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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切终于都过去了。
当我站在这间我和妈妈共同居住了十二年的小屋内，收拾着我的行装时，脑中仍然是昏昏蒙蒙的。似乎从妈妈咽气的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好好地清醒过一分钟。我的哭喊，挤满屋子的妈妈的同事，殡仪馆、花圈、祭吊、火葬场，围绕在棺木前垂泪的小学生，林校长主持的追悼会……这一切一切，难挨的时光，可怕的时光，忙碌而又昏乱的时光，终于都过去了。而今我孤独地在室内整理着妈妈的遗物，收拾我要带走的东西，心中是那样恍惚和迷茫。妈妈去了！多少天以来，我把自己陷在处理后事的忙碌中，虽然曾经抚棺呼唤，曾经嚎啕痛哭，但是，那份凄楚和无助还远不如现在面对这空旷的屋子时来得深切。妈妈去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以后，十八岁的我，将面临怎样的一份前途和命运？
室内那样寂静，那样凄冷。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漠然地照射在石灰剥落的墙壁上。墙上原来挂着两个镜框，一个是我和爸爸、妈妈的合照，那年我才六岁，照这张照片的第二年爸爸就去世了，所以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另一个镜框是妈妈早年画的一张油画，画面是平原、石峰和落照。现在，这两个镜框都已被我收进了箱子里，墙上只留下两块淡淡的灰黄的痕迹。两张单人床，一张属于妈妈，一张属于我。都已经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板。棉被、蚊帐和妈妈的衣物，全遵照妈妈的意思送给了给我们洗衣服的阿巴桑。妈妈！我真佩服她的冷静，在卧病的期间内，她已把一切身后的事都安排得那么井井有条，包括我在内！
“听我说，忆湄，如果妈妈死了，你办好丧事，就离开高雄，到台北去投奔罗教授。他会给你安排一份很好的生活。”
“不！”我叫，“没有那一天！永不会有那一天！”
“会的，”妈妈说，温柔而平静地望着我。“忆湄，你是个从不肯面对现实的孩子。但是，记住，逃避现实不能解决问题，不久之后，我会留下你而去，你一定要学习面对现实，学习独立，和——变成大人。”
如今，是我学习独立和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到台北去！投奔罗教授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条路，是妈妈给我安排好的一条路，我没有考虑的余地。但是，罗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拒绝我？他又会怎样来安排我？……未来的问题似乎还有一大串，不过，那些，都还没有到我的眼前来。目前，我所要做的，是尽快收拾好衣箱，赶下午四点半的柴油特快到台北去！
把最后的几件衣服从壁橱里取出来，收进了衣箱里。薄薄的一口小皮箱，里面已容纳了我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只因为我和妈妈一直很贫穷，靠着妈妈这份小学教员的薪水，供给了我整个中学的教育，已非常吃力了，我们没有余钱来多做衣服。阖好了箱盖，我四面张望了一下，好了，什么都整理完了！我也该去向林校长和张老师、魏老师等告辞了。可是，伫立在这小屋中，我忽然失去了力量，这小屋，每一分每一寸的地方，都有着我和妈妈共同生活的痕迹。每一丁点空间，都盛载着过多的回忆。这么多年来，我属于妈妈，妈妈属于我，小屋属于我们两人！而现在，一眨眼间世界已经全变了。妈妈去了，我将离开，小屋不知又会迎接何人？
我伫立了那么长久，几乎忘记了赶火车的事，直到一声门响惊动了我。转过头来，是林校长。她匆匆地向我走来，把一只手同情地放在我的肩膀上。
“忆湄，你马上就去台北吗？”
“嗯，”我轻声地说，“四点半的火车。”
“为什么这样急？你实在可以再多住几天的！”
我摇摇头。
“反正要去，还是早点去。这间屋子，我一个人住着太难过。”
林校长叹了一口气，凝视着我说：
“忆湄，我不了解你母亲，我和她共事了十二年，也算得上是她的好朋友了，难道不放心我？认为我不能照顾你？为什么还要你跑到台北去投奔一个多年没有来往的朋友？那位罗教授，就真能照顾你吗？”
我不语。林校长是这所小学的校长，和妈妈已有十二年的交情。但，我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愿把我交给她。妈妈希望我念大学。“只有一个人能为你安排，罗教授！”林校长是个好朋友，但她自己有六个子女，一个读大学，三个读中学，还有两个读小学。她无法再负担我。
“好吧！忆湄，”林校长终于说，“如果要赶火车，就该走了！你去看看情形，假若那边住不下去，还是回来吧！我家不怕多你一个人吃饭！”
我点点头。真的，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已只有一小时了。我走向小屋的门口，林校长默默地走在我的身边，走出房门，我不胜依依地再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只有六席大的教员宿舍！我和妈妈度过了十二年光阴的地方，再见了！一瞬间，我鼻中酸楚而泪眼模糊了。
“忆湄！”
有人叫我，我回过头来，我面前竟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群人，张老师、魏老师、何老师……几乎所有妈妈的同事都来了。我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了回去，我应该变成一个大人了！挺了挺背脊，我走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别。我表现得那么沉静，那么稳重，简直都不像“我”了。我接受了无数的祝福，也喃喃地说了许多感激的言语。最后，我终于走出了××小学的大门，离开了我居住多年的地方。
林校长送我到火车站，站在月台上的车窗外面望着我。我坐在车内，倚着窗子，对着妈妈这位多年的老友，我有满怀愁绪，而又默默无言。只因为前途太渺茫，太未可预料，这份沉重压迫着我，使我无法说话。林校长也一反平日的豪放热情，而显得出奇的沉默，大概她在为我难过，为妈妈难过，也为她自己难过——她竟无力照顾一个老友的遗孤。一声汽笛响，“轰隆”一声，车子蠕动了。林校长把头伸了过来，喊着说：
“忆湄！要写信哦！”
“我知道！”我也喊，“再见！林校长！”
“再见！……”林校长不由自主地追了车子几步，又传来一句话：“忆湄！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从今起，你是个独立的人了！”
车子驰远了，林校长瘦瘦的身影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之中。是的，我是个独立的人了，换言之，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了。罗教授，他会成为我的倚靠吗？他会接纳我吗？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青山绿树，我是更加迷惘沉重了。
远在五年前，有一天早晨，妈妈放下了早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怔怔地说：
“罗毅——居然来台湾了。”
“罗毅是谁？”我问。
“一位地质学家。”妈妈淡淡地说，开始吃她的早餐，我把报纸拉到面前来，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消息。
名地质学家罗毅博士
昨日携眷由港来台，
将应聘为×大教授。
这消息引不起我的兴趣，那时是暑假，我正计划和同学游大贝湖。抛开了报纸，我不经心地问：
“你认识这位教授？”
“以前认识，在大陆上。我和他太太是好朋友。”妈妈说，“许多年没见过了。”
“你要去看他们吗？”我问，吃着烧饼。
“看他们？”妈妈愣了一下。“不！何必呢？他们很得意，我去倒显得——”妈妈把话咽住了，对我警告地说：“忆湄！你又弄了一地的烧饼渣！”
关于罗教授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后妈妈再也没有提起过他。我呢？在几分钟之后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直到三个月以前，妈妈已证明患上了子宫癌，我们母女都已很清楚地明白，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随时可以降临。妈妈有一天让我去寄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罗毅，地址是台北罗斯福路×段×巷×号。我寄了信回来，妈妈才和我谈起罗毅。
“他是一位学者，和我们是世交，假如我有什么不幸，他是我唯一想得出来，能够照顾你的人！”
正像妈妈说的，我是个不大肯面对现实的“孩子”，或者由于我是妈妈的独生女儿，未免从小有点儿娇宠，养成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承担的习惯。因此，虽然我很清楚地明白，妈妈患上了绝症，迟早要抛开我而去，但我拒绝去想它，拒绝去谈它，也拒绝去承认它。每当妈妈提起她身后的事，我就跺着脚嚷：
“没有那一天，永远没有那一天！”
然后跑开，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去悄悄地哭。
可是，而今，“那一天”终于到我眼前了。我行囊中有妈妈临终前三天所写的一封信，嘱咐我面交给罗教授。信是妈妈亲手封好的，我不知道里面写些什么，我猜想，无非是托孤的意思。妈妈一生好强，从不肯向人低头或请求什么，没料到她走到生命的尽头，却必须向一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请求收容她那“长不大”的女儿！
“长不大”的女儿！妈妈常常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