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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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先生祠堂记
作者【宋】范仲淹
先生[1],光武[2]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3],乘六龙[4],得圣人之时[5],臣妾[6]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7],归江湖,得圣人之清[8],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9]。
在《蛊》之上九[1o],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11],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12],始构堂而奠焉。乃复[13]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释
[1]先生此指严光,字子陵,东汉余姚人。少与光武帝同学,后为一代名士,光武即位,召至洛阳,欲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受,还归富春江垂钓隐居。其钓台故址在今浙江桐庐,景致极佳。[2]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全国爆以绿林、赤眉为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刘秀组织地方武装,先后剿灭各路义军、豪强,于公元25年称帝洛阳,建立东汉王朝。[3]《赤符》即《赤伏符》。《后汉书·光武纪》载公元25年,刘秀兵至鄗地,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前来进见,符中有谶文道“刘秀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以为是天降祥瑞,预示着他要当皇帝,遂登帝位。[4]乘六龙《易·乾·彖》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乾卦六爻皆以龙为象,分别表示龙的六种升降变化,即潜、见、惕、跃、飞、亢。这六种状态概括了世间万物的变化。“乘六龙”意为凭借龙的六种变化,驾驭天地万物。借此象征皇帝君临天下、统治万民之威仪。[5]得圣人之时语本《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即孔子是顺应历史展的当世圣人,这里借指汉光武帝奉天承运,即皇帝位。[6]臣妾臣民。[7]动星象《后汉书·逸民传》载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客星指严光,御座指光武帝。古人以天象与人事相联系,严光以足压光武帝腹上,天上便显现出“客星犯御座”的星象,实为一种天人感应的附会之辞。[8]得圣人之清语本《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这里指严光和古时的伯夷一样都是圣贤之人。[9]以礼下之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待之以礼。指汉光武礼遇严光。[1o]《蛊》之上九《蛊》为《周易》中的卦名。蛊,坏极而有事也。“上九”指该卦的第六个爻。《蛊》卦之中,前五爻的爻辞均指清除祸害,整饬弊端,即“众方有为”之意;而第六爻的爻辞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指治蛊之事完毕之后,退居在野,洁身自守。[11]《屯》之初九《屯》是《周易》中的卦名。屯,难也。“初九”指该卦的第一爻。此爻为阳爻,其位置居于下卦震体两个阴爻之下,卦象称“上贵下贱”。初九阳爻本为乾阳尊贵之体,即文中所言“阳德方亨”,却能甘居下位,谦卑自处,如此则深得民众拥戴,因此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12]是邦即睦州,治所在建德县,管辖今浙江省新安江、桐江流域。当时范仲淹被贬知睦州。[13]复免除徭役。
赏析
这是一篇缅怀严子陵高风亮节的短文。文中深刻蕴含着作者范仲淹对时世的感喟与怅惘,以及对当世君王的失望和企盼,难言之苦衷,耿介之情怀溢于言表。故虽通篇颂扬严先生,而实为感叹士人仕途坎坷的一篇鸣不平之作。
此文写于作者贬居睦州之时。史载他每次外贬,同僚都要为他饯行,第一次称他“此行极光”,第二次称他“此行愈光”,第三次称他“此行尤光”。可见他的被贬,实际上恰好是他心忧天下的写照。睦州人杰地灵,既有新安江这样的奇美山水,又有严子陵这样的高义之士,身为知州的范仲淹由严子陵而联想到自己,由汉光武而联想到当世之时弊,于是当他“来守是邦”,即着手“构堂而奠”,精心巧构出一篇礼赞之文,表达他对于严先生的仰慕之情,以及对于盛世的向往之心。后人读之,不只要对严先生肃然起敬,而且会从字里行间想见范仲淹那壮心不已的志士情怀。
全篇以先生名篇,文中却不单言先生一人,而以光武与之相对应来写;不只是一味地“思古之幽情”,而是注意在遣词为文中,处处体现严子陵的高洁之风。文章一开始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龙”,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入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诚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所言一俟“鸣驺入谷,鹤书赴陇”,这些人就会撕下隐士的面纱,现出一副“形驰魄散,志变神动”的丑态,招致山林笑骂,“列壑争讥”。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极言光武,意在盛赞严光,“说得光武大,愈显先生高”(金圣叹语),是范仲淹作文的妙处所在。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后汉书·逸民传》),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又何尝不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龙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怎不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啊!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入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干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作者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两两相形,竟作一篇对偶文字,至末乃归到先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一气贯通,有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对于这一点,后来捧读此文者颇多心领神会之人。比如有个人称萧公的人过祠下,“因慨然曰‘先生此祠,乃名教之,何可令其颓圮若是?’”(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一)可见先生之风固然有如“山高水长”,值得大加称颂,而政治之清明,君主之德政,名教之建立,又岂非众望所归,而需大书特书的呢?
范仲淹为文雅洁,语言流畅,结构谨严,后人评他的文章“字少意多,义简理详”(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六)。本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被人盛赞为“直追秦汉”之作。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世传范仲淹初作此文之时,“先生之风”本作“先生之德”,后李泰伯建议以“风”代“德”,他听罢欣然改之,果然全篇为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古今仁者,心意相通。范仲淹能从严光之隐,悟出世道清明的重要,又能在身遭贬谪之际,“不以己悲”,而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严先生若有知,也当惊知己于千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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