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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拉·匹斯家有许多屋子，都是在过去五年中按照主人的明确要求不断增建的：今天加一条楼梯（有三条楼梯通向二层），明天盖一个房间，东开一座门，西修一条廊。结果有的房间开了三扇门，有的房间又只有朝着门廊的一扇，与房子的其他地方无门相通，而有的房间要想进去只得穿过别人的卧室。这座巨大的住宅，连同前院的四株弯梨树和后院一棵孤零零的榆树的创建者和统治者，是伊娃·匹斯，她坐在三楼的一辆轮椅里，指挥着她的子孙、朋友、流浪汉和不断来来往往的房客们的生活。这镇上记得伊娃曾经双腿完好的岁月的人还不到九个，连她的大女儿汉娜都不在其中。除非伊娃本人谈起这个话题，其他人都对此讳莫如深。大家假装对它视而不见，除非伊娃处于某种异想天开的情绪中，她才会讲些关于它的恐怖故事——通常是为了给孩子们解闷。她讲那条腿怎样在某天自己下床走了，她怎样用剩下的一条腿跳着在后面追，可那条腿跑得太快了。她还会讲她的大脚趾上怎样长了一棵玉米，那棵玉米长啊长，一直长到整只脚都成了玉米，长到了腿上还是不肯停下来，等她在玉米顶端系上一条红带子时，它已经长到膝盖了。
有人说，伊娃把腿放到火车轮底下轧碎了，然后要人家赔偿。也有人说，她把那条腿卖到医院，整整卖了一万美元。对于这种说法，里德先生睁大了眼睛问道：“黑鬼女人的一条腿能值一万美元？”好像如果卖一万美元的是两条腿他就会信以为真——但只有一条腿！
不管她失去的那条腿命运如何，剩下的那条倒令人印象深刻。那条腿上总是穿着长筒袜、套着鞋，无论什么时间和季节。她只穿了一次毡便鞋，大概是圣诞节或是过生日的时候，但很快就不穿了，因为她总穿一只齐脚踝的有带子的黑皮鞋。她也从来不穿太长的裙子来遮掩左边的残缺。她的裙子总是到小腿中间，这样，那条引人注目的腿就能为人所见，同时，她左腿下的空当也明明白白。她的一个男性朋友为她设计了一种轮椅：把摇椅固定在下面的大型儿童车上，坐在这辆奇妙的新发明上，她可以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从床边到梳妆台，到朝北的阳台，到可以俯视后花园的窗口。轮椅很矮，站着跟她说话的孩子们正好同她脸对脸，而大人要和她说话，无论站着还是坐着，只能弯腰俯首。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们的印象中，自己总是抬头看着她：仰望着她两眼间宽宽的距离，仰望着她软而黑的鼻翼，仰望着她的下巴尖。
伊娃曾经嫁过一个叫波依波依的男人。他们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汉娜，老二随母亲，也起名伊娃，但平时被叫作“珍珠”，最小的是个儿子，名叫拉尔夫，母亲叫他“李子”。
经过五年令人伤心不满的婚姻生活后，波依波依离开了。其实，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他也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不怎么回家。对于他喜欢的事，只要有机会做，他就无所不为。他最喜欢女人，第二是喝酒，第三是打骂伊娃。那年十一月他离开家时，伊娃只有一美元六十五美分、五个鸡蛋、三棵甜菜和一颗无所适从的心。孩子们需要她，她需要钱，需要继续过日子。当时最要紧的是养活三个孩子，她要到两年后才有时间和精力感到愤怒。她当时六神无主，饿得发狂。那个年月，山上还没有几家黑人。沿大路往下走二百码的地方住着一户姓萨格斯的人家，他们一发现伊娃的困境，就送来了一碗热乎乎的豆子，还有一盘冷面包。她谢了他们，又问他们有没有一点牛奶给两个大孩子喝。他们说没有，但他们知道杰克逊太太养的一头奶牛还在产奶。伊娃拿了一只桶找上门去，杰克逊太太让她等早晨再来接，因为晚上已经挤过奶了。就这样凑合着到了十一月底。大家倒是挺愿意帮忙的，可伊娃认为，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人们就不会再欢迎她了；冬天的日子很难熬，再说邻居们的生活也不比她宽裕多少。带着吃奶的小男孩躺在床上，两个女孩裹着被子坐在地板上，她动着脑筋。老大汉娜已经五岁了，可还没到能单独照看弟弟的年龄，而伊娃能找到的帮佣工作会让她把孩子抛下一整天，从早上五点半甚至更早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后很久。那时候，山谷里的白人也还没富裕到要雇女佣的程度，他们都是些小农和商人，就算雇人也是为了干重体力活。她也想过回到弗吉尼亚的一些亲戚那儿去，可是拖着三个小家伙回老家对伊娃来说简直是朝着死亡又迈近了一步。她只能依靠在邻里东拼西凑和登门乞讨来挺过这个冬天。等孩子长到九个月就好办了，那时她就可以种点什么，也许还能到山谷里的农家打打短工，除草、播种、喂牲口，到收获季节再争取一个稳定的帮工机会。她想，当初让波依波依把自己从家里带走可能是个愚蠢的决定，不过在当时看起来那么正确。那时，波依波依给一个兼做铁器的白人木匠干活。那个白人要搬到西部一个叫作梅德林的偏僻小镇上时，一再要求波依波依和他一起走。于是波依波依带上新婚的妻子来到这里，盖了一间小屋。房子距离从谷地蜿蜒而上的大路六十英尺，坐落在群山之中，还以他白人东家的名字命名。他们在这间小屋里住了整整一年，才在外面盖起了厕所。
接近十二月中旬的时候，那个叫“李子”的小家伙肠胃不再蠕动了。伊娃给他揉肚子、喂温水。她心想，准是我的奶水出了毛病。萨格斯太太给了她一些麻油，可还是无济于事。孩子哭闹又踢打，怎么喂也咽不下多少。他看起来很痛苦，在愤怒和折磨中拔高嗓子尖叫。有那么一刻，他被自己的哭喊激怒了，又是噎住，又是窒息，好像快被扼死了一样。伊娃向他跑过去，慌乱中踢翻了一个瓦质尿盆，孩子的尿把地板弄湿了一片。她总算把他哄下后，到了夜里，孩子再次哭喊起来，于是她下狠心要彻底结束他的痛苦。她把孩子裹在毯子里，手指在猪油罐的缝隙和四周揩了一下，就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室外厕所。她在漆黑的夜色和令人窒息的恶臭中蹲到地上，把孩子放到膝盖上露出屁股，把她在这世界上仅剩的一点食物（除了三棵甜菜之外）塞进了孩子的肛门。靠着猪油的润滑作用，她用中指慢慢探进肛门，试着松动孩子的直肠。她的指甲碰到了一块摸起来像石子的东西，便把它掏了出来，其余的也就跟着出来了。那又黑又硬的大便落到冻土上时，“李子”的哭闹停止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伊娃蹲在那里，不明白为什么她折腾这么久才跑到这儿帮他排便，不明白她为什么蹲在这里，在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心爱的宝贝男孩，冻得自己小腿和嘴唇发僵，鼻子发酸。她摇了摇头，就像要把脑髓甩出去，然后大声说：“啊。不。”接着她回到屋里，躺到床上。“李子”知足地睡着了，寂静让她有机会陷入了沉思。
两天后，她把三个孩子留给了萨格斯太太，说第二天就回来。
十八个月后，她突如其来地走下一辆大车，带着双拐、一只黑色的新钱包和一条腿。她首先把孩子领了回来，接着给了惊诧不已的萨格斯太太一张十美元钞票。后来，她在木匠路边盖起了一座房子，离波依波依原来盖的那间小屋六十英尺。她把原来的小屋租出去了。
“李子”三岁那年，波依波依回到了镇上，还拜访了她一次。伊娃听说他要来，就准备好了柠檬水。她想象不出见面时她会有怎样的举动和心情。她会不会哭？会不会掐他的脖子？会不会要求他和她睡觉？她想象不出。于是她就干脆等着瞧，她一边在一个绿色的大水罐里搅拌着柠檬水，一边等待着。
波依波依摇摇摆摆地走上台阶，敲了敲门。
“进来吧。”她喊道。
他打开门，微笑着站在那里，一副春风得意、忠厚老实的样子。他脚上穿着一双闪亮的橘黄色皮鞋，头上戴着一顶城里人用的草帽，身上是一套浅蓝色西装，领带上还别着一个猫头领带夹。伊娃微笑着请他坐下。他也回以笑容。
“怎么样啊，丫头？”
“挺不错的。你还好？”她从自己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词句，就知道他们俩的谈话会以客气的基调开场。当然，她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自己会不会用冰锥穿透那个猫头领带夹。
“喝点柠檬水吧。”
“正好。”他以一个心满意足的姿势摘下了草帽，他的指甲又长又亮，“天可真够热的，我跑了整整一天啦。”
伊娃透过纱门朝外望去，她看到一个穿豆绿色裙子的女人靠在最细的一棵梨树上。再回过头来看他时，她想起了“李子”成功地从核桃里挖出仁来吃的那张面孔。她再次微笑了，倒柠檬水给他。
他们俩的谈话进行得轻松简单：他海阔天空地说着，她随时搭茬；他打听这户，询问那家，像别人一样，唯独不问她的腿。这场谈话就像是和一个在归途中顺路进来问声好的远亲闲聊似的。波依波依没要求看看孩子，伊娃在谈话中对儿女也只字未提。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准备离去。他提到他还有约会，身上散发出新钞票和懒散的气味，一路晃晃悠悠地走下台阶，大摇大摆地朝穿豆绿色裙子的女人走去。伊娃注视着他们，看着他的后颈和双肩。在那闪闪发光的衣着之下，她看到了他藏在脖颈间的失败和端着肩膀的不自然的紧张。不过她还不大能确定她的感觉。随后他探身向前，对穿一身绿的女人咬起耳朵。女人愣了一会儿，然后扬起头来放声大笑。那种大城市人才有的尖声大笑让伊娃想到了芝加哥。她像被大铁锤重重地砸了一下，这时，她才明白她是什么感觉。一股恨的激流在她胸中涌起。
意识到自己对波依波依的恨将深切而经久不衰，伊娃心中反倒充满了一种欣喜的期待，就像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就要与某人坠入爱河时等待着种种幸福的迹象。心怀对波依波依的这种恨，她就能坚持下去，只要她想或是需要借助这种恨意来确认或强化自己、保护自己不受日常侵蚀，便能从中得到安全感、刺激和持续的可能。（有一次，当汉娜责怪她仇视黑人时，伊娃回答说她只恨一个人，那就是汉娜的父亲波依波依，正是由于恨他，她才活得有声有色、高高兴兴。）
不管伊娃的日子是否过得高兴，在波依波依造访以后，她就不再走出卧室，逐渐把这座房子的底层留给住在那里的人们。住在楼下的人也各式各样，有路过的亲戚，有流浪汉，还有许多新婚夫妇，她不但让他们租住，还让他们自己管理家务；一九一○年之后，她根本不愿意走下楼梯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为了点火，冒出的烟味在她的头发里好几年都没有消散。
这座又大又旧的房子里居住的房客中，有伊娃收养的几个孩子。她的选择标准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偏爱和偏见之上。她派人去接来的那些孩子要么是她在卧室阳台上看到的，要么是从到她这里来玩跳棋、读《信使报》或是选彩票号码的爱嚼舌头的老头们那里听到的。一九二一年，她的外孙女秀拉十一岁时，伊娃已经收养了三个这样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戴着粗呢帽子，用的是他们的母亲、外祖母或别人起的名字。伊娃把帽子从他们头上一把抓下来，无视他们的名字。她仔细打量着第一个孩子，察看了他的手腕，研究着他的头形，还从他的目光中揣摩着他的禀性，然后开口说：“来吧，看看杜威。哎哟哟哟哟。”那年的晚些时候，派人从街对面接来一个经常从门廊上摔下来的孩子时，她又说了一样的话。别人提醒她：“可是，伊娃小姐，你已经管之前的孩子叫杜威了。”
“那又怎么样？这个就算老二吧。”
第三个孩子被带到她家时，她还叫他杜威，于是人们都认为她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名字来了，要不就是她的聪明才智终于耗尽了。
“别人该怎么区分他们呢？”汉娜问她。
“有什么可区分的？他们都是杜威。”
汉娜的问题听起来并不那么必要，因为每个杜威的外貌都和另两个相距甚远。杜威老大是个肤色深黑的男孩，脑袋挺漂亮，眼睛由于慢性黄疸而呈金黄色。杜威老二肤色较浅，周身长满雀斑，还有一头浓密的红发。杜威老三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身巧克力色皮肤，头上留着乌黑的刘海。再说，三个孩子分别差一两岁。不过，鉴于伊娃经常会说“叫一个杜威出去给我买点加里特牌奶油，要是没有，就买毛茛牌的”，要不就是“过来啊，你这个杜威”，还有“给我叫一个杜威来”，汉娜的疑问不无道理。
慢慢地，几个孩子都从被母亲或别人抛弃时的蚕茧中爬了出来，接受了伊娃的观点，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杜威——三人合在一起，成了使用一个复数名字的三位一体：彼此间不可分离，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爱任何东西、任何人。有一次冰箱的把手掉了，三个杜威全都挨了抽，他们眼中没有泪水，一声不吭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把屁股高高撅起让人鞭打。到了黄眼睛杜威该上学的时候，他非要跟另外两个一块儿去不可。那年他七岁，雀斑杜威五岁，而墨西哥杜威才四岁。伊娃的解决之道是把他们三个统统送去上学。巴克兰·里德先生说：“可那个小的才四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