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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消咬破饱满的草莓，就能看见夏天—夏天的尘埃和低矮的天空。至今，对我来说，夏季依然意味着暴雨时节。在我脑中，燥热的白天与湿热的黑夜没有区别，但暴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让我感到恐惧，也让我平静。不过，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记得我们生活过的那个小镇上的一场夏季暴雨，想象母亲经历过的一九二九年的那个夏季。她说，那年的一场龙卷风刮走了半个南洛兰镇。我把她和我自己经历过的夏季混淆在一起了。吃着草莓，想着暴雨，我仿佛看见了她。一个穿着粉红丝裙的瘦女孩。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垂在腿边—就那么等候着。大风把她卷了起来，刮到比房子还要高的空中，可她依然站着，手撑着腰，面带微笑。那只垂落的手中握着的期盼和憧憬并没有被那场灾难改变。在一九二九年夏天的那场龙卷风中，我母亲的手完好无损。当周围的世界分崩离析，她依然坚强淡定，面带微笑，从容不迫。我所能回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公众事件成为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一个中西部小镇的季节变化成了我们卑微生活的命运女神。
我和弗里达收到花籽时已是盛夏。从四月以来，我们就等待着装着很多小包花籽的神奇包裹。每一小包卖五分钱，这最终会让我们买到一辆新自行车。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镇上晃悠，售卖花籽。尽管妈妈只许我们去熟人家里或熟悉的街道，我们还是把所有的门都敲遍了，出入向我们敞开的形形色色的人家：散发着油腻和尿骚味，六家挤在一起的十二间一套的房子；靠近铁路、藏在树林中的四室一套的小木房；鱼市、肉店、家具店、理发店、饭馆上面的公寓；铺着花地毯、摆着有凹槽边的玻璃器皿的整洁砖房。
那年夏天我们卖花籽的时候只想着挣钱，只想着花籽，听别人说话时心不在焉。到认识的人家里，主人请我们进屋坐下，喝口冰水或者柠檬汁；我们坐着恢复体力，大人们继续谈话或者干杂活。渐渐地，我们把断断续续的故事串联起来，连成一个诡秘、可怕、糟糕的故事。无意中听过两三次诸如此类含含糊糊的谈话后，我们意识到这个故事跟佩科拉有关。经过适当组合，那些谈话片段大致如此展开：
“你听说那女孩的事了吗？”
“什么事？怀孕？”
“没错。可你猜是谁干的？”
“谁？那些臭小子我可认不全。”
“也是。但跟哪个小子都没关系。他们说是乔利干的。”
“乔利？她爸爸？”
“是啊。”
“主啊，发发慈悲吧。那个肮脏的黑鬼。”
“记得那次他要烧死她们的事吗？我当时就相信他一定是疯了。”
“那她怎么办，孩子的妈妈？”
“我猜她还是老样子吧。那男人倒是一走了之了。”
“县里不会让她把那个孩子生下来吧？”
“不知道。”
“布里德洛夫一家好像个个都不对劲儿。男孩经常离家出走，女孩总是傻乎乎的。”
“谁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好像也没个亲朋好友的。”
“你说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
“我怎么知道。太肮脏了。”
“唉，他们应该让那女孩退学。”
“是应该。她多少也有点过错。”
“哦，拜托。她只有十二岁。”
“是吗？谁知道呢。她怎么不反抗？”
“也许她反抗了。”
“是吗？谁知道呢。”
“孩子可能活不下来。听说照她妈妈那种揍法，她自己能活着就算幸运了。”
“要是孩子死了，她倒该庆幸。绝对是会走路的家伙里最丑的一个。”
“那也无可奈何啊。应该立条法律：如果两个丑八怪结合生出个更丑的来，应该趁早埋了。”
“我倒不担心这个。要能活下来可算是奇迹了。”
我们的惊讶转瞬即逝，因为很快就让位于某种奇怪的想要为之争辩的羞耻；我们替佩科拉感到难为情，感到心痛，最终感到难过。悲哀驱散了一切与买新自行车有关的念头。我相信，我们的悲哀因为无人分担而显得格外强烈。这件事让人们厌恶、赏玩、震惊、愤怒，甚至兴奋。我们真希望听到有人说“可怜的小姑娘”或者“可怜的婴儿”，本来应该说这些话的，他们却只是摇头。我们在人们眼中寻找关怀的神色，却只看到重重迷雾。
我想着人们盼着死去的那个婴儿，好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地方，婴儿的脑袋上长满巨大的圈状绒毛，那张黑脸上嵌着两枚银币似的又黑又亮的眼睛，喇叭形的鼻子，想要被亲吻的厚嘴唇，鲜活、仿佛在呼吸的绸缎般的黑皮肤。不是耷拉到宝石蓝眼睛前的黄色人造纤维头发，不是翘鼻子和撅起的嘴。我对佩科拉满怀爱怜，但比这种感情更强烈的是，我需要有人想让这个孩子活下去—就是为了跟那些白人玩具娃娃，跟那些秀兰·邓波儿和莫丽恩 ·皮尔普遍招人喜爱的局面相抗衡。弗里达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倒不曾考虑过佩科拉尚未结婚的事实；很多女孩没有结婚就有孩子了。我们也没有多想婴儿的父亲也是佩科拉的父亲；我们并不了解男人让女人怀孕的过程—至少她还认识自己的父亲。我们只想着人们对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怀有强烈的仇恨。我们记得布里德洛夫太太把佩科拉打倒在地，擦着那个哭声像我们家的冰箱门、吓得像发僵的玩偶般的小孩粉红色的眼泪。我们记得学校的孩子们在“蛋白派”的注视下那一双双顺从的眼睛，同样是这些孩子，注视佩科拉时的眼神却完全不同。又或许我们并不记得，我们只是心知肚明。自从有记忆以来，我们排斥所有的人和事，不停地护卫着自己，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需要我们破解的密码，所有的举止都必须经过严谨的分析；我们从此变得固执、阴险、傲慢。别人对我们毫不关注，我们只好过度地关注自己。我们对自身的局限毫无察觉—至少当时如此。我们唯一的不足在身材上；人们对我们发号施令是因为他们更高大，更强壮。因而，带着被同情和自负强化了的自信，我们决定改变事件的进程，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该怎么办呢，弗里达？”
“我们能做什么呢？约翰逊小姐说婴儿要想活下来，除非发生奇迹。”
“那就让我们创造奇迹吧。”
“好，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祈祷。”
“那肯定不够。记得上次那只鸟吗？”
“那次可不一样；我们找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不管。我还是觉得这次我们得干一件真正有力的事情。”
“让我们请求上帝让佩科拉的孩子活下来，同时保证我们一整个月都会乖乖的。”
“好吧。我们最好放弃点儿什么，让上帝知道这次我们是认真的。”
“放弃什么呢？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卖花籽的钱，两块钱。”
“那就这个吧。或者，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放弃自行车。把钱埋起来，然后……种上花籽。”
“所有的钱？”
“克劳迪娅，你到底想不想干？”
“好吧，我只是觉得……好吧。”
“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对。我们可以把钱埋在佩科拉家附近，这样就不可能再回去把钱挖出来了。我们就把花籽种在咱家房子后面，这样也好照料。等花苗长出来，我们便会知道一切正常。好吗？”
“好的。不过这次必须我来唱歌，你念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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