤其不能说。因此也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饥饿的滋味他还是第一次尝到。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着他，钝刀钝锯磨着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阳光静静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里砍柴，风里飘来咚咚的锣鼓声……这两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队在那里演习。
大家仍旧照常过日子，若无其事，简直使人不能相信。仍旧一天做三次饭。在潮湿的空气里，蓝色的炊烟低低地在地面上飘着，久久不散，烟里含着一种微带辛辣的清香。
一到了中午，漫山遍野的黑瓦白房子统统都冒烟了，从墙壁上挖的一个方洞里，徐徐吐出一股白烟，就像“生魂出窃”一样，仿佛在一种宗教的狂热里，灵魂离开了躯壳，悠悠上升，渐渐“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顾冈望着炊烟，忽然想起那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在他们的艰苦的生活里，食物就是一切，而现在竟是这样长年挨着饿。怎么能老是这样下去呢?他不由得感到一丝恐惧。
他眼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瘦下来，他最担忧的就是这一点。参加过土改的人都夸口说，在乡下过三个月，都长胖了。还有人说，去了那么一趟，把他们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据说什么都治得好。看见有些落后份子退缩不前，他们就说：“那生活虽然苦，只要思想搞通了，你反而会胖起来的。”反过来说，如果吃不了一点苦就变瘦了，那显然是思想还没搞通，下意识里还在那里抗拒着，不愿意改造。顾冈心里想：再过两三个月，他一定瘦得皮包骨头，回去怎么能见人呢?他又决不能告诉人，说是饿出来的。说乡下人都在饿肚子，这话是对谁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当作“国特造谣”给逮了去。
顾冈是很以他的幽默感自负的。他对自己说，共产党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讲到职工的待遇方面，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尽管工作时间特别长，但是照样还是可以精神焕发，身体健康。顾冈想起前一向报纸上宣传得很厉害的博全香下乡土改的事，不由得苦笑了。这美丽的绍兴戏女演员，是一个积年的肺病患者。这次她也报名参加土改，在乡下写了许多信给她所有的报界的朋友们，说得天花乱坠，说她自从到了乡下，辛苦工作，健康反而大有进步。她有一次替农会做“传达”，到邻村去送一封信，踏着二尺深的大雪，穿着一双草鞋，走了三十里路，现在她一顿能吃三大碗白饭，体重增加二十磅——要是有三大碗饭在这里，顾冈心里想他倒也吃得下。
脑子里老是有这样一个思想盘踞着，一刻也丢不开，很难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点材料，可以加一点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他总自己告诉自己，此时的情形大概总是局部现象。一般地说来，土改后的农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报上的许多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许多人个别地谈过话。王同志还陪他到邻村去访问了几家军烈属。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气，但是都不大开口说话。此外还有些人，他倒又嫌他们话太多了。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来历，以为他是个私行查访的大员，有权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不如了。遇到这样的人，顾冈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不典型”。他们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但是在这无数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两个“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在王同志的眼里看来，大概谭大娘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没有和她同住过，不知道她的歌功颂德始终只有那几句，听多了也觉得单调。有时候顾冈简直疑心她完全是说，他也找金根与金根老婆谈过话。他们都很怕羞，可是顾冈仍旧希望他们和他混熟了之后，也许话会多起来。
金根对于上冬学非常认真。月香也天天去。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调子她都会哼了，’东方红”、“打倒美国狼”等等。但是，她对于功课不大注意。她并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后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样，她很自满。
金根去找顾冈写了好些张字块，“门”、“桌”、“椅”、“缸”，都是屋子里有的东西，他拿去贴在那件东西上面。大家都挤在顾冈的房门口，看他挥笔。月香也走过来，踮着脚站在人背后张望着，一只手臂围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后她说：“嗳，金有嫂，你家里放着个先生，要是书再念不好，难为情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着跑了。
金有嫂胀红了脸，很窘地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谁和她说笑话。月香跑了，顾冈也微笑着抬起头来看了看。有时候她倒也很活泼大方，他心里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来，看见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树上。也不用竹竿，也没有夹住，这就么钩在枝枝桠桠的树枝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绿的叶子。有两件小孩的衬衣，桃红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悦目。那棵树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她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的样子。顾冈不由得想着，她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穿着这臃肿的棉衣，每一个女人都像是怀着孕。厚厚的棉裤正在肚子上折叠着，把棉袄顶出去，支得老远。
“这儿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说。
她和悦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块界碑上坐了下来，问她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里。原来离他家里不远。她说那地方倒是有一样好，菜场只隔两条街，买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话特别多，和平常两样，他觉得很高兴。一路谈下去，她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多少佣人，独自住一幢房子还是与人合住，上海的亲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发觉她原来是在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气，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个事。如果可能话，再替她丈夫找一个。
他对她非常感到失望。自从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话了。
他经常地写信给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镇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个饭馆子里午饭——饭或是面，加上冬笋肉丝，豆腐衣炒青菜，煎鸡蛋之类。每隔七八天，总来这么一次远足旅行。他盼望这旅行的心，越来越迫切了。
然后有一天，王同志来看他，问他可有什么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镇上开会，可以替他代寄。
顾冈发现他自己竟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隔这么些天吃这么一顿饱饭，都不许他吃吗?然而，他极力抑制住了自己。当然，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这间房，越快越好。
“快过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想爱人吧?”他用着老共产区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词。顾冈只是笑。“王同志，你过年不回家去看你的爱人?”
“我两年没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说。“一年忙到头，实在走不开。”
“你为人民服务太热心，王同志。我看你实在是忙，从早忙到晚，让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学习。”
“你太客气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