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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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在参加红巾军以前，如果有谁说太平乡的朱重八（朱元璋原名）能大富大贵，一定会被人们包括朱重八自己当做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个农村后生在当时就像茫茫荒野中的一株细草一样，微贱得你无法把它辨认出来。他的祖先追溯上去全部都是穷困潦倒的文盲农民，以至在位登大宝之后，他也无法像历代开国皇帝那样穿凿附会地攀附为某位名人之后。他长得结实魁梧，这也不过预示着他要在地里淌更多的汗受更多的累。他是在母亲下田的路上草率而匆忙地降生的。和任何一个佃农的儿子一样，他把自己的少年时光随随便便抛洒在山间垄头，从来没有费心为自己的未来做过非分的梦想，为自己日后那不平凡的前途做过什么准备。人们后来总拿他和汉高祖刘邦做比，因为他们同样出身农民。可是他没有浪荡子刘邦那份“大丈夫当如此”的不安分，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农民大起义，他注定是一个克勤克俭苦熬苦作的农民，一生被土地牢牢锁定。
也许是中国的宿命。元末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似乎就是为了把他从社会最底层最不起眼的角落颠簸出来，让这个原本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中国置于一个农民的粗糙大手之中，看他如何摆布。
事实证明，这块广阔而贫瘠的土地褶皱里曾经掩藏了无数才华璀璨的生命。这个因为绝对偶然从最底层走出来的农民向世界证明了他生命不平凡的热度和力度。应该说，朱元璋才华横溢。他从大字不识一筐的半文盲佃户，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自学读书写字，到后来居然能和大臣们讲经论史，也能舞文弄墨，写正经八百的骈文，而且写得还颇像那么回事。明朝开国之后，徐达初封信国公，他亲制诰文：“从予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对仗工整，语意豁达，确实是一副上佳的作品。有一年秋夜，他置酒会儒臣，宋濂不会喝酒，被他强灌几盅醉倒，他写《楚辞》一首相赠：
西风飒飒兮金张，特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
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
玉海盈而磬透，泛琼杯兮银浆。
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在历代帝王中，他的诗写得也算不错，粗朴豪放，有一种信手拈来的灵气，如这首《咏雪竹》：
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
明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
不能不说，朱元璋有很高的天分和悟性。他自己也为此得意不已，曾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扬扬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文字才能对于一个开国帝王来说毕竟只是装饰点缀。他真正的才华表现在军事政治领域。他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赤手空拳九死一生搏来的，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坚忍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传奇般的军事生涯中，杰出的大局感以及细部问题上的精细同样让人叹服。他做事天生分寸感强，精明狡黠又有主见，能当机立断。他夹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强敌之间，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各个击破，奠定了兼并天下的基础。北上中原之时又能独排众议，避敌锋芒，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直取虚弱之处，先剪枝叶，再挖老根，强攻与招降并用，迅速底定天下。《明史·太祖本纪》对此总结说：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
当他终于削平群雄，登上帝位，由一个赤贫的农民而成为天下的主人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慌乱和底气不足。他敢想敢干，大刀阔斧，对几千年传衍下来的政治构架大砍大削，对帝国人民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强悍干涉，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个性因素有力地标记在大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半文盲皇帝，三十一年间，建立了一整套涵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内的详尽周密的国家体制，这一套体制，笼罩了中国社会整整五百四十三年。这套体制，每个细节都体现了他谨慎周密、精明狡黠的个性特征。二百八十年后，跟在李自成屁股后面夺取了大明江山的满洲君主顺治皇帝仍然对此钦佩不已。他说唐宗宋祖都不如朱元璋雄才大略。“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到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明史·太祖本纪》对他的赞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太祖本纪·赞》中说：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根据这些说法，朱元璋这个有史以来出身最低贱的君主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把中国社会治理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历史的恶作剧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又隔了三百年，当我们站在现在的历史进程中回望时，朱元璋这个按传统标准算得上伟大的帝王，却如同一尊失却了法力的神像，彩绘和金妆从他那庄严的面容上剥落，丑陋的木胎开始显露，眼眶里射出的是茫然与迷惑。
背景
中国社会从什么时候起陷入了贫穷？至少在公元前300年，孟子的笔下就出现了“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流亡场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之类悲愤辞句曾屡次出现在《孟子》一书之中。面对着战国以后不断蔓延的贫困现象，孟子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主张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让人民能勉强达到温饱。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这种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挣扎奋斗一生，垂暮之年才能“食肉”，这是多么辛苦的人生，而这样的一生，竟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理想！
然而，自那时起，这种理想好像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据统计，自公元前300年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共出现过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平均每年出现灾荒1.4次。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时代穿越汉唐宋明。几十个朝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大起大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祖先承受过的痛苦。几千年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而那些城郭之内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整日思考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控制这些因为贫困和饥饿而心怀不满的百姓。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背景。事实上，直至我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贫困依然是中国大地上最鲜明的景色。我清楚地记得邻居家的孩子因为偷吃了一块月饼而被家长打得头破血流，清楚记得那时候的农民是如何一年到头不抱希望地在土地上苦熬苦受，却总也得不到温饱。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与其说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一种成绩，不如说是一种悲哀，而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朱元璋时，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在温文尔雅、充满书香气的上层文化氛围之外，中国社会还一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下层文化场，这种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这一文化场的全部注意力，而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与美之类的优雅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繁琐。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在饥饿和自我保护的危机感的逼迫下，道德和良心成了一种可以轻易摆脱的累赘，人们极为现实而残暴地运用一切手段。所以，这种文化带有巨大的生命活力和破坏力。朱元璋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背景登上皇位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而现代群体心理学理论关于群体的盲信、易受暗示和蛊惑的学说，也证明了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度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于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摆脱。
朱元璋就是如此。
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为深远的明初政治，和朱元璋的个性心理密切相关。
朱元璋爱把自己和一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相比，因为他们都是起自寒微。甚至可以说，正是刘邦的先例，才使朱元璋坐在皇位上能感到些理直气壮，否则他会为自己由一介贱民而登上帝位的合法性而感到忧心忡忡，然而，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本是一个流氓，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为人也放松开朗。他以一个普通百姓，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温柔乡”。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朱元璋则有着强烈的农民本能，他本来对锄头镰刀更感兴趣，从祖辈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使他一直怀抱着“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质朴理想。在前二十五年穷困至极的生活中，史书上也从未记载他有过什么叛逆性的举动。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否则，他会是一个终生勤勤恳恳、克勤克俭、奉公守法、治家严厉的模范农民，督儿率女，勤耕苦织，一针一线地节俭度日，即使家道充裕了也不会乱花一文钱。
当初，刘邦释放犯人有着一时冲动的成分，而朱元璋参加起义军，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没想到生活从此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虽然险恶不断，却越来越宽阔光明的道路。他以一个精明农民不放过任何增加财富机会的精神，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老谋深算，吃苦耐劳，苦心经营，居然不断成功，节节胜利，被命运的波澜推上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地位。他得到的不是“三亩地一头牛”，而是九州山河这么大的一片家业！他可没有像刘邦那样开始放松地沉醉于美酒妇人，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忧惧之中。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他从此开始“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这种戒备心理的支配下，贯穿明初政治的一条主线就是“保守家业”，让整个国家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朱家手中，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为了这份家业的安全，他想尽办法，来束缚乃至扼杀各阶层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
基于这种心理，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朱元璋开始用管理一个村庄的方式管理国家，经过几千年发育，有了一定层级结构和分权体系的中国社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了一个大村子。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治理的。
首先，他弄不清也不放心历代传下来的分级负责、层层分权的复杂政治体系。他凡事喜欢一目了然，觉得这套繁复的体制不容易控制，可能藏污纳垢。所以他干脆利落地打碎了这套复杂的政治体系，取消丞相制，让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他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他跑腿。这样，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他可以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这样，他心理上才舒服一点。
对这些直接为自己跑腿的官员，他还是不放心，生怕他们办事不细心或不安分。于是，他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
为了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设立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一律充军。人们必须困守田园，不许四处游荡。“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游民），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者，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在朱家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他借屡兴大狱之机，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豪门巨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动大手术，通过蛮不讲理的屠杀，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为简化，在庞大的自耕农基础上建立了原始的、平面的、效率低下的官僚网，方便于他用僵化的制度去束缚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以求天下永远太平，不出一点乱子。
在这个基础上，他颁布了《大明律》，颁布了《大明礼令》，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颁布了《皇明祖训》。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而且都是以朱元璋特有的“碎嘴婆婆”的方式，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他甚至费尽心思为老百姓制定衣服服色、房屋样式，为此多次颁诏。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诏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只能穿绢、布，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也不能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务农的则不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诏令礼部禁止庶人穿靴，因为庶人靴子在样式上模仿官靴。“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琐碎得可笑的东西当时都是朱元璋用来明确社会角色，严格阶级区分的国家法律，谁要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绝对玩笑不得。小农式的自然经济，狭隘的家族群居方式，使得朱元璋眼里的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天圆地方，日月循环。朱元璋的初衷，就是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无所不包的永远不变的运行模式，让大明社会在这个模式里永远平平安安地运转下去，使得老朱家的家业永远传下去。
时光迤迤逦逦，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他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他所发明创造的这套古怪而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多数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两个半世纪，然而，他的治理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社会活力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前稳定、超前低效率的社会。结果，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延续了五六百年，极大地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孤庄村的放牛娃里，朱元璋是个孩子王。他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就像吴晗那部文笔生动的《朱元璋传》所写的那样：
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版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作起皇帝来了。拣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同声喊万岁。
这些游戏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抹上了一点亮色，在游戏中模拟帝王给他带来了虚幻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人，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皇权无限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中，皇帝的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从来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做到了无拘无束。在朱元璋以前，历朝历代，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元老重臣在朝廷上都受到充分尊重，他们合法地分享部分统治权力。在制度上，丞相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而且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还有一种封驳权，即皇帝的旨意如果不合法，大臣可以封驳退回，不予执行。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一人一时的喜怒给国家人民带来破坏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