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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之制,文武同流,礼制军制,初不能分。[13]贵族传统及其“荣誉、责任、信仰”,互为表里。礼崩乐坏,自军制始,次第牵动全民。
管子变法,“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国语·齐语》)。
缪公伐晋,“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吕氏春秋·爱士》)。
赵简子伐范氏、中行氏,“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平民得为士。
此皆封建将崩而未坏、世运将转、平民将兴、新旧杂陈、鼓荡相激之兆。伯里克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皆有贵族解体背景在,文明青春黄金期幻觉之一,即在自信精力无穷、盛世秘诀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赖于若干历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无从复制,人智难及。
此刻戎务,尚守礼制,竞技为先,仁义是尚,不以成败为核心价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义重于生,究系礼乐干城。秦缪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忌,受极恶之“缪”谥号,彰其遗恶甚于淫昏之灵、隐。此儒道之万古江河,当时之“普世”“底线”论。楚庄复蔡社稷,不爱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已得礼乐之精——怀百工、来远人、兴灭国、继绝世。[14]故列强不复夷狄视之,庄王由此始能与诸夏之君并列,否则其功业岂足比肩成王、缪王。
戎以求荣,守《司马法》,不禽二毛、不重伤。[15]千乘之国为大。大役“三军尽没”,不过数千。三鼓成列,及暮胜负已分。尚有嫌其迁延,乃欲“灭此朝食”者。《左传》时代之戎务,大略类此。故而当时社会视从戎为贵族特权及荣誉,平民有贤者得入戎行,皆以为荣,不以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卫、吴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构主义”洪水滔天。廉洁可辱,爱民可烦,不容礼义厕足其间。上古以德,中世用贤,今世争力,“专制平等主义”进入历史,以“军功面前授爵平等”为突破口,历史怒马狂奔,“千乘之国”未尝于“万乘之国”稍息片刻,直入长平式“举国总体战”,所赌者非一将一军,而系一国丁男之全。军役之荣耀一变为血贡之恐怖,是以“卒之母”闻大将与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贤”“无类”之“启蒙主义平等”理想落实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现实政治”之于“普遍价值”,已有不能两立之势。儒者以“螳臂当车”自况、“宁蹈东海”自任,已开“节烈论”之渐,实有壮怀,非如后世末流“仅责幼弱”。
六王毕,四海一,始皇“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径以文法吏治黔首,没路王孙满市曹,贵族平民界线化为乌有。
于是有“百姓初带剑”,新新人类诞生。
韩信带剑,受“王孙”之称而居之不疑,不受决斗挑战,不守贵族荣誉法典、效子路结缨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时沦为当时之“韩跑跑”。以旧贵族心理自属荒谬绝伦,然以平民“成功学”心理,个人(“为天下者不顾家”)发迹变泰(混迹于政治阶级)为根本目的,余者不过手段而已,谋大者不计小,目的岂为手段设?
此类思路,稍进半步,即入流氓无产者马基雅维利主义,“分我一杯羹”。汉家赖此而得鹿。
韩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进入民间俗文化,列国鲜见,折射平民化、同质化早熟,寒门心态主流化之“中国特色”。
旧贵族项氏、田氏身即政治阶级,与国同戚,无所谋于“发迹变泰”“成功学”,起兵为楚、齐历史光荣,岂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为一物,举义原为锄秦政,复齐桓、晋文之世,若必以秦政为法、“弃礼义而上首功”始得求胜,真所谓“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诡谋,亦同此心。于己“求仁得仁”,于敌“授柄与人”。
以义帝继周天子,复列国之局,非项氏私志,实关东举义共同纲领最大公约数,所争者仅在“谁有资格继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汉王即位垓下,亦出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于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诸侯之首”(周政),即楚汉间宪法问题之首。
汉高权谋政客,富于现实感,但求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绝不为抽象理论以现实利益为赌注。“垓下纲领”乃众霸君相互承认既得利益,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后由近及远,徐图进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贯高之谋。汉王辱赵,非张王有罪[16],殆欲发动葛兰西“文化革命”“阵地之战”,确立“天下一人,诸侯不过顺民之受宠者”意识,粉碎“诸侯有国,天子乃国际联盟荣誉主席”旧观念。张王吾家贤婿,自当配合表演,否则以韩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谨事汉之赵?无奈赵王知趣,赵国公卿偏泥于故事,以为汉之待赵,当如齐桓礼鲁、晋文存蔡。于是,大狱生焉。
汉家全胜于近畿,渐及于远邦,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淮南衡山之狱,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户亡秦、楚汉鸿沟之余烬复燃。吴王诏“孤王六十许、幼孙十四皆从军,少于余、壮于孙者当从”,即秦昭襄王长平总动员令(丁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悉赴军前)翻版,“全民总体战”[17]告别演出。前此之封建战争不与野人,后此之帝位战争不与顺民。舍法国大革命至两次世界大战二百年外,人类无此倾国之战。[18]
历史终结后,“末人”甚少能维持历史理解力。清圣祖不信有长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之自作聪明,皆视周秦之变为后世寻常改朝换代,争位固位之技术高低而已。设若有朝一日,西欧文人高论“丘翁戴帅不知劫盟军,据柏林总理府,自为全欧领袖,划英法为行省,执着于衣锦还乡何为”,吾辈即知“历史终结”业已实现于全球。
历史之人视史后之人,如人视群蚁,轻蔑掺杂羡慕。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舍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之无限痛苦、无限孤独,其命运于出生之先,已由历史之人预断,虽有贤圣深谋,不过修正历史细节而已,远不及历史之人纵属无心过客,亦可以其“初始条件敏感性”“路径依赖”尽翻全棋。
吴楚拒汉,兵车之外,亦有思想之战。法出三晋,儒出邹鲁,道出南国,墨出殷宋,乡风宗风,百年不易。长安朝廷意识形态,以名法为内核,至武宣不改,相继以黄老、儒术、阴阳为缘饰。《淮南王书》则以道家为主,稍取儒墨为补缀,流衍之余,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说。
“清君侧”实质含义,即长安朝廷周天子化,复诸侯战国式自由,其时关东诸侯召游士、养游侠,原系小战国残余。“大决战”、“中国之命运”后卫战尘埃落定,此后虽有亲藩之乱,皆个人或集团争位,无涉“体制问题”,历史步入终结。[19]
秦政或“专制平等主义”可以废贵族,而不能无权贵。贵族者,以历史资源先于绝对君主制而存者,君主依赖性低于文人士大夫,可以杀专制之势。权贵者,宫廷恩幸,舍君恩无所恃,君主依赖性高于文人士大夫,天然倾向于以“君权原教旨主义”破坏文人士大夫“可持续君权节制主义”,国破家亡出此辈者十居七八。前现代国家,历史贵族早衰者,无不流于东方专制主义陷阱。华夏距此,通常不过半步之遥,而此半步端赖“无恒产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贵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则有形态之贵族反对者,实有利于无原则无形态流氓无产者。顺民免于列国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无所逃也”之苦。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费午餐存乎其间。
封建已废,以顺民专制主义为国本,流氓无产者与士大夫争国运,即“历史的选择”“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时代挟外力降临,始有重新选择机会。“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神明,来选择我们的命运。”
骰子尚未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