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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山县吏隐堂记
作者【金】王若虚
门山[1]之公署，旧有三老堂。盖正寝之西，故厅之东，连甍而稍庳[2]。今以之馆宾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谓“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图志而无得，访诸父老而不知。客或问焉，每患其无以对也，既乃易之为“吏隐”。
“吏隐”之说，始于谁乎？阳为拙，柱下为工[3]，小山林而大朝市[4]。好奇之士，往往举为美谈，而尸位苟禄者，遂因以藉口。盖古今恬不之怪。
嗟乎！出处进退，君子之大致[5]。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则忧人之忧。抱关击柝之职[6]，必思自效而求其称。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何所不可隐？而顾隐于是乎？此奸人欺世之言，吾无取焉。
然则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谓也，谓其为吏而犹隐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强名曰县。四际荒险，惨目而伤心。过客之所顾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于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亲友失色，吊而不贺。予固戚然以忧，至则事简俗淳，使于疏懒，颇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使者旁午于道路，而县以僻阻独若不闻者。邻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7]，冠带鞍马，几成长物[8]，由是处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时与客幽寻而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不知我之属乎官也。此其与隐者果何以异？”
吾闻江西筠州[9]，以民无嚚讼[1o]，任其刺史者，号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称之，则吾堂之榜虽曰“隐”焉，其谁曰不可哉？
注释
[1]门山地名。《明一统志》“门山废县在延安府城东南一百八十里。”[2]甍（méng蒙）栋梁，屋脊。庳（bēi卑）低矮。[3]阳为拙，柱下为工此两句见《汉书·东方朔传赞》。阳，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市南，即雷山，又名山。传为伯夷、叔齐饿死处。这里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阳山为拙。柱下，相传老子曾为周柱下史，这里指老子隐于朝廷，故终身无患，是为工也。[4]小山林而大朝市晋王康琚《后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阳，老聃伏柱史。”[5]出处（chǔ楚）进退，君子之大致出，出仕；处，退隐。《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6]抱关击柝之职担任守门和打更的人。语出《孟子·万章下》。[7]申申舒和貌。《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8]长（zhang丈）物多馀之物。[9]筠州州名。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1o]嚚（yín银）讼奸诈而好讼。语见《尚书·尧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
赏析
中国的封建文人们对当官还是退隐是十分敏感而注重的，似乎对仕与隐的不同选择决定着人的不同命运，反映不同的人格。大多数正直的文人都像杜甫一样，持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官宰们当然会讥讽隐士的穷酸，隐士们又不免清高自许，嘲弄官宰的腐臭。还有一些“聪明绝顶”的人，走的是终南捷径，“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兼收，实是最无耻之巧宦也”（今人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人活在现实社会里，总是要食人间烟火，顺人之常情的，要保持自我人格不为世俗的污浊所染，只有像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可见仕与隐本身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王若虚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吏”与“隐”中，他选择了“隐”。他到门山县令任后半年，把门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并题了个别致的名，曰“吏隐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为官吏、心存山泽的态度。可是，他旋即又现这样做也未能免俗。因为许多“尸位苟禄”者也以“隐”为附庸清雅的借口，而自己恰恰又是个吃皇粮、领俸禄的县官，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任官职靠官俸过日子，又心念纯净、清风两袖呢？这个问题比做官还是退隐似乎更难解决。
对自己的“吏而曰隐”，王若虚做了一番解释。吏便是吏，隐便是隐，二者水火不相容。既为吏，取官俸，就理应“任人之事，忧人之忧”，尽到做官的责任，即使是“抱关击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称职。如果内心“隐”、自许“隐”便可算是“隐”的话，那“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地位的人都可以“隐”了，何必高官厚禄再来说“隐”呢！这种做法，简直可说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这种虚伪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隐与这种做法是不同的。
王若虚任县令的门山是一个“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的孤清偏远的小城。周围的环境荒芜而险阻，不要说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做官，就是匆匆过客也“顾瞻而咨嗟”，做官的人没有谁会到这儿来混饭吃的。他刚到这儿来时自然也是“惨目而伤心”，“戚然以忧”；然而，这闭塞之所远离喧嚣虚伪的官场，简朴淳厚的环境正是清净自我灵魂的好场所。到了边陲多警、羽檄交驰的时候，这里的偏僻、闭塞甚至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邻邑为战争所迫，疲于奔命，当官的那一切优厚待遇不仅无法再安逸地去享受，就是性命也朝夕难保了。而王若虚呢，不仅不必为此担惊受怕，反而还能闹中取静，每日太阳老高时才起来，打仗所需的冠带鞍马，对他来说简直毫无用处。这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了。他与朋友们寻幽觅胜，登高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自然风光优美，生活环境幽雅，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心境，与隐者有什么两样呢？
作者批判那种既身居官位又沽名钓誉的“吏而曰隐”者，而从他的自我介绍来看，他自己也是个“吏而曰隐”者。他说过“抱关击柝之职”，也应该“必思自效而求其称”，然而在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之际，他却“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根本不思为君担忧，为国出力。
作者的自白是矛盾的，可这篇文章的思想认识价值，给予我们心灵的触动其实便在这矛盾里。据史书载，王若虚“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金史》本传）。如果他的作为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玩忽职守，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拥戴。那么，他的“隐”则是有难言之隐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王若虚的在吏而隐一方面，可以认为王若虚既为官，又要隐，是一种矛盾，是对清淳简朴的隐居生活的向往，又是对既定生活无法摆脱的苦闷，于是，只好结庐在人境，努力保持内心深处的那一片净土；另一方面，可以把王若虚的追求看成是只要为官为善，也可说成是“隐”的。这种隐，不是无所事事，只在山泽间孤芳自赏的隐士之“隐”，而是在官位上为民谋善，不与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们同流合污的“隐”。这一点，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可以找到佐证。江西筠州刺史，号其居处为“守道院”，这是个与“吏隐堂”同出一辙的名字，而筠州刺史治下的百姓“无嚚讼”，这与王若虚在任上所为更无二致了。
王若虚对诗文创作要求“真”，反对虚饰。这篇文章文气通达畅顺，措语如道家常，可是，透过他的达观和潇洒，却能感受到蕴蓄在字里行间的一股既自得又怅惘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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