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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者数,影响及于华夏世界宪制及路径,至深至大,非徒历史之半,实与历史相始终,牵涉之广,远远超出事实范围,深入元历史或道德价值复合体境界。迄今一切专业史家,于此重负无不心胆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观照,不作考订。读者必须具备文化形态学前理解,同时信任作者记忆力犹如信任罗马教皇。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请自满蒙始。
满蒙拓殖,属于“内亚次级殖民主义”[135]问题,依托东清铁路,以“满洲国”时代为拓殖高峰。满蒙日益窘困,求庇于日本,乃造成日中战争之直接原因,一如国府求庇于美国,乃造成日美战争之直接原因。“满洲国”立制,以复辟民初“五族共和”(国民革命斗争对象)为辞,以平衡汉民优势为国本,然不能阻止直鲁流民用脚投票及其沙丁鱼淹没战术。拓殖退潮,始于太平洋战争-关东经济管制及经济衰退。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女直朝鲜之于辽民,血统无大差别。安北府外韩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后裔。建州酋长不杂汉家血统者鲜,满洲为后出之神话。
元之上都辽阳河套,农业人口繁盛,见于西方及伊斯兰记载,其中必有大量汉民。明兴,亚述式大流放横扫全国。[136]凤阳花鼓、洪洞槐树之对应物有二:迁口外居民以实内地;强制内地胡人改汉名,联姻汉民。顾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汉姓之杂糅。明初武臣为胡人改汉名者畸多,不逊于唐。无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时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辽金口外居民有延续性,中原内战不断驱民出塞。辽亡,郡县北界已逾民国以前任何时代。此类居民后裔若非为蒙古所杀,势必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内乱出塞者亦以百万计,似乎并未贻北狄重大政治问题,而番将胡兵与唐五代相始终,余波及于杨家将-河东吐谷浑集团。开边问题=雇佣番兵问题;藩镇问题=番兵不能汉化问题;废藩释兵=无胡化即无战斗力问题。[137]
五胡北朝,胡人贵族集团与东京儒化世族共治,演为隋唐政治及战斗力基础。同时,内战不断驱逐失败者出塞,而后无声无息,唯有解为胡化泯灭。
汉魏徙戎保塞,实质在于驯犬御狼,终至狼犬合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内地生育率下降(意义体系崩溃之确凿证据),光武以来积极解除地方武装、推行内地非军事化,依赖雇佣兵乃迟早之事,而胡兵永远构成雇佣兵之最忠诚、淳朴、善战部分。此际,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记录。
战国秦汉期,塞内外文化断层尚不存在。匈奴体制不同于鲜卑突厥,显系战国之余,酷似鲜虞、中山、楼、代[138]之属。相邦(即汉之相国,避高祖讳而改战国旧称)领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当时儒道犹有宪制意义,并非君主个人偏好,实为贵族封建制投影,证明法家—官僚集权制—军国主义发育迟滞。鲜虞、中山于列强竞相废封建、立郡县之际大行儒道,启赵主父(赵武灵王)觊觎之心,即为显例。此时夷夏犬牙交错,尚未一线隔绝。赵王历代联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异族。汉家刻薄寡恩、单于宽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专制之别。匈奴若能于景武之际问鼎咸阳,其效力犹近于封建宪制-多国体系复辟,迨周之薄海、楚之临河、秦之叩关[140]顺流而扩大,非后世胡汉文明战争可比。然武宣杂霸王道、阳儒阴法,历史步入终结;鲜卑代匈奴,即无责任阿米巴组织取代负责任复杂组织,此后不再有路径选择机会。
汉匈战争实质后果,在于塞外政治组织日益退化,过渡文化区一变为断裂带,简陋部落因耐破坏力强,日益取代复杂制度;塞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官僚化国家结合,春秋民兵、战国义务兵日益为雇佣兵取代,胡兵乃雇佣兵逻辑终点。此间没番汉民有记录者,皆联姻胡女而后胡化消失;降人有记录者,皆化为汉家雇佣兵,为五胡先声。属国制实质在于避免汉化,保持其战斗力。
[1] 根据《论语》、《春秋》三传的记载,春秋末年鲁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如下。鲁君为周公嫡系,周礼尽在鲁。国人是西周贵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统治阶级身份君临土著,祭诸侯宗社。野人(乡下人和土著)没有统治阶级资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于亳社(殷商-环渤海文化圈的传统祭祀)。国人内部的融合已经相当彻底,殷周后裔对鲁国的认同相去不远,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君和执政贵族的党派纠纷。野人对鲁国缺乏认同,但鲁国日益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君(含宗室世族)、国人(孔子一类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斗争。鲁定公时代的政变中,执政的党派感到有必要争取各阶级的正式盟约。这种形势非常接近约翰王时代的西欧封建:各等级的势力均衡产生了某种混合政体的萌芽。
[2] 齐景公。尽管司马迁将齐国和莱夷的战争追溯到太公望时代,但主流历史学家认为齐国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在这场战争中,齐国有效统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当然,这是以牺牲土著为代价的。齐景公的大臣命令莱夷向鲁国君臣献礼,孔子认为这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齐国人的动机显然是把俘虏或归附的莱夷当作战利品,向邻国炫耀胜利。
[3]利特尔·哈特在《战略论》当中提出的概念,涵盖了军事以外的经济、人口和地缘布局,强调“势”强于“力”,良好的战略布局能够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阳甲驾崩之后,盘庚作为其弟继承王位。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
[5]朝歌。卫国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纣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统和首都。
[6] 卫懿公,姬姓,卫氏,名赤,卫国第18代国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成瘾,人称“鹤将军”,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兵败被杀。卫国经此变故,由大国变为小国。
[7] 清人沈曾植《还家杂诗》。
[8]春秋五霸中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并称。
[9]《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因此,从“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10] 齐桓晋文的“会盟”发挥了国际联盟的作用。华夏系各邦(夏商周三代的后裔)通过会盟将自己和非华夏邦国、部族(包括日益强大的楚国)区别开来,视后者为野蛮人。会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周室衰微后,借助诸侯联盟的力量挽救华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
[11] 《左传·闵公二年》云:“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诗经·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镳镳。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12] 项羽封鲁,号鲁公。战国末期鲁亡于楚。
[1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此外,宗族兼任军事单位是殷商末年的传统。一族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叛变或归附都是以全族为单位的。周公收编殷民,并不改变族内结构。祭祀同时兼任军事训练或演习。年轻贵族只有在祭祀时表现优异的射箭或驾车技术,成年后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14]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独立的政治单位,承担相当于手工业者的任务(包括极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制造业),他们的叛变或归附具备重要的政治意义。王子带事件证明,他们的敌意足以颠覆正统君主。因此,怀柔这个阶级是政绩的体现。招徕外邦移民,证明本国政治清明,同时增加了本国的人口、技术和战斗力。盟主不仅要强大,而且需要有道义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应该出兵保护或帮助残民复国。齐桓公对卫国、燕国就是这样做的。亡国就是宗社香烟断绝,复国就是断绝的宗社后继有人。
[15] 这是宋襄公在泓之战当中提出的骑士原则,源出《司马法》(西周贵族战争的荣誉法典),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在于追求荣誉(相当于足球队球风好比成绩好重要),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年纪大的敌人即使俘虏了也要立即释放,敌人受了一次伤就不能打第二次。这样的打法才体面,不择手段追求胜利是体面人所不齿的。然而,宋襄公的敌人采取了只顾利益不顾荣誉的战法。《司马法》最终失传,只剩下其他文献间接保存的片段。只讲利益的《孙子兵法》取而代之,战国取代了春秋。
[16] 当时的赵王是张敖。他是前任赵王张耳的儿子,汉高祖刘邦的女婿。刘邦访问赵国,对赵王无礼。赵国宰相贯高及其班底认为这是侮辱赵国,要求国王为国家荣誉而报复。张敖拒绝,他们就自己动手。
[17] “全民总体战”就是全体男性从军的毁灭性战争,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国时期才出现。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只由少数贵族负责,与平民无关。
[18]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战争是贵族和专业人员的战争,大多数国民不参战。法国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动员。两次世界大战是全民战争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国(周政)和专制、统一的中国(秦政)不能两立,其间多次反复。虽然秦始皇的胜利使后者占了上风,但周政派并没有彻底灭亡。汉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复周。东方诸侯出于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图复辟列国并立的局面。他们并不像汉代以后的儒生和藩王那样,反对朝廷只是为了自己做大官和当皇帝:不改变体制,只想改变当权者。
[20] 轨辙,就是轨道、车辙的意思。古代的马车轮子相当于现代的火车轮子,如果轮子和轨辙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统一车轮。
[21] 卫国是殷商的故国(朝歌),卫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级亲王。春秋时代的卫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把丰富的遗产留给了秦汉大一统帝国。钱氏吴越政权在杭、越大兴水利,促进贸易,奠定了两浙繁荣的基石,把遗产留给了宋朝。
[22] 参见《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4] 曹操:《蒿里行》。
[25] 曹操:《蒿里行》。
[26] 韩侯少无赖,以带剑受胯下之辱。盖俗见以带剑尚荣皆贵族事,带剑而畏死者可耻之尤。
[27] 冯谖对孟尝君的主要不满是:主人给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让他在社会上维持体面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愿意给主人作出重大贡献。
[28] 苏秦在齐国,答应让齐国的外交政策配合张仪在秦国和魏国的外交政策。这段故事可能是《战国策》作者的虚构和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游士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忠于他们的东道主。从秦国对待游士的法律来看,他们的东道主对游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济会被认为是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国团体,19世纪欧洲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流言指控他们打入政府高阶层,从事国际性颠覆活动,主要是密谋反对各国的君主制政权。杰斐逊和罗斯福都曾遭到这种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