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金】王若虚《门山县吏隐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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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山县吏隐堂记
作者【金】王若虚
门山[1]之公署,旧有三老堂。盖正寝之西,故厅之东,连甍而稍庳[2]。今以之馆宾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谓“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图志而无得,访诸父老而不知。客或问焉,每患其无以对也,既乃易之为“吏隐”。
“吏隐”之说,始于谁乎?阳为拙,柱下为工[3],小山林而大朝市[4]。好奇之士,往往举为美谈,而尸位苟禄者,遂因以藉口。盖古今恬不之怪。
嗟乎!出处进退,君子之大致[5]。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则忧人之忧。抱关击柝之职[6],必思自效而求其称。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何所不可隐?而顾隐于是乎?此奸人欺世之言,吾无取焉。
然则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谓也,谓其为吏而犹隐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强名曰县。四际荒险,惨目而伤心。过客之所顾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于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亲友失色,吊而不贺。予固戚然以忧,至则事简俗淳,使于疏懒,颇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使者旁午于道路,而县以僻阻独若不闻者。邻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7],冠带鞍马,几成长物[8],由是处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时与客幽寻而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不知我之属乎官也。此其与隐者果何以异?”
吾闻江西筠州[9],以民无嚚讼[1o],任其刺史者,号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称之,则吾堂之榜虽曰“隐”焉,其谁曰不可哉?
注释
[1]门山地名。《明一统志》“门山废县在延安府城东南一百八十里。”[2]甍(méng蒙)栋梁,屋脊。庳(bēi卑)低矮。[3]阳为拙,柱下为工此两句见《汉书·东方朔传赞》。阳,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市南,即雷山,又名山。传为伯夷、叔齐饿死处。这里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阳山为拙。柱下,相传老子曾为周柱下史,这里指老子隐于朝廷,故终身无患,是为工也。[4]小山林而大朝市晋王康琚《后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阳,老聃伏柱史。”[5]出处(chǔ楚)进退,君子之大致出,出仕;处,退隐。《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6]抱关击柝之职担任守门和打更的人。语出《孟子·万章下》。[7]申申舒和貌。《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8]长(zhang丈)物多馀之物。[9]筠州州名。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1o]嚚(yín银)讼奸诈而好讼。语见《尚书·尧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
赏析
中国的封建文人们对当官还是退隐是十分敏感而注重的,似乎对仕与隐的不同选择决定着人的不同命运,反映不同的人格。大多数正直的文人都像杜甫一样,持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官宰们当然会讥讽隐士的穷酸,隐士们又不免清高自许,嘲弄官宰的腐臭。还有一些“聪明绝顶”的人,走的是终南捷径,“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兼收,实是最无耻之巧宦也”(今人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人活在现实社会里,总是要食人间烟火,顺人之常情的,要保持自我人格不为世俗的污浊所染,只有像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可见仕与隐本身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王若虚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在“吏”与“隐”中,他选择了“隐”。他到门山县令任后半年,把门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并题了个别致的名,曰“吏隐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为官吏、心存山泽的态度。可是,他旋即又现这样做也未能免俗。因为许多“尸位苟禄”者也以“隐”为附庸清雅的借口,而自己恰恰又是个吃皇粮、领俸禄的县官,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任官职靠官俸过日子,又心念纯净、清风两袖呢?这个问题比做官还是退隐似乎更难解决。
对自己的“吏而曰隐”,王若虚做了一番解释。吏便是吏,隐便是隐,二者水火不相容。既为吏,取官俸,就理应“任人之事,忧人之忧”,尽到做官的责任,即使是“抱关击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称职。如果内心“隐”、自许“隐”便可算是“隐”的话,那“岩穴之下,畎亩之中,医卜释道”,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地位的人都可以“隐”了,何必高官厚禄再来说“隐”呢!这种做法,简直可说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这种虚伪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隐与这种做法是不同的。
王若虚任县令的门山是一个“眇乎在穷山之巅,烟火萧然”的孤清偏远的小城。周围的环境荒芜而险阻,不要说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做官,就是匆匆过客也“顾瞻而咨嗟”,做官的人没有谁会到这儿来混饭吃的。他刚到这儿来时自然也是“惨目而伤心”,“戚然以忧”;然而,这闭塞之所远离喧嚣虚伪的官场,简朴淳厚的环境正是清净自我灵魂的好场所。到了边陲多警、羽檄交驰的时候,这里的偏僻、闭塞甚至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邻邑为战争所迫,疲于奔命,当官的那一切优厚待遇不仅无法再安逸地去享受,就是性命也朝夕难保了。而王若虚呢,不仅不必为此担惊受怕,反而还能闹中取静,每日太阳老高时才起来,打仗所需的冠带鞍马,对他来说简直毫无用处。这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了。他与朋友们寻幽觅胜,登高旷望,“荫长林,藉丰草,酒酣一笑,身世两忘”。自然风光优美,生活环境幽雅,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心境,与隐者有什么两样呢?
作者批判那种既身居官位又沽名钓誉的“吏而曰隐”者,而从他的自我介绍来看,他自己也是个“吏而曰隐”者。他说过“抱关击柝之职”,也应该“必思自效而求其称”,然而在四陲多警、羽檄交驰之际,他却“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根本不思为君担忧,为国出力。
作者的自白是矛盾的,可这篇文章的思想认识价值,给予我们心灵的触动其实便在这矛盾里。据史书载,王若虚“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金史》本传)。如果他的作为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玩忽职守,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拥戴。那么,他的“隐”则是有难言之隐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王若虚的在吏而隐一方面,可以认为王若虚既为官,又要隐,是一种矛盾,是对清淳简朴的隐居生活的向往,又是对既定生活无法摆脱的苦闷,于是,只好结庐在人境,努力保持内心深处的那一片净土;另一方面,可以把王若虚的追求看成是只要为官为善,也可说成是“隐”的。这种隐,不是无所事事,只在山泽间孤芳自赏的隐士之“隐”,而是在官位上为民谋善,不与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们同流合污的“隐”。这一点,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可以找到佐证。江西筠州刺史,号其居处为“守道院”,这是个与“吏隐堂”同出一辙的名字,而筠州刺史治下的百姓“无嚚讼”,这与王若虚在任上所为更无二致了。
王若虚对诗文创作要求“真”,反对虚饰。这篇文章文气通达畅顺,措语如道家常,可是,透过他的达观和潇洒,却能感受到蕴蓄在字里行间的一股既自得又怅惘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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