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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敌可以观人。江东小华夏主义不忘宋明国耻，自拟陈丞相（陈宜中）、郑所南（郑思肖）、史阁部（史可法）、王船山（王夫之）后身，视西欧为师友，东瀛为隋唐之遗，唯于中亚牧马焚书屠城，念兹在兹。日人传统亦倾向南朝，神武宗奉齐梁，镰仓白衣吊宋，舜水衣被水户，呼洪杨（洪秀全、杨秀清）为明人而祝胜，羽翼康梁民党，可谓逆迹昭彰。辛亥功臣、国府内核，率皆刘同志文彩之阶级兄弟，不脱士人习气。
扶清灭洋大中华爱国主义则反是，以满蒙姻亲集团为凝结核，常怀南人不相之心，其政理类似法兰西白色雅各宾主义，期望未受文人、商贾污染之纯朴乡农勤王、翼教。蒙古理学经倭艮峰（仁）汇梁巨川[132]，终成乡建派与北国军人之社会保守主义联合阵线。僧王（僧格林沁）系此派政治核心，以痛恨南士洋人为忠君之始，庚申之难为彼一手造成；拒换约而兴大沽之捷；败盟劫英法使臣，拷死黑狱，招圆明之一炬。郭筠仙（嵩焘）责彼“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然北狩君臣绝无害至亲、快南人之意。僧王纵横中州，视州县如刍狗，优给官费犒军，累败皆责供奉不丰，较湘淮将帅自费勤王，判若云泥。
王忌汉人，陈国瑞竟独得其厚，实以基本价值观相合故。僧王败死，冰山已倒，媚上取宠已无必要，而国瑞不改初衷，足见其诚。“陈矛”敢缴“洋枪刘”（铭传）械，可谓义和拳攻聂士成之预演。国术神勇不敌“二毛子”洋枪，陈军死士俱尽，国瑞生俘，幸“二毛子”法制观念高于爱国者，未敢自专，移案枢庭。军机以天下方乱不宜诛宿将，赦之。国瑞虽闲废，不忘王爷身教，发挥余热，弘扬大义，贬斥汉奸，复兴国术，联络帮会，将有以报国。[133]天不负人，津门义民以基督徒收养孤儿、引入外科医院、修建西式地下室故，疑其拐卖人口、开设黑店、挖心破腹，国瑞从而煽之，屠教民及法领事丰大业。
兵舰云集大沽，朝野属望之曾侯唯以“十八挺经”[134]自慰，且欲立于海口当洋兵首炮以阻其锋。此术实与李少荃（鸿章）“痞子腔”相伯仲，全忘己身教人 “立意以诚，蛮雒可行” 之高调。天佑清室，普法开衅，法人无力兼顾远东。
苦主既退，列强易与，庚子之勉可延展三十年。平心而论，三十年宽限并未虚掷，南士亦颇能顾全大局，效曾左搁置少年偶像王船山，接受大清基本原则，推动纯粹经济技术现代化。曾总设计师遗志，李相恭行不贰，终其在位之时，“江东小华夏主义”“扶清灭洋主义”皆难抬头。
甲午丧师，改革已死。倭中堂、僧王、陈矛转世于徐军机（徐世昌）、端王（载漪）、大师兄（义和团领袖称大师兄，如张德成），南国士大夫寄命于康党、民党。道术既裂，方州无主，全应曾（国藩）赵（烈文）前言“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