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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父亲似乎是个逃脱了铁律的意外。
其实从我童年起，父亲在我们那个小城就是以传奇的形式存在的。他从日本回来了，带回来一些钱，似乎没人问过他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国外遍地都是钱。他给家里买了新的彩电和硕大的冰箱，给母亲买了新的钢琴。他先是被一家令人艳羡的机构聘去做了翻译，半年以后不知为什么跟上司翻了脸，踹倒了人家的办公桌以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估计破釜沉舟也是件令人上瘾的事儿，他随后就认识了来我们这个小城投资的第一个日资企业的老板，从最普通的销售做起，到了今天，他是股东，合伙人——跨年的时候跟着所有的股东去夏威夷开年会。
他运气很好，总能在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上摸到一把同花顺。可他自己不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他中气十足地宣告着：“人生苦短，拼他娘一把怕什么。”说完，用一种我十分厌恶的方式大笑起来；姨妈和姨父中秋节来我们家吃饭，散席之后他热情地说开车送他们回去，姨父客气地推脱了一句，他毋庸置疑地说：“这么晚了，已经没公车了，坐我的车不是还能省了你们打出租车的钱么？还客气啥？”——我不知道身边的母亲究竟作何感想，总之我觉得丢脸，非常非常丢脸：姨父失业了是因为公司倒闭了并不是他的错，姨妈家里必须供养念大学的表姐和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并不是他们的错，生活艰难不是任何人的错，他有什么权利这样把别人的艰难当成把柄捏在手心里耀武扬威？
他点上一支烟，看着我，成竹在胸地说：“当年，我叫你姨父辞职出来跟我一起去闯荡，他偏不肯——人下不了决心就是活该倒霉，老天爷其实给每个人机会了，自己不抓住你能怨谁？有出息的人从来不会抱怨天抱怨地的，只有软蛋才抱怨……”
我心里充满了潮水一般，满满的厌倦。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眉飞色舞的脸，也许我真的是个软蛋，我甚至做不到在忍无可忍之际像我母亲当年那样说一句“我受够了你。”当他捏着一支钢笔，坐在我的高考志愿表前面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候，我说“不”。我嗓音发颤，膝头发软——我自己也瞧不起此刻的自己，但是我终于说了，我说“不”。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我都帮你把一切安排好了。”
“我不去。”
“你不要以为警官学院就真的要你一辈子做警察，不是那么回事。这里的法律系很有名，你日后想脱了警服去别的行业也很容易的。”
“不。”
“你以为我为什么替你选这个学校？因为你需要磨炼，明白吗？你需要过严格一点的生活，再认真地被摔打几年，你才能变坚强，才能给自己做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说了，不。”
他把手里的钢笔冲着我丢了过来，我躲闪了，不过笔尖还是划到了我的脸。蓝色的墨水飞溅起来，我后背上有那么一两个地方凉凉的。
反正你永远都不可能以我为荣，那么，我就彻底让你以我为耻好了。
我当然还是屈服了，我最终去了那所需要整日穿着制服的大学报到——不过念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大三那年，我因为无故旷课一个月被学校劝退了。他气急败坏地找到了我，踢开了小旅馆的房门。
那又怎样，当时我正和一个男人在床上。阔别两年半，我终于又见到了父亲。
横滨。
1859年，这里是日本第一个开埠的港口。所有的港口城市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苍茫。荷兰的鹿特丹，法国的土伦，中国的大连，日本的横滨——我热爱它们，就像贾宝玉爱他的怡红院里的每个人。港口城市的风景不需要多么缤纷的，因为反正水手的醉眼看过去，没有分别——横滨已经算是精致了。我喜欢这里一眼看不见尽头的笔直街道——好吧东京也有这样的街道，但是，那滋味是不同的。酩酊大醉的断肠人不需要风景，只需要海鸟以及浪涛的声音。
中华街。
这个地方会让人忘记，我们其实离海很近。中餐馆就像是一片拥挤的麦田，营业时间热气腾腾的喧嚣就是麦浪来临的时候。“明白了，您选的是3号套餐，喝大麦茶。请您稍等。”我对客人微微欠身，殷勤地笑着，转身去后厨房的时候，那笑容还不自觉地生长在脸颊上。世界很大，讲中文的人不一定都是中国人——可是无论如何，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唐人街，你都找得到那种——由华人们心照不宣的冷漠和坚韧组成，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生命力。
“你的电话。”同事小超把油腻腻的听筒塞给我。
“谢谢，五号桌再要一瓶啤酒，你带出去吧，青岛，别拿错了。”电话那边传来的是非常熟悉的声音，冯叔叔。
他在一间茶室里等我下班。他曾和父亲同一年来到这里，后来父亲选择了回家，可是他没有。每次和他吃饭的时候，他拿起筷子那一瞬间的神情分明就是个日本人。不过只要他开口说话，就还是那个江湖气十足的冯叔叔。
“不是刚考上国立大学么？怎么又要回去了？”他问我。
“我爸病了，肝硬化。”我说。
冯叔叔沉默了一下。和他聊天就是这点好，他永远不会大惊小怪地让夸张的表情在自己脸上作祟。
“那你回去，有什么用？”他静静地问。
“他得做肝移植。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配上。要是能，就给他。”这家的红豆饼一如既往地美味。
“你是说，给他你的肝？”
“是。不是所有，一部分就够了。就能救活他。但是得看配型，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这样啊。”他轻声地，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日文，然后突然清醒过来，对我笑笑，换了中文，口气同样简短，“是该回去。”
“可是学业怎么办？”不知为什么，他问我这个的时候，我脑子突然想到了别的事情。中文在这种时候有种单刀直入，不惧怕任何窘境的锐气，不似日语那般缠绵——若是冯叔叔换了日文问这句话，怕是在问题开始之前一定要加上几个委婉的开场词，像是戏开场之前的铃声一样，小心提示着对面的人，“尴尬的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来了”。
“只好先休一年，明年再说了。”我失神地笑笑，“不过这样也好，明年开学之前，还有点时间，能打工攒出一点钱来。”
“还是不用你爸爸的钱？”他含笑看着我，却善解人意地不等我回答。
“你爸爸是个很妙的人。”他叹了口气，“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起替高利贷公司做数据库，他们的人只要一打开电脑，就知道今天该去哪家逼债了……我们收费比日本人便宜得多，就这么简单。后来，有另外几个中国人想抢我们的饭碗，你爸爸随手操了一把餐馆杀鳗鱼的刀就去找他们了，我一直都怀疑那道疤是他自己划的，这毕竟不是在自己家——我不信他有胆量真的在别人的地盘上闹出什么事情来，估计是他为了耍狠，当着人家的面死命划自己一刀，见了红，那几个抢生意的人就没底气了。”
我们道别了之后，在我转身的瞬间，冯叔叔突然叫住了我：“回去给你爸带好。吉人自有天相，我现在老了，我信这个，你别笑我。”
冯叔叔每次约我的茶屋，离“外国人墓地”，非常近。那是我在横滨最中意的地方。
餐馆中午的那班三点放工，晚餐的那班六点上工，中间的三个小时，我喜欢到外国人墓地里面，坐着。一排又一排的墓碑，记录的都是些孤魂野鬼，你有时候就会产生错觉，以为大理石的坚硬的森林会在遥远的海浪的蛊惑下，响起来阵阵林涛的声音。这里埋着的，都是外国人。从1854年，第一个死在这里的美国水兵开始。
他死的时候24岁，和我同岁。一艘叫“密西西比号”的舰艇曾经载过他垂危的躯体和另外一群年轻美好的小伙子们。他的长官要求把他葬在一个能看得见大海的地方。他的坟孤单了一阵子，才陆续迎来了其他客死横滨的灵魂，其他跟他一样，还没学会日语就死去的灵魂。他们这些始终说不惯日语的魂灵，在这个地方聚集在了一起，第一个在日本铺设铁路的工程师，第一个啤酒厂的老板，女子学校的校长……不远处的浪涛那么温柔，浪涛讲的不是日语，他们都能听懂的。
他叫罗伯特·威廉姆斯，我是说，那个从1854年到今天一直都是24岁的水兵。罗伯特·威廉姆斯。是个像颗沙粒一样，扔在人堆里就会消失的名字。
我上一次看到父亲，是四年前。没错的，就是那个我被大学劝退，然后被他撞到敏感镜头的冬天。我想，其实他比我更觉得耻辱。
难以形容他脸上的震惊。他坐在我的对面——我当然已经穿好了衣服。我看着他拿出一支烟来，于是按下了打火机，凑过去，替他点上，我不想看到那种——他因为手指颤抖所以火苗没法对准香烟的画面。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早就告诉你了，我不想去那个学校，我讨厌每天早上晨练，我讨厌在校园里随时随地跟教官敬礼，我讨厌那种只需要服从就可以的生活，但是你不听。”
他厉声道：“少给老子装糊涂，我是问那个流氓。为什么？”
“他有名字的，他叫江凡。”
他突然古怪地笑了：“为什么是他？”所有的嘲讽和蔑视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