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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负家国众望,必欲为楚人之戴高乐,绝难容忍诸夏(诸欧)一统、荣耀古国沦为寻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无异于盟军肢解德国,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联盟用于监视霸国复起,并无取秦而自为秦政之意。有原则政治家唯愿复兴祖国,所争不在权位,故而政纲一败,绝不恋饯、偷生。“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楚国贵族)”证明项王只知有楚,以为华夏不过文明概念,并非国家。后人责其何不西都关中,愚蠢程度等于责问戴高乐何不定都柏林。显而易见,此类计划唯有无根游士-游民集团始能奉行。就当时形势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贵族精华,断非沛公“为天下者不顾家”之个人冒险家集团。项王之所以不能广纳各方人才,亦在于贵族集团原不能容许外邦人、卑贱游民出人头地。后人以为楚军等于后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团,想象首领完全依赖个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权力,纯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田横之心全同鲁公[12],所异仅在为齐而非楚,复国不成,岂爱大者王、小者侯? 汉高流氓,无历史重负,正所谓无产者无祖国,本无荣誉可争,舍功利无所计,故不忌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汉制郡、国并立,即以秦皇之制治关西、项王之制治关东,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