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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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此不以为然。他要依照自己头脑中的形象去做皇帝。在命运以其神奇的手段把他送上人世间权力的顶峰之后，他要真的施展这权力的魔棒，决定一切，操纵一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的头上。任何想同他分享权力的人都遭到他毫不留情的打击。在他眼里，自己是天下真正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可以由他任意处置。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牲方可用。”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关心的不过是吃饱肚子，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并没有自觉的要求。他们能活下去，能传宗接代，就心满意足了。同样，在这种乡野文化浸淫中长大的朱元璋对他的臣民们，只承认他们有生存权，甚至这种生存权，也只是在完全服从他的摆布的前提下才能拥有。他根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的价值。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在明朝以前，即使君权严重时，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那些按自己的方式思维的士人有权游离于正统社会之外，隐居世外，不闻世事。这些人被称为“山林隐逸”。正统社会观念对这种高度自尊的生活方式是宽容甚至尊崇的，隐士们通常被称为“高人逸士”。在一些朝代，对于那些著名的隐士，皇帝甚至会纡尊降贵，重礼去请，如果这个人坚持自己的活法，皇帝也会重重赏赐，以表明自己的尊敬和欣赏之意。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可是朱元璋登基之后，这块保留着最后一点宽容气息的空间便被他封杀了。朱元璋没有这份雅量，也没有这份雅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或者是心怀怨望，他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他们的高傲。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人姚涧、王谟，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因为不肯出山做官，都被朱元璋诛杀，并籍没全家。士大夫仅有的一点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洪武朝消失了，所有人都被完完全全地纳入了朱元璋的私人所有物范围之内。
朱元璋素有节俭之誉，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他非常注意帝王的威严，皇帝日常生活的礼仪威严比之前代要繁琐夸张得多。明初政治的一系列大胆泼辣的举措证明他是按照自己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他时常做出人意料之举，任意处置摆弄官吏，以体验一种大权在握纵横无忌的快感。他让和尚还俗，做到一省布政使的大官。老臣钱宰因为公务繁忙，不胜劳累，在家中作诗一首：“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此事被朱元璋的耳目侦知报闻。第二天，朱元璋和钱宰闲坐，对这个好发牢骚的大臣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跪地觳觫，他知道这位爱挑大臣毛病的皇帝完全可以此把他杀了。不料朱元璋却莞尔一笑，给他假，派人把他送回老家，说：“朕今放汝去，汝放心熟睡矣。”从这件事里，你可以充分体验到朱元璋那种收放自如的权力快感。
朱元璋把皇权扩大到了极点，把自我放大到了极点，他的行为严重压缩了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空间和权利空间。他强悍野蛮的人格阴影覆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你不敢反抗，你也无法反抗。洪武朝那么多的冤案，那么多的血腥，那么多的不公正都那样毫无阻碍地出现了，抗议之声寥寥，而这仅有的几声呼喊，也被朱元璋毫不手软地抹杀干净。他的野蛮践踏使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就在人格空地上野草一样蔓延开来。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素质在朱元璋时代从原本不高的基点上又做了一次大幅度的退化。
大屠杀
朱元璋的外戚郭德成是洪武朝最幸运的贵族之一。说他幸运是因为他能在朱元璋的统治下保住了一条命。那一天他进宫陪朱元璋喝酒，朱元璋酒量大，郭德成就喝多了。临走时摘了帽子叩头谢恩，露出了自己的秃顶。朱元璋酒后兴致不错，取笑他说：“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是不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郭德成随口答道：“这几根还嫌多呢，什么时候都剃了，落个痛快。”朱元璋听了，一声不吭。回到家里酒醒了，郭德成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原来曾经是游方和尚的朱元璋对与和尚有关的一切词句都十分敏感。虽然自己是郭宁妃的哥哥，可是也难保多疑的朱元璋不记在心里，什么时候找个借口把自己杀了。他越想越怕，越想越怕，终于真的剃了头，穿上僧服，整天装疯大声念佛。他似乎是个很不错的演员，朱元璋也信以为真，对郭宁妃说：“没想到你哥哥真是个疯汉。”在洪武后期迭兴大狱之时，郭德成居然因为是个“疯子”，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以功名终”。这在洪武朝是个罕见的例外。
同样幸运的还有一个叫袁凯的御史。一次召对之时，他的言语不合朱元璋之意，惹得朱元璋脾气大发。袁凯自知大祸临头，也学郭德成，第二天没去上朝而是在家假装疯癫。朱元璋不信，派使者前去观察，只见袁凯正伏在自家篱笆边吃狗屎，见了使者，便对他唱《月儿高》曲，朱元璋这才相信，使他免于一死。原来袁凯早有准备，知道朱元璋多疑，先叫人用面捏成狗屎形状，撒在篱笆下面，才骗过了朱元璋。
这两个人是在朱元璋手下工作过的官员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而其他才智之士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他精心策划了数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比较高、权力比较大的人。他们之所以头颅落地，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他们的才智对他的家业构成威胁，因为根据自身经验，他知道那些智商过高而且拥有一定权力资源的人通常都有得陇望蜀的心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炮制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老乡，事实上，在洪武初年（1368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在天下安定之后，朱元璋开始有计划地屠杀这些昔日的战友。他宣布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连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侯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七岁，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全部被杀。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二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于是就一律“串通”“谋反”。他也知道再巧妙的借口也无法掩饰他那过于明显的动机，所以他在这一环节上有意地敷衍了事。他有绝对的信心，不会有人天真到揭穿他借口的地步。
考察朱元璋在这样疯狂屠杀背后的心理动机，显然还是深刻的不安全感。他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当秉性颇为仁慈的太子劝他手下留情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太子，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在我死后做安稳皇帝。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没有一天不被恐惧感所折磨，他总是怀疑别人都在盯着他的这份过于丰厚的家业，垂涎欲滴。他总是幻想别人都对他不怀好意。显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正常了。百战之余九死一生的朱元璋在一系列阴谋、背叛、危险中突围而出，回首一望，当年的惊险万状仍令他不寒而栗。长期复杂紧张的军事生活，使原本谨慎的他更加多疑，而且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早年的卑屈生涯与现在的高贵地位之间过大的落差，使他经历的一切恍然如梦，在他心里时常泛起一种不可信、不真实的感觉，时刻担心这一切如梦如幻的荣华富贵因一时疏忽得而复失。正是这种得而复失的恐惧使他做出了种种奇怪的举动。
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个人行为背后，还有着民族的集体心理背景作为支持，否则朱元璋再残忍，再自私，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决绝的举动。
中国人不大习惯于平等合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一个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便是权威的确立，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作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并立的政权，谁也不能保证没有吞并对方的企图，谁也不能打消对对方的恐惧，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强大起来，吞并对方。而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记忆“漂流物”，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甚至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就算有如此残酷的文化背景，朱元璋的所作所为还是太过分了，超出了常人的情度。他最为欣赏的楷模刘邦，在诛戮功臣这一做法上自然应该承担始作俑者的责任，但刘邦毕竟还事出有因，不管怎么说，这些昔日的功臣大都是自己先举起了叛旗。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出于猜忌、阴暗，出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大明江山的安全而不择手段。他不害怕神降罪，也不在乎良知的谴责，更不顾及友谊、信义这些人世间美好的情感，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大开杀戒。“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面对这样疯狂的屠杀，整个社会却如一潭死水，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的冤假错案，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疏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吴人严德珉因病辞官，被朱元璋疑为不愿为所用，流放广西。朱元璋死后被赦放还。每说起此事，他都为朱元璋当时给他留了一条命而感激不已，总是北面拱手，连说“圣恩！圣恩！”
偶有几声不同的声音，却不是抗议，更不是批评，而是善意的提醒。被屠杀者们这时还是忠心耿耿地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向朱元璋指出，是不是杀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屠杀，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下去，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天下无人可用，比如人们都不再愿意为朱家天下出力，“四方因之解体”。
这些沉默或者善意并不表明中国人麻木怯弱。相反，它恰恰说明了经历了数千年沉重历史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人们知道朱元璋为什么举起屠刀，他们谁也不会天真到揭露朱元璋那些荒唐借口的地步。他们明白，抗议逃避或者哀求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是浪费精力而已，而且很可能还会因此激起他更大的屠杀欲。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心里也完全认同朱元璋的逻辑，如果是他们处于朱元璋的地位，也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这时唯一可行的步骤是以朱元璋之心为心，告诉他你杀我毫无怨言，只是向他证明这样并不利于你自己。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
中国历史最让人悲哀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无疑正是我们祖先的这种近乎极致的聪明和智慧。
酷刑
早年的贫困，给了朱元璋磨炼和智慧，也给他造成了深深的心理伤害。贫穷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种荣耀。他清楚记得父亲领着一家人，转佃四方，为了一张嘴，搬了一辈子的家。每觅到一家田主，佃来几亩荒地，一家人在土地上苦熬苦作上一年，算算收成，一多半是田主的租子。好容易把地侍弄熟了，多打一点粮，田主立刻就加租，不同意，就得领着一家老小继续上路。贫穷使得他在饥饿线上挣扎，贫穷让他们一家人如同几棵野草，不被人理睬，受尽践踏，孤立无援。这个毫无社会地位的家庭一次次受到地主们蛮不讲理的欺负，一次次遭到里甲胥吏们明目张胆的盘剥压榨，却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反抗能力。十七岁上，一场大旱，这个在卑微屈辱中辛苦维持的家庭立刻土崩瓦解，几个月的时间一家里死了八口人，一家人几乎死绝了，剩下自己，茫茫大地上竟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那时节，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己活在这个世上，不但是多余，简直就是一种罪孽。在淮河两岸靠乞讨为生的四五年里，为了一口饱饭，他不得不厚着脸皮在豪门大户前一遍遍敲那连自己听了都觉得刺耳的木鱼声，忍受他人的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厌恶。自尊心极强的他为了活命，不得不把这一切默默吞下。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屈辱在他心中日积月累，早已化成浓黑浓黑的怨毒。他仇恨那些豪门富室，仇恨那些贪官污吏，甚至莫名其妙地仇恨一切过得幸福的人。
朱元璋的大屠杀对象中，有他的政敌，有他的潜在对手，也有他一时喜怒之下的牺牲品，最多的，还是那些中饱私囊的贪污官员。
腐败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的痼疾了。从根本上说，它附生在制度的漏洞上。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对待官吏极为严苛，给予的官禄极低，做官的甚至没法用俸禄养活自己。许多陋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历代相沿，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制度。从这个角度说，某些贪污行为是无法避免的。朱元璋从来没有从制度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已经成为最高行政首长，他却依然简单地、意气用事地把一切贪污都归结为道德问题，他杀贪官，不分罪行轻重，不管官职大小，只要略涉贪污，一律杀无赦。在洪武朝做官，人人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身首异处。由于诛戮过甚，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几十年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官员，大多不到终考就掉了脑袋，侥幸没死的也都是流放边疆。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了，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叫犯罪官员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事。
洪武十五年（1382年），发生了著名的空印案。按明初规定，每年各地官府都要到户部报销账目，手续极为严格。有一项数字稍有差错，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大部分州府和南京相距数千里，重新造表加盖印鉴得花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于是各地官吏到户部对账时，都带着事先盖好印的空账册，以备驳回重新填写。这本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通行多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了这件事，看到这种违反规定的事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大发雷霆。一声令下，从户部尚书以下，包括全国大省的布政使，直到各县衙门的长官，一个不留，全部杀掉。这次共有数千人死于非命，其中包括许多有名的清官良吏。
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朱元璋诛戮范围之广，更由于他屠杀时花样翻新的手法。
每个州县衙门门口，都有一座土地庙，在明初，被叫做皮场庙。原因是这里是杀人剥皮的场所。贪污的官员就在这里，被砍下脑袋，挂到旗杆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做成人皮标本，立在衙门大堂的长官座位旁，提醒后来的长官，不要效尤。一时间，全中国大多数州县的县衙，都成了活地狱。
这还远远不算，朱元璋有比这多得多的花样。对付贪官，有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凌迟等许多非刑。仅仅这些汉字的组合，就已经让人的视觉神经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所谓刷洗，是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铁床上，浇上开水，用铁刷一遍遍刷去皮肉，而抽肠，则是用铁钩钩入犯人的肛门，把犯人悬起，直至肠子被钩出来。
这些本应属于地狱的刑罚，居然被号称治世的洪武朝天天使用，不能不令人深思。朱元璋对酷刑的偏爱显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且有一种心理上的驱动。他的生命中遭遇到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血腥、积累了太多的怨毒。浓黑的仇恨使他的心理已经严重变态。当他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顶端，他终于可以一舒心中怨气，任心中的恶意肆意流淌。他显然从折磨他人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某种快意和满足。
酷刑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残忍是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不可回避的阴影。鲁迅在翻检中国历史时，曾以悲愤的心情慨叹中国人在酷刑上的想象力。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历史上承受的苦难折磨太多，一方面，成全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忍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心理上的黑暗。也许忍耐麻木和残忍血腥本来是一对孪生子，中国人在承受这些酷刑时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同样让人惊讶不已。明朝正德年间，曾经多次判决别人凌迟的太监刘瑾落入法网，被判凌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先从刘瑾的胸膛左右动刀，割至十刀，则停下来吆喝一声，为的是防止受刑人昏死过去，体验不到痛苦。第一日刀数割完，天已黄昏，狱卒把刘瑾押回监中，上半身已经没什么肉了的刘瑾居然还有心情进晚餐，而且整整喝了两大碗稀粥！第二天接着用刑，可惜割至中途，刘瑾就毙命了，未能尽力配合使整个过程达到完美。
由于早年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朱元璋习惯于血腥并能从中体验到乐趣。他把经历了汉唐盛世的14世纪的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杀杀，可是杀了这批，换了一批，还是达不到朱元璋的严苛要求。为官者看到无论如何没有好下场，不如变本加厉地虐民为害，也不枉为官一场。“以禁网严密，朝不保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贪污事件依然层出不穷。“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晚年的朱元璋不禁心灰意冷，在《大诰武臣》里无可奈何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这种“说不醒”正是朱元璋自己造成的，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希望看到的局面。事实上，这种状况恰恰为他发泄潜意识中的残忍血腥找到了借口，使他的变态心理得以在“惩治腐败”的幌子下得以实现。这一点也许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距离
在保守家业的本能驱使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范，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他自述道，自己经常“夜卧不能安席，常常因为想起一件什么可能危及帝国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可以说，他为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耗尽了全部心力。在他的统治下，大明朝确实社会空前安定，人民生活秩序井然。以往那些威胁传统社会稳定的权臣外戚藩镇都被有效防范。在传统帝王中，他自律极严，生活非常俭朴。他不喜饮酒，平时除犒赏将帅，宴请百官，在后宫从不举行宴会，他每天早饭，只吃蔬菜。从传统观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甚至非常杰出的帝王。
当我们拉远观察距离，我们看得更清晰的是，作为一个佃农的儿子，他在统治帝国的过程中把狭隘的农民意识充塞到整个帝国空间，乡野文化的粗朴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中的宽容优雅的高贵气息。虽然他智力发达，可是注定无法摆脱农民的视野和心理习惯。于是，他给整个中国的文化性格打上了浓重的农民烙印，使中国由外向转向内向，从放松走向收敛。他的高压政策和血腥手段扭曲了民族的心理性格，封闭了人们的视野。联想到此时西方已处于近代文明的前夜，欧洲人将要开始他们野心勃勃的扩张，朱元璋不合时宜的出现尤其令人痛心疾首。
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许多阴暗因素是世代积累的结果，而朱元璋在这些因素的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于他自身的视野、心理和修养，他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保守、落后的东西通过强硬的政策放大到整个国家的性格里，给整个民族的素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在西方人通过炮舰打开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之后，他们好奇地向里面张望，惊讶地发现，这个传说中富于才智的民族在他们面前已经像孱弱的病人，像囚笼里刚刚出来的犯人，脚步虚弱，精神倦怠，反应迟钝，思维混乱，而且还几乎表现出痴呆的症状。西方观察者们一致承认中国人的忍耐与坚韧无与伦比，勤劳和节俭精神使他们深为震动。同时，他们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对不合理的现状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与创造性。这种现象让他们深深困惑，法国人勒戎德尔甚至认为这是生理上的原因。他说中国人脑力衰弱，“脑髓机能有缺陷，感觉麻木，五官不甚锐敏”。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素质始终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容易让人想起朱元璋，这个既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帝王。他的阴魂缠绕这个民族数百年不散。
结尾
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朱元璋有两幅画像。一幅是他的真容，瓢把子驴脸，一脸横肉，满面杀气，十分不中看，这幅画像一直被秘藏着。另一幅则是五官俊美，仪表堂堂，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
用一张不存在的脸来代表自己，并且希望后世子孙以这个形象来认识自己，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只有朱元璋能做得出来。数百年来，把朱元璋从他的本来面目描画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帝王，却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自觉致力不殆的事。这种努力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是找到他隐藏的真面孔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