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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地球上各种语言中习得词藻
在夜晚诱惑异邦的女子
以俘获她们的眼泪！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穆蒂·赫加齐[59]
有关扎拉·戴维斯的一切都迫使你在好恶之间作出选择。她的态度，她的想法，甚至她的长相。严格来说，她不算漂亮，但那只是因为“漂亮”是个错误的词。在阿默斯特[60]有不少漂亮的年轻人，他们与风景融为一体。扎拉坚持自己的风格。她积极、好斗、可爱。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克拉克学院的《刑罚、政治与文化》课上。课程简介写道：“除战争以外，刑罚是国家权力最戏剧性的体现。”在伊拉克十三个月的经历已让我熟悉战争，因此我想自己该学学刑罚。除了我和扎拉，班里清一色都是白人。
第一天她坐在教授的正对面，身穿紧身牛仔裤，搭配宽大的黄铜皮带扣，上身一件轻薄的黄色T恤，脚下是棕色麂皮靴。她拥有深焦糖色的皮肤，头发未经烫染，前面扎着辫子，后面留着非洲式的蓬松头。尽管只是个大一新生，她第一天就积极投入讨论，为整个学期定下了基调。她时常言语犀利，甚至不留情面，尤其当她的同学——那些穿卡其裤和马球衫的男生，穿运动衫或是为了彰显品位而身着昂贵又乏味的服饰的女生——说出她认为很蠢的话时。
当时我习惯于扮演厌世的老兵角色——自己历尽世间沧桑，只能带着一种略带惆怅的伤感打量同学们的理想主义，就像家长看着自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半大孩子。令我惊讶的是，“神秘的老兵”这招在阿默斯特这样的学府也能玩得转，我原以为这里的聪明孩子不吃这一套。有个老笑话：“拧下一只灯泡需要几个越战老兵？”“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在那儿。”这就是游戏的精髓。每个人都默认我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留下了内心的伤痕。那个“真实世界”还原了人间残酷、粗粝、暴力的本来面貌，它远离美国和学术界的肥皂泡；一次前往“黑暗中心”的旅程要么摧毁你，要么把你变得多愁善感又充满智慧。
当然，那都是放屁。海外经历教给我的主要是——是的，即使硬汉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也会尿裤子；以及：不，中弹不是件愉快的事，谢谢。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相比这些孩子的优势只在于见识了人类有多么肮脏可怕。也许不能说这点智慧微不足道，但它并不能赋予我额外的洞察力，比如将阿尔都塞的质询运用到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结构的批判上。在讨论猖獗的暴力犯罪的社会影响时，连教授也会让出权威，似乎我会告诉他们我“在那儿”亲眼目睹过。扎拉是唯一看透我的人。
她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身为来自巴尔的摩的黑人女孩，她十足的时髦新潮。虽然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教授与房地产律师的女儿，家境比我在军中遇到的百分之九十的白人都强一百万倍，但这也无关紧要。每一个看过电视剧《火线》[61]的人都能告诉你，巴尔的摩不是一座容易生存的城市。
我的态度是，她配得上她的那份自信。那些你真正配得上的东西，没人会白给你，所以要把握你能得到的一切。而且我也愿意有个对手。
有一次她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当时我正愉快地对另一个学生发表一场自以为是的演讲，起因是他随口评论说美国是为了石油才入侵伊拉克。
“我就是入侵伊拉克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说，“而我他妈对石油不屑一顾。我认识的士兵也没有一个在乎。老实说，这有点——”
“喂，拜托，”扎拉打断我，“谁在乎士兵们相信什么？根本没人在乎棋盘上的卒子认为某步棋下得怎么样或是为什么要那么下。”
“卒子？”我气愤地说，“你觉得我是个卒子？”
“哦，对不起。”扎拉笑笑，“我相信你至少是个车。同样的结论。”
她不怕得罪人，我喜欢这一点。
然而，课程结束时我们的联系也随之终止。我们的社交圈没有交集，只是偶尔在校园里遇见。几个月后，她却主动找到我。
我正独自在瓦尔餐厅吃饭，她坐到了我对面。最初我没能认出她。她那件我曾喜欢的黄色T恤——那件紧贴她上身、别致地包裹她胸部的T恤——已经很久不穿了。不再有短裙，不再有包裹着健壮大腿的紧身牛仔裤。她身着一条褐色长裙，裙摆一直垂到脚面，露出一双让人略感失望的平底拖鞋。她的头发包在头巾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庄重，但此时正值暮春时节，校园里其他女孩都酥胸半露，扎拉在人群中反而比从前更引人注目。至少对于我是这样。
她现在是穆斯林了，我猜。我刚认识她时，她刚经历了信仰的幻灭。然后是寻找。最终，不知为何，伊斯兰教。我从未想象过她会皈依一种关于顺从的宗教，即使这种顺从是在神的面前。
她解释说，皈依以来她越来越多地想到伊拉克。尤其是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关于乌玛[62]的命运，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伊拉克死亡人数——多得难以想象，而且似乎无人关心。她找我是想获得第一手资料。事实的真相。准确地说，是几年前我在那儿时的事实真相。
“对我说实话。”她说。
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心底有一种逆反情绪，与保守派谈话时，我倾向于谴责战争，而与自由派谈话时，我却为战争辩护。我经历了布什政府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那几年，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扎卡维[63]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每次和那种自以为洞悉伊拉克局势的人聊天，都气得我想把屎揉进他们的眼睛里。
而且，她并没有小心回避敏感话题：“你怎么能杀自己人？”我相信这是她问我的原话。
“什么？”我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你怎么能杀自己人？”
“他们不是自己人。”我说。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她说。
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逊尼派—什叶派的战争很清楚地说明乌玛不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哼了一声，略作沉默。我看着她的平底拖鞋，感觉曾经熟悉的那种老兵面对平民时的愤怒从心底逐渐升起。
“我不是穆斯林。”我说。
扎拉脸上的忧虑多于惊讶，似乎她正眼睁睁看着我失去理智。她双唇微微翘起，唇形完美而迷人，如同她脸的其他部分。我看不出她是否化了妆。
“我是科普特人[64]。”我说，见她无动于衷，我只好解释道，“科普特东正教会。埃及基督教。”
“哦，”她说，“就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65]。”现在她表现出兴趣，侧着头，椭圆形的脸正对着我。
“穆斯林恨我们，”我说，“有时会有暴动。就像沙俄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我父亲常这么说。他曾目睹他的表兄在一次暴动中丧生，那个久远的事件成为我的家族历史中一个最根本的迷思。至少对我父亲是这样。科普特人的身份对我的生活并不重要。当然我也无法左右。
“所以你不祈祷，”她说，“因为……”
我笑起来。“我祈祷，”我说，“但不是向安拉。”
她眉头微微一皱，那表情告诉我，我永远别想和她睡觉。
尽管扎拉语气顿时生硬起来，匆匆结束了谈话，我没觉得她特别在意。但两天后我不得不面对学校“多元化与包容”部门主管的特别助理。一个矮胖的男人，肥厚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土豆形状的脑袋。我曾和他见过面。作为一个老兵和科普特人，我是阿默斯特最体现多元化的家伙。
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电子邮件里说我可能违反了阿默斯特学生行为规范中关于“尊重他人权利、尊严与诚信”的条款，尤其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骚扰：“包含但不限于种族、肤色、宗教、籍贯、族群、年龄、政治背景或信仰、性取向、性别、经济状况、生理或心理残疾。”这并没能帮我理出任何头绪。
那封邮件叫我次日上午到特别助理办公室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足以让我把自己搞疯。我上学的费用是多方拼凑而来：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66]，以及各种助学基金。如果我被开除或停学，我不知道那些钱是否还能保得住。所有的资助都要求我“在学校表现良好”。我尝试给退伍军人事务部拨电话，却一直在线等待，最终我忍不住将电话摔到墙上。收拾碎片的时候我依稀看见父亲的脸。他疲惫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脸上满是失望，比那更糟的是他眼神中对我命运的黯然接受——命中注定我会糟蹋每一个机会。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特别助理办公室。他坐在书桌前，胖脑袋慵懒地栖在肩膀上，双手交叉，身后墙上挂着他的基督救世军“送玩具，赠快乐”的海报和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这些都在预料之中，甚至还有点好笑。不过他对面坐了个人，身体前倾，对我进屋充耳不闻，那人正是扎拉。我感觉有点受伤。我俩虽算不上朋友，但我一直觉得彼此有种相互的尊重。而且我从没把她看作那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走在校园里仿佛《鹅妈妈童谣》里的矮胖子走在钢丝上，只等一个冒犯的词来打破她的平衡，粉碎她娇贵的身份。更糟糕的是，我记得对她说的那些话，也清楚她能就此做什么文章。
特别助理解释道，因为扎拉没有提交“正式投诉”，所以这不算“正式调解”。他舒缓的语调仿佛一位母亲在抚慰受惊的孩子，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将这种气氛破坏殆尽。他说，尽管目前暂无处罚，如果我们的争执“需要惊动学生品行教务长”，后果可能很严重。他戏剧化地皱起眉头，让我明白他所言不虚。
我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特别助理，身旁是扎拉。假如她被停学，我想，那对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她会回到教授妈妈和绅士爸爸身边待一个学期，静心思过，然后在他们资助下重返学校。假如我被停学，我父亲会把我再次踢出家门。
“好吧，瓦吉赫，”特别助理说，“我发音正确吗？瓦古？瓦吉？”
“没问题。”我说。
特别助理告诉我阿默斯特对威胁性的言论有多么重视，尤其是针对一个近年来饱受歧视的群体。
“你指的是穆斯林？”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