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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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桥贤治觉得自己的人生注定要跟“日美关系”这个复杂又扭曲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军事同盟由此确立。新的安保条约,是美国用来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部署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战后丧失了军队和外交的日本来说,条约如同一把沉重的保护伞。从此以后,在国际安全上完全仰仗于美国的军事保护的日本,逐渐扩大着在国际关系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是却也从此走上了长达50年的依赖美日同盟的外交模式,在国际问题上处处受制于美国。由于日本一直在持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上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始终无法被邻国信任,难以融入亚洲社会,在国际社会中也一直游离于“正常国家”之外。
昭和六十年50,二十五岁的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成为了一名高级官僚。那个时候,对于“亲美”外交政策还无法深刻理解的他,首先体会到的却是日本为“亲美”付出的沉重代价。那一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即使是当时在技术上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电子产品,也由于日本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宽容,而得以通过提高国内价格,来弥补低价倾销国外市场造成的损失。当时的水名集团,也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成功地登陆美国市场的。而当时的美国,却处在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对于美国来说,似乎最直接有效的药方,就是下调美元汇率,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昭和六十年51九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定。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同时强迫日元和马克大幅度升值。广场协定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从昭和六十年到平成六年52的十年间,日元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升值,股价和房价则以每年将近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而当时,日本年均GDP增幅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经济的泡沫已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为了缩短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距离,平成元年53日本政府开始了货币紧缩政策,以遏制经济泡沫的膨胀。由此却导致了股价和房价大幅度下跌,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衰退期。
在三桥贤治从政的这十九年时间里,他始终站在与美国平等外交的梦想和民自党“从美外交”的现实的矛盾之中。身为民自党的干部,又有长达十年的驻美经验,三桥贤治深深体会到,在外交关系上对美国唯命是从的无可奈何。他知道,现在的日本想要彻底实现“正常国家化”,必须仰赖美国的支持。正因为此,纵使他内心有多么仇恨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和玩弄,表面上依旧是一个亲美的民自党外务省官员。
平成十六年54,是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的第十九年,也是他作为外交人员,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的第七年。九月底的一天,他受邀出席了美国副国务卿为各国使馆人员举行的非正式晚宴。类似这样的社交活动每天都会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无数次,不论是大学、公益团体、公司,还是政府从上到下各个部门,为了拓展人脉疏通关系扩大影响力,都频繁的以各种名目尽可能多的组织招待会。比起头衔名誉和广告,美国人更相信与对方直接接触时的直观感受。因此与什么人建立关系,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第一轮的筛选,往往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场合的觥筹之间进行的。
虽说是副国务卿主持的晚宴,到场的又全是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员,整个会场看上去却是热闹而闲适。在这个从来不在形式上强调等级关系,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在社交场合上越会将谦卑当成风度的国家,你常常会吃惊的发现,刚才跟你愉快地大聊某一道菜肴的人,其实就是某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甚至是联邦法院的法官。
这些,都是在等级分明唯权威至上的日本社会中不可想象的事。在华盛顿的这七年时间里,三桥也逐渐习惯了与头衔比自己高的人平起平坐的交往方式。虽然对于美国他有太多看不惯的地方,但是这种社交方式,却是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无比羡慕却又无能为力的。
宴会照常在主办者简短却满是幽默的开场白中开始了,三桥刚喝了一口手里的香槟,旁边就有人对他说道:“三桥先生,可以请您出去走走吗?”说话的是副国务卿的秘书泰勒。
三桥只在大脑内迟疑了两秒钟,就轻松地笑着说道:“当然。”
进入秋天,华盛顿迎来了一年气候最怡人的时节,傍晚的暮色照耀下,高远的天壁上是层层叠叠清澈的云。走在过了七点就安静沉寂下来的市区空气中,泰勒无关痛痒地跟三桥聊了几句棒球。等三桥手里的香槟喝得只剩一半了,泰勒说道:“不知道能否请三桥先生帮我一个忙?”
“请说。”
“希望贵国能够在化妆品出口的问题上作一点文章。”泰勒直截了当地说道。
“化妆品?”三桥笑了:“泰勒先生,美国每年的化妆品进口量中,日本化妆品连百分之五都不到,能有什么文章好作的。我看法国使馆的人今天应该也在场吧。”
“但是论价格,贵国的化妆品一旦大量出口美国,占领中低端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那就等到占领了你们的市场之后再说吧。三桥心中愤愤地想着,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泰勒先生也未免太未雨绸缪了吧。”他说道。
“未雨绸缪是好事啊,三桥先生也不希望重蹈50年代纺织品问题的覆辙吧。”泰勒说道:“等到贵国的企业已经将资金投入到出口这一块之后再去限制,损失的可是贵国企业的利益。”
三桥没有说话,即使在日美关系问题上摸爬滚打了七年,早已习惯在华盛顿和永田町之间面面俱圆地处理各种荒唐事物,对于美国在众多问题上毫不讲理的嘴脸也见怪不怪,但此时的他依旧很想对着眼前这位副国务卿的秘书破口大骂。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在1995年取而代之的世界贸易组织,是贸易大国为了降低关税减少贸易摩擦,而互相对彼此承诺低关税零歧视待遇的贸易协议。昭和三十年代55,日本的纺织品大量出口美国,优秀的品质加上低廉的价格,“一美元衬衫”几乎占领了大半个美国衬衫市场。然而贸易为进口国民众带来的经济利益,永远不及它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来的直观。在进口纺织品的冲击下,大量的美国纺织品企业破产倒闭,失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增加。白宫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限制日本纺织品进口的强大压力。然而,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的美国,自然懂得要在表面上保持自身“倡导自由贸易”的形象。它既不愿意通过提高关税,更不想通过立法设立苛刻条件,来阻止纺织品进口。它所采取的,是要求日本自主限制纺织品出口的手段。为了强迫日本接受这项要求,美国把日本作为战败国最渴望得到的,国际安全上的保护作为了要挟的筹码。
自主限制出口,摧毁了无数正在扩大生产规模的纺织品企业,美国的经济和失业问题,被毫不留情地转嫁到了日本企业身上。作为一个外交人员,这一段历史在三桥眼里毫无疑问是一道丑陋的伤疤。他没有想到50年后的今天,这段耻辱会以这种方式在他面前重现。可是三桥深知,对于美国向来强硬又无理的要求,不要说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外交官了,就连内阁也无法轻易说不。
“泰勒先生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拜托给我呢?”他说道:“找经产省的人谈不是更直接吗?”
“据我了解,三桥先生与现任经产省大臣佐野先生的关系不错。”泰勒暗示道。
三桥没有立刻否认。泰勒随即说道:“对于三桥先生的帮助,副国务卿会亲自道谢的。”
刚才还在体内翻滚的愤怒的热浪,瞬间被浇灭了,三桥动摇了起来。内心的天平上,一边是理想主义的热情一边是功利主义的现实,一时间他竟不知道如何权衡。他没有立即答复泰勒,只说需要时间考虑。但是潜意识里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
几个月之后,趁新年假期回国拜访的三桥,见到了当时的经产省大臣佐野太郎。正如泰勒所说,三桥与佐野的关系非常密切。佐野与三桥的母亲曾是高中同学,后来与三桥家一直走得很近,三桥贤治出生的时候,他更是将三桥认为义子。只是这一段关系,在永田町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佐野家在港区内一幢可以看到东京湾的幽静别墅中。因为是新年的关系,前来拜访的各个省厅的车辆络绎不绝。三桥站在二楼的书房往下看了看,说道:“实在是抱歉,在您这么忙的时候来打扰您。”
“你在说些什么啊,”佐野挥了挥手说道:“那些不过是每年的例行公事,根本不用理会。”
“大臣,关于之前我提过的那件事……”三桥走回到沙发边,坐下后说道。
“贤治,你真是给我出了一道大难题啊。”佐野说道,却也没有责怪三桥的意思。
“正如我之前说的,经产省只需要调整一下企业补贴计划,把原来准备给轻工业产品的补贴额降低,就可以达到目的。并不需要真的直接限制出口。”
“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如此的不景气,永田町也没有哪个人会愚蠢到去限制出口。”佐野叹了口气:“但是调整补贴计划,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不是说办就能办到的。”
“但是国内的轻工业,早已经成熟到不需要任何政府补贴了啊。”
“这个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牵扯到的利益问题。”佐野说道:“所以我说你还太年轻。”
“大臣,内阁最近不是在鼓励高端钢材产品的开发吗?比起轻工业,那一块应该更需要财政扶持吧。”
“主要是现在省内反对的声音很大,”佐野没有直接回答三桥的话,他继续说道:“我并不是不支持你的主张。”
“是那位叫做谷协俊介的事务次官吗?”三桥说道:“我知道大臣您一直很看好他。”
“贤治,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佐野说道。
对于三桥贤治来说,那是唯一的一次,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外交人员的道德动摇了。而那唯一的一次动摇,却最终为他换来了大使的头衔。一年后也就是平成十七年56,三桥贤治被外务省任命为驻美大使。而日本出口美国的化妆品,在那之后始终保持在不到美国进口总量百分之五的水平。这件事让三桥在经产省内落下了相当坏的名声,对他颇有微词的人不在少数,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谷协俊介。三桥贤治并不是内心毫无愧疚,但是他知道,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他依旧会选择自己的仕途。他不知道的是,同样事情居然真的再次发生,并且就在两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