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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会。
关：老北京的八张，一缺，门儿清，断腰，平胡，砍单，清一色，一条龙，大满贯。
定：不是北京打法还有什么打法，沈阳打法？
关：有，各地都有各地打法。因为我母亲爱打麻将，我父亲在解放前花三块钱给我母亲买了一副麻将牌，是骨头的，骨头嵌在竹子里，这副麻将牌现在还在。我们家我大哥、二哥、四哥，包括我，包括我侄子辈的，都会打麻将。到沈阳偶尔过年家里玩个沈阳打法。打麻将也是一个传统。
我母亲特别喜欢养鸽子，喜欢养鸡。我们家搬到西皮市乙16号以后，一个四合院嘛，家里就养了几十只鸽子。一到“五一”“十一”，天安门不是放鸽子么，它刚一放起来，我把我们家的鸽子就给轰上天了，这鸽子不就随群了么，它在天上转呢，我在这底下一叫食，“得儿得儿”，那鸽子就跟我们那群一块儿呀，“哗”一下就落下来了，再往给鸽子搭的窝赶，一个铁笼子似的，有个门，往里一赶，“咔”一抓，先给翅膀缝上线，省得再飞呀，特别有意思。
定：你们家养多少只鸽子呀？
关：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
定：多少只是你们自己的，多少只是裹来的？
关：裹来的也就是十来只。那时候主要是我母亲和我大侄子关鸿昌他们俩养鸽子，我也跟他们一块儿。
定：您嫂子唱戏么？
关：不唱，女的基本不唱。我大嫂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二嫂比我大嫂长得更清秀一些，更聪明一些，做手工刺绣特别好，她也不会唱，但都喜欢。我四嫂是做银行工作的，也不会唱。关鸿基考上戏校的第二年，1959年7月9日，我大嫂癌症去世。关鸿基上边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关书颖，1986年癌症去世，44岁。我大嫂、我大嫂的母亲，我大嫂的一些妹妹、姐姐，在台湾的，包括我大嫂的亲妹妹，嫁给我二哥的，我二嫂，都是癌症，遗传基因。
<b>(4)我自己</b>
关：我小学在哪儿呢？在哈德门，崇文门门脸儿，原来叫德新小学，现在改成南城根小学了。中学我一直在26中，就是原来的汇文中学，崇文门附近。我是初中三年，学习成绩优秀，然后保送高中。高中三年，就是一门化学4分，其他都是5分。就差这一门，金质奖章获得者就保送大学了，那时候脑子好使。
报考大学的时候，招生简章上有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专业，我一想这个专业比较冷门，我也是满族，就报这个。
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以后，学满文，回家之后我说爸，您会满语吗？他说我会点儿，我说您怎么会啊，他说我是从清朝那边过来的呀。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人您想。我说您说说，走怎么说？“yabu”，哎，yabumbi的命令式就是yabu。起立，“ili”，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我跟他一对，都是对的，嗬，我说可以呀。他已经70多岁了，这些他还都会说。
定：看来这满语您还有家传了。
关：这说明在清末的时候他们还说一点满语，不是一点没有。他属于下层贫苦旗人，他还会说呢。
我父亲非常支持我上学，我学满语他高兴。他一个月才开41块钱，每月给我拿出8块钱来。我真喜欢这个专业，我从一上学就喜欢，所以虽然我爱玩，但我对学习挺上心的。当时思想也比较单纯，觉得学不好对不起党的培养。
毕业分到沈阳以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史部门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不让我搞专业了，就把我分配到中学，我当了十年中学老师。到沈阳之前我自己拿木头钉了一个小木箱，把我学的讲义、笔记什么的全都弄好带到沈阳，也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我总觉得我这专业不能白学，将来肯定有用。到学校他们让我教语文、数学、历史什么的我全都不干，为什么呢，一教上那个，再当个班主任，工作太多。我爱好体育呀，我在大学就是院排球队队长，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当时又缺体育老师，我说我干这个，一锻炼身体，二我有时间，晚上看看书，看看笔记。毕业这十年虽然耽误了我没搞专业，但因为一开始我就特别热爱这个专业，平常我还看一看，所以1978年归队之后很快就上来了。
定：可是您对京戏的兴趣始终比对满语还更浓是吧？
关：对。从小爱好呀。
<i>[2015年6月7日，关嘉禄先生再次翻阅了这篇口述之后，从沈阳来电话，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并做了如下补充]</i>
<b>(5)我夫人</b>
关：我夫人叫杨曼丽，1944年10月9日出生的，比我小一岁。她是汉族。就是因为京剧这个纽带，千里姻缘一线牵，把我们牵到了一起，说起来非常有意思。
1965年8月我到广西参加“四清”，当时分配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工作队。当年11月份，广西京剧团也到林溪镇，叫“跟班四清”一个月，一边参加工作队的工作，同时为乡亲们演出。杨曼丽当时是京剧团的演员，她从镇下边的平地棉村调到镇里，我当时就在镇上，还是我帮她背着行李，安顿到镇上的邮电所的，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有好多接触的机会，我们在一起就谈京剧，特别投机。
分别之后不久，1966年“文革”就爆发了，我还到广西南宁去看过她。后来我从广西回到学校，还是鸿雁传书不断。1968年她从广西到北京外调，就住到我家了，我们正式谈恋爱，1969年我到南宁，与她结了婚。我是北京人，爱好京剧，又能拉琴，和他们剧团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
婚后我们就开始两地生活了。她从广西京剧团又到百色的五七干校，我一直在沈阳。她是1972年才调到沈阳的。当时调转非常困难，可是我遇到贵人了。那时候有个和我在中学一起当老师的，她爱人在辽宁省委组织部当军代表，是通过他，把我夫人调来沈阳的。那时候我们两地分居三年了。我记得她来的时候是10月份，赶到北京时正在下雨，冻得够呛。
那时候她来的地方还叫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粉碎“四人帮”后改成了沈阳市京剧院。那时候要进这个学习班，还要先经过考试，她唱的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经过考试就被录取了。我夫人十二三岁就考入广西戏曲学校，由广西京剧团代培，她主要唱梅派青衣，《宇宙锋》《玉堂春》，还有《二进宫》，唱红了广西。
你看我们又是满汉，又是南北，千里姻缘一线牵，这线就是京剧，也算是在文化上有认同吧，我怎么会找一个唱京剧的汉人，这真的挺有意思。我们一辈子挺恩爱的，那真的是相濡以沫。现在两个孩子对京剧也是情有独钟。现在她也退休了，我们在家里有时还吊吊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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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嘉禄与妻子杨曼丽1988年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与侄媳王玉珍</i>
<i>(中，穆桂英扮演者)演出之后在舞台上合影(关嘉禄提供)</i>
我除了研究清史满学，由于对京剧热烈挚爱，对京剧艺术也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写了一些评论，还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活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你从我2012年出版的文集中就可以看出来，我这里就不再说了。
<b>[访谈者按]</b><i>关嘉禄先生的文集名为《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其中收了他有关京剧艺术研究的几篇论文，如《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清史论丛》200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满族与京剧述论》(《满学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潜心程门的迟小秋》(《中国京剧》杂志2000年第2期)、《借得东风鼓征帆》(《中国京剧》2001年6月出版)等等。在该文集的序言中，徐彻教授为关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总结了八大贡献，其中第六条，就是对京剧艺术的褒扬与推崇。他说：“关嘉禄先生是京剧的高级票友，能拉会唱，对京剧艺术十分喜爱，亦十分懂行。关嘉禄先生以票友的身份，逐渐成长为一位京剧艺术理论家。有论文，亦有著作。”他说关先生不仅发表了多篇京剧评论和报道文章，并且撰写了专著《梨园春花·地方戏曲与京剧》(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曾获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京剧票界活动家”荣誉证书。说关先生“除了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京剧艺术理论家之外，还是一位被京剧名家认同的京剧艺术鉴赏家”。</i>
<i>特此补记。</i>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I32Y.jpg" />
<i>关嘉禄1990年前后与著名京剧表演</i>
<i>艺术家袁世海先生的合影(关嘉禄提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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