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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飞机是从上海飞往巴黎，12个小时的航程。到达戴高乐机场，取行李，叫车。赶到原先在网上预订好的住所时，天尚未亮足。房东是对中国夫妇，30来岁，温州人。女主人阿美轻声关照几句后，就关上了自己的房门。
我的房间很小，一张桌子一张床，还有一个立着的单薄的衣柜。
这是我在巴黎的第一个私人空间，简单，狭小，还有点儿寒碜。我躺在床上，竟无一点儿困意，盯着窗户发呆。
巴黎东北角的19区，阴沉沉的暗色调。
异国他乡，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人不是家人，不是朋友，不是任何一个熟识的人，而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林冲。那年10月的某个凌晨，林教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念想里，他挥舞着花枪喝道：“嫌房间寒碜？你且看我住的什么破地！”
课本里写着：“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林教头是多么随遇而安的一个人啊，如果不往死里逼他，他是不会上梁山的。
大概累极，我胡思乱想了会儿，仍无睡意。想着天亮去学校注册，人就暂时在这儿住着吧，过几个月稍微熟悉巴黎，结识些同学，再找个舒适点的住所也不迟。我立马搬家的念头被林教头的花枪击得粉碎。如果没有林教头，也许我会立刻搬家，我也就不会遇见他。
他叫Enzo，我叫他安祖。
我的学校在6区，是老巴黎风情浓郁的一个区，我觉得这里正是我曾经听说的、想象过无数次的巴黎，心情瞬时大好。
报到时，女秘书给我一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她问：“一个人来巴黎？”
我点点头。
她说：“法语还可以？看看上面的内容。”
我拿的是三个月的入境签证，要去换一年居留，需要注册学校、开银行户头、有合法住处的证明等等，其中包括提供房东的身份证明。
我跟房东阿美提这事时，阿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身份。”
我还不太懂。她老公阿勇说：“像你，是拿了签证飞过来的，有合法身份，我们是偷渡过来的，没有任何身份。”
我有点懵：“房子是谁的？”
“是我们一个亲戚的，不过她不可能给你开证明，她这人，没好处不办事。”
我觉得林教头的花枪到底不起作用，我得另找住处。
一晚，阿美敲开我的门，神秘兮兮的：“房东的儿子来了，他刚下楼，你快去。”
我追到楼下。巴黎10月的夜晚，很冷。楼底下有只塑料袋飘来荡去，肮脏凄凉。我站在路灯下，安祖站在树影里，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不知道他的年龄，又不敢上前，隔着几米的距离。我跟他说我的境况——我需要一纸证明，需要他的帮助。
心里很无助，但顾不得许多，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后，其实也没奢望能得到陌生人的帮助。
安祖很耐心地听完，说：“既然这么急，我明天给你吧，你放学后在学校等我。”
年轻男子的声音，法语漂亮流畅，应是在这长大的。
心里的小石块儿似乎落了地，听着空荡荡的回音，心里还是有点儿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