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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会。
关:老北京的八张,一缺,门儿清,断腰,平胡,砍单,清一色,一条龙,大满贯。
定:不是北京打法还有什么打法,沈阳打法?
关:有,各地都有各地打法。因为我母亲爱打麻将,我父亲在解放前花三块钱给我母亲买了一副麻将牌,是骨头的,骨头嵌在竹子里,这副麻将牌现在还在。我们家我大哥、二哥、四哥,包括我,包括我侄子辈的,都会打麻将。到沈阳偶尔过年家里玩个沈阳打法。打麻将也是一个传统。
我母亲特别喜欢养鸽子,喜欢养鸡。我们家搬到西皮市乙16号以后,一个四合院嘛,家里就养了几十只鸽子。一到“五一”“十一”,天安门不是放鸽子么,它刚一放起来,我把我们家的鸽子就给轰上天了,这鸽子不就随群了么,它在天上转呢,我在这底下一叫食,“得儿得儿”,那鸽子就跟我们那群一块儿呀,“哗”一下就落下来了,再往给鸽子搭的窝赶,一个铁笼子似的,有个门,往里一赶,“咔”一抓,先给翅膀缝上线,省得再飞呀,特别有意思。
定:你们家养多少只鸽子呀?
关: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
定:多少只是你们自己的,多少只是裹来的?
关:裹来的也就是十来只。那时候主要是我母亲和我大侄子关鸿昌他们俩养鸽子,我也跟他们一块儿。
定:您嫂子唱戏么?
关:不唱,女的基本不唱。我大嫂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二嫂比我大嫂长得更清秀一些,更聪明一些,做手工刺绣特别好,她也不会唱,但都喜欢。我四嫂是做银行工作的,也不会唱。关鸿基考上戏校的第二年,1959年7月9日,我大嫂癌症去世。关鸿基上边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关书颖,1986年癌症去世,44岁。我大嫂、我大嫂的母亲,我大嫂的一些妹妹、姐姐,在台湾的,包括我大嫂的亲妹妹,嫁给我二哥的,我二嫂,都是癌症,遗传基因。
<b>(4)我自己</b>
关:我小学在哪儿呢?在哈德门,崇文门门脸儿,原来叫德新小学,现在改成南城根小学了。中学我一直在26中,就是原来的汇文中学,崇文门附近。我是初中三年,学习成绩优秀,然后保送高中。高中三年,就是一门化学4分,其他都是5分。就差这一门,金质奖章获得者就保送大学了,那时候脑子好使。
报考大学的时候,招生简章上有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专业,我一想这个专业比较冷门,我也是满族,就报这个。
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以后,学满文,回家之后我说爸,您会满语吗?他说我会点儿,我说您怎么会啊,他说我是从清朝那边过来的呀。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人您想。我说您说说,走怎么说?“yabu”,哎,yabumbi的命令式就是yabu。起立,“ili”,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我跟他一对,都是对的,嗬,我说可以呀。他已经70多岁了,这些他还都会说。
定:看来这满语您还有家传了。
关:这说明在清末的时候他们还说一点满语,不是一点没有。他属于下层贫苦旗人,他还会说呢。
我父亲非常支持我上学,我学满语他高兴。他一个月才开41块钱,每月给我拿出8块钱来。我真喜欢这个专业,我从一上学就喜欢,所以虽然我爱玩,但我对学习挺上心的。当时思想也比较单纯,觉得学不好对不起党的培养。
毕业分到沈阳以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史部门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不让我搞专业了,就把我分配到中学,我当了十年中学老师。到沈阳之前我自己拿木头钉了一个小木箱,把我学的讲义、笔记什么的全都弄好带到沈阳,也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我总觉得我这专业不能白学,将来肯定有用。到学校他们让我教语文、数学、历史什么的我全都不干,为什么呢,一教上那个,再当个班主任,工作太多。我爱好体育呀,我在大学就是院排球队队长,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当时又缺体育老师,我说我干这个,一锻炼身体,二我有时间,晚上看看书,看看笔记。毕业这十年虽然耽误了我没搞专业,但因为一开始我就特别热爱这个专业,平常我还看一看,所以1978年归队之后很快就上来了。
定:可是您对京戏的兴趣始终比对满语还更浓是吧?
关:对。从小爱好呀。
<i>[2015年6月7日,关嘉禄先生再次翻阅了这篇口述之后,从沈阳来电话,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并做了如下补充]</i>
<b>(5)我夫人</b>
关:我夫人叫杨曼丽,1944年10月9日出生的,比我小一岁。她是汉族。就是因为京剧这个纽带,千里姻缘一线牵,把我们牵到了一起,说起来非常有意思。
1965年8月我到广西参加“四清”,当时分配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工作队。当年11月份,广西京剧团也到林溪镇,叫“跟班四清”一个月,一边参加工作队的工作,同时为乡亲们演出。杨曼丽当时是京剧团的演员,她从镇下边的平地棉村调到镇里,我当时就在镇上,还是我帮她背着行李,安顿到镇上的邮电所的,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有好多接触的机会,我们在一起就谈京剧,特别投机。
分别之后不久,1966年“文革”就爆发了,我还到广西南宁去看过她。后来我从广西回到学校,还是鸿雁传书不断。1968年她从广西到北京外调,就住到我家了,我们正式谈恋爱,1969年我到南宁,与她结了婚。我是北京人,爱好京剧,又能拉琴,和他们剧团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
婚后我们就开始两地生活了。她从广西京剧团又到百色的五七干校,我一直在沈阳。她是1972年才调到沈阳的。当时调转非常困难,可是我遇到贵人了。那时候有个和我在中学一起当老师的,她爱人在辽宁省委组织部当军代表,是通过他,把我夫人调来沈阳的。那时候我们两地分居三年了。我记得她来的时候是10月份,赶到北京时正在下雨,冻得够呛。
那时候她来的地方还叫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粉碎“四人帮”后改成了沈阳市京剧院。那时候要进这个学习班,还要先经过考试,她唱的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经过考试就被录取了。我夫人十二三岁就考入广西戏曲学校,由广西京剧团代培,她主要唱梅派青衣,《宇宙锋》《玉堂春》,还有《二进宫》,唱红了广西。
你看我们又是满汉,又是南北,千里姻缘一线牵,这线就是京剧,也算是在文化上有认同吧,我怎么会找一个唱京剧的汉人,这真的挺有意思。我们一辈子挺恩爱的,那真的是相濡以沫。现在两个孩子对京剧也是情有独钟。现在她也退休了,我们在家里有时还吊吊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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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嘉禄与妻子杨曼丽1988年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与侄媳王玉珍</i>
<i>(中,穆桂英扮演者)演出之后在舞台上合影(关嘉禄提供)</i>
我除了研究清史满学,由于对京剧热烈挚爱,对京剧艺术也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写了一些评论,还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活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你从我2012年出版的文集中就可以看出来,我这里就不再说了。
<b>[访谈者按]</b><i>关嘉禄先生的文集名为《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收了他有关京剧艺术研究的几篇论文,如《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清史论丛》200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满族与京剧述论》(《满学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潜心程门的迟小秋》(《中国京剧》杂志2000年第2期)、《借得东风鼓征帆》(《中国京剧》2001年6月出版)等等。在该文集的序言中,徐彻教授为关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总结了八大贡献,其中第六条,就是对京剧艺术的褒扬与推崇。他说:“关嘉禄先生是京剧的高级票友,能拉会唱,对京剧艺术十分喜爱,亦十分懂行。关嘉禄先生以票友的身份,逐渐成长为一位京剧艺术理论家。有论文,亦有著作。”他说关先生不仅发表了多篇京剧评论和报道文章,并且撰写了专著《梨园春花·地方戏曲与京剧》(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曾获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京剧票界活动家”荣誉证书。说关先生“除了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京剧艺术理论家之外,还是一位被京剧名家认同的京剧艺术鉴赏家”。</i>
<i>特此补记。</i>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I32Y.jpg" />
<i>关嘉禄1990年前后与著名京剧表演</i>
<i>艺术家袁世海先生的合影(关嘉禄提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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