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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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格的胜利
<h4>（一）</h4>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从人口上来看，满族和汉族太不成比例了。1644年前后，满族人口不及汉人的三百分之一。两个民族体积之比，几如狐狸之于大象。
从军事实力看，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明王朝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多于满洲全族人口。明军已经初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拥有从西洋传来的“红衣大炮”、火铳等先进装备，而满洲人还完全依靠原始的弓箭和大刀。
至于文明水平，满洲人更是不能望汉人之项背。明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全民识字率居世界领先水平，而满洲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渔猎阶段，整个民族几乎都是文盲。那些名留青史的满洲贵族的名字，从音译过来的字面上看来，倒也带有神秘的异域气息，可是一旦意译，立刻暴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拔。就以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的名字为例吧：“多尔衮”的意思是“獾”，“多铎”的意思是“胎盘”，最小的儿子“阿济格”，翻译成汉语是“老疙瘩”。女婿“和何理”的意思则是“上牙磕下牙”。其他王公贵族的名字也文雅不到哪里去。“贝勒岳托”，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傻子”；将军“席特库”，名字是“尿炕孩子”，而贝子“傅喇塔”的名字居然是“烂眼皮”。并不是满族人不想起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早期满语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实在没有多少优雅的词汇可供起名者挑选。
满族人唯一的优势，是气质与性格。
<h4>（二）</h4>
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给满族人的躯体注入活力的是粗犷的白山黑水。坚强和勇敢是从事原始渔猎必须具备的品质，朝鲜使者在其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
胆汁的浓度和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满族狼一样的性格，他们对长途跋涉及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像他们的前辈女真大军一样，满洲武士的武勇同样天下驰名。皇太极曾这样自夸：“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朝鲜使者回忆说：“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与此同时，明末却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汉人体内的钙质流失最剧的时期。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土地上，汉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是否恪守祖先留下的告诫，遵从朝廷定下的规矩。他们习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备的勇敢和果断。血性指数过高的人被专制统治毫不留情地消灭，汉人在五千年间日益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在汉人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兵者，不祥之器也。”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华丽辞藻，而不是武功。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个贬义词。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崇文尚德为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度。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在这个国家里，当兵打仗是一个人走投无路后不得已的选择。“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与满洲人渴望战死不同，走向战场的汉人们通常是满脸悲愁，路两边是他们哭得昏厥过去的妻子。
当这样两支气质相反的军队相遇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h4>（三）</h4>
就像食草的大象并不怕食肉的狼一样，中原王朝虽然文弱，但由于其体积的庞大，相对于周围的马背民族还是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中原王朝能有效地以人口及经济优势来补偿气质劣势，边疆民族永远也不会有下口的机会。汉唐之时，中原王朝曾有过驱逐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辉煌战绩。因此，我们只能把武勇列为满洲人取胜的第二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中原王朝根深蒂固的老毛病：窝里斗。
中原王朝实际上从来没有败于马背民族之手。它们总是败于自己窝里斗的习惯上。每一次马背民族入侵，都是中原王朝的内部矛盾给人以可乘之机。从岳飞、于谦到袁崇焕，中国不是缺乏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这些汉子最后都不是死在异族的刀剑下，而是被同族人背后的暗箭所射中。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细考证中原人窝里斗的根源，那将是另一篇长长的文字。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明朝和后金争斗的过程中，正是大明王朝的内部斗争，替满族人消灭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并且为他们输送来最急需的人才。
从中后期开始，大明王朝就像唐朝及宋朝后期一样，陷入旷日持久的党争，大臣们拉帮结派，在嫉妒心、名利心、计较心等种种不善之心的盲目驱动下，阴谋陷害，寻机报复，使绊子、穿小鞋、射暗箭，机关算尽，表现出了在对外斗争中少见的坚决、勇敢、残酷。满洲人最惧怕的两个汉人，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死，都与繁杂的派系斗争有关：熊廷弼是被政敌陷害而遭抄家枭首，袁崇焕被活剐并分食则主要是因为明王朝的内部斗争而不是满洲人那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
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政治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明朝大臣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帝国的力量就这样无谓地消耗在内斗之中。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下，每一个官场中人都必须紧紧依附某一帮派才能立足，什么帝国的前途、百姓的疾苦，只能置之脑后。个别有“补天”之志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在大明朝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从洪承畴到著名的“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莫不是在窝里斗中伤透了心，或者是被政敌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舍弃父母之邦，投奔前途莫测的异国。他们给满洲人带去了急需的情报、经验和包括“红衣大炮”在内的先进军事技术。
虽然因为吸引了汉地人才资源而迅速强大起来，但如果没有1644年前后整个明王朝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满族人如此顺利地吞并天下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满洲人由于吴三桂的引导穿越山海关的大门时，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汉族人正全神贯注地忙于自相残杀，甚至顾不上认真抵抗自己。
1644年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朝廷。这两大阵营内部又处于分裂状态。两大起义军主力李自成和张献忠彼此仇视，在四川大打出手，而南明政权此刻也分成势不两立的几大派别，为拥立不同的人做皇帝而争执不休。一开始，是隆武政权同鲁监国在福建争立，彼此互不承认。1646年隆武皇帝死后，桂王和唐王又在广东争起了皇帝的宝位。因为互不相让，两个王爷集中全部兵力，在广东大打内战。
因此，满州人发现他们此刻面对的中原王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却是一堆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团结起来的碎块。虽然整体上他们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际上在每个局部都可以享有相对优势。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当初想象的要简单：只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分而食之，把这些碎块一块一块有条不紊地吃下去。
<h4>（四）</h4>
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从1644年开始，满族人好整以暇，从容不迫地对汉人各个击破，像农人收割自己地里的庄稼一样，顺序吃掉了李自成、南明弘光政权、南明隆武政权、张献忠、南明永历政权和郑成功政权，顺利地一统天下。当上述某部受到清军猛烈攻击之时，其他几部没有一次上前救援的事例出现，反而坐山观虎，侈口而笑。
在整个军事斗争的双方阵营中，清军里混杂着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从民族成分上来说，远比抗清势力单纯由汉人组成复杂，然而这些不同的民族在满洲政权的高效指挥下，团结一致，纪律严明，配合有力，舍死效命。
反观抗清的汉人，却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团结。李自成、张献忠死后，汉人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暂时形成了由南明政权、大西军余部、郑成功军三部形成的反清统一战线。这三部表面上以南明为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相反，在整个抗清斗争过程中，这三部投入内部斗争的精力甚至比对外斗争都多。他们从来没有相互信任、彼此配合过，只是不停地相互排挤、倾轧、拆台甚至欺骗。李定国数次约请郑成功联合作战，从福建和广西两地夹击广东清军。从当时局部力量对比来看，此举有必胜之望。郑成功却担心胜利之后受李定国控制，虚与委蛇，表面赞同，实际上一再拖延，拒不出兵，唬得李定国几次都是孤兵先出，苦苦支撑，而郑兵每次都是恰在李定国支撑不住溃败之后才赶到。由此丧失了南明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以“忠贞”“血性”著称的郑成功尚且如此，其他南明势力的品质可想而知。数千万汉人沦为满族人马蹄下的征服物，原因一目了然。
二 前车之鉴
<h4>（一）</h4>
对于满洲人来说，高大巍峨的山海关就是阿里巴巴之门。他们虽然幻想过，却从来也没有敢真正期望这扇门会訇然开放，而如今，神话变成了现实，他们平步汉地天堂。
在进入这扇阿里巴巴之门之前，他们心中并非没有丝毫犹豫。
这个不久以前还没有文字、没有书籍的民族，却有着非凡的清醒和明智。他们知道，在山海关那边，等着他们的不仅仅有锦绣河山和惊人财富，也吹着会软化他们骨骼的汉地熏风。那些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史书告诉他们，在他们之前入侵汉地的异族，没有一个不是沦陷在熏风里。
<h4>（二）</h4>
满洲人的征服不过是对他们先辈民族那些惊人事业的重复。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多个马背民族，遵循着顺时针的次序，进入南方的汉地。先是西北的匈奴和突厥，再是北方的鲜卑和蒙古，最后，才是东北的满洲人。
在汉唐时期，这些野蛮人满足于掠夺和杀戮，就像匈奴人和突厥人做过的那样。后来，日益文弱的汉人那惊恐的眼神鼓舞了马背民族的野性，他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内地，“在最初几小时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不费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亲自登上……这些历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并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相应的称号”（《草原帝国》）。
第一个兴冲冲地戴上汉地王冠的是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作为第一个深入汉地的异族，他们深深被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所吸引。汉人的一切都是那么奇妙：他们住房上雕刻的精美的兽头，他们桌子上摆放的美丽的瓷器和木雕，他们所阅读的那些雪白的书本，以及书本里那些深奥的哲理和故事……在他们眼里，汉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穿着兽皮衣的鲜卑人，面对宽衣博带的汉人，甚至为自己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和长期骑马而形成的罗圈腿而羞愧。
第一个抓螃蟹的人当然会被夹破手指。作为游牧民族中的第一个尝鲜者，鲜卑人为自己的天真单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着离长江越来越近，他们心中“全盘汉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这些野蛮人不可遏止地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文质彬彬、谈吐文雅的汉人，住在高大轩敞的卷棚顶大屋下，细细品咂名贵的绿茶，手里拿着一本深奥的汉文书籍，学着《世说新语》里汉人的样子，扪虱而谈。
他们的首领孝文皇帝迫不及待发布一条条严厉的命令，要求鲜卑人把自己鄙陋的姓名改成文雅的汉字。三十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放弃母语，从头学习汉语。草原式的兽皮衣被禁用，汉人的峨冠博带成了标准服饰。对于个别反对他汉化政策的人，孝文皇帝毫不犹豫地进行了铁腕镇压。他对整个民族发布圣旨，解释他推行汉化的良苦用心：“你们经常说北人何用读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朕为天子，天下皆我所有，何必一定居住中原？正是为了令卿等子孙渐染汉人之美俗，增长见识。如果永居塞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
这个兴致勃勃的皇帝料想不到，他“令卿等子孙渐染汉人之美俗”的美好愿望最终结出的却是毁灭本民族的恶果。史载鲜卑民族“尚勇，纯朴，好射猎”，专以“征伐为事”。他们跃马中原的资本是出色的武功和豪放的天性。在孝文帝之前，鲜卑的历代帝王都保持着尚武精神，几乎每年都出猎塞北，而自孝文帝之后，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不再碰弓箭，而是整天手不释卷。正像王夫之所总结的那样：“自迁洛以来，涂饰虚伪，……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斫矣。……部落心离，浮华气长。”陷入温柔乡中的鲜卑贵族们迅速腐化，斗鸡走狗，竞相攀比谁会享受。《洛阳伽蓝记》中载，“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这些鲜卑贵族的奢侈、放荡比西晋末年汉族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旋踵，北魏王朝灭亡，那些腐败大族被屠杀净尽，遗族隐姓埋名，融化在汉地，鲜卑两个字，成了一个空洞的历史名词，至今在华夏大地已经找不到一丝遗迹。
<h4>（三）</h4>
鲜卑人之后时隔七百年，女真人第二次入主中原。
孝文皇帝的错误此时被证明有二，一是他不应该提倡全盘汉化，二是他不知道，汉化根本用不着提倡。汉人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富于吸引力，虽然没有皇帝们的命令，女真人汉化的速度却并不比鲜卑人慢多少。史书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几十年间，女真上层社会就都学会了汉语。从贵族到平民，女真人纷纷起了汉族姓名，穿上汉人服装，像汉人一样在街上相互打拱问好。
金帝国的统治者们对此深感忧虑。毕竟已经有了鲜卑人的前车之鉴，他们不想愚蠢地重蹈覆辙。入主中原三十五年后登上皇位的金世宗开始大力扭转汉化的倾向。他敏锐地认识到，只有保持女真人的尚武之风，才能保证国家基业长久。他屡屡对臣下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
从世宗时起，金朝帝王千方百计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进程。他们大力倡导女真人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为此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他们禁止女真人使用汉人姓名及服装。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二十七年（1187年），皇帝再次明令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
不过，汉化的力量远远大于皇帝们的权力。金代帝王们的这几道诏书，如同投在汉化洪波上的几片羽毛，瞬间即被席卷而去。到了金朝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女真人都完全汉化了，女真话不再有人会讲，女真服装也近乎失传。原来规定的科举考试时“试弓箭、击毬”也被迫取消，皇帝甚至不得不同意女真人同汉族人通婚。尽管金世宗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文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代始终没有被真正应用。即以考古发现的金代墓志为例，居然没有一通墓志铭是用女真文写的。
随着这些外在民族特征的改变，女真人骨子深处的民族精神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金史·兵志》曾这样形容女真人的尚武之风：“（女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仅仅三四十年之后，沉溺在吃喝玩乐中的女真人变得懒惰、懦弱。征服者日以赌博饮酒为事，艰苦奋发的精神一去不返：“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在写成于贞祐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显见得已是无可救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