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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如既往地对自己写的那些文字没有什么尊敬之情。然而我好歹可以靠这些作品获得的收益为生了，还能存下一点钱，甚至可以时不时地给我父亲寄去一些。他总会兴高采烈地拿着钱去酒馆，在那里为我大唱赞歌，甚至会为我做点什么事作为回报。有一次我告诉过他我大部分的钱是靠给报纸写文章赚来的，所以他以为我是报社编辑或者那种效力于省报的记者。于是，口授了三封信寄给我，汇报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好让我模仿着写成文章去挣钱。头一封信关于一次谷仓失火，接着一封信讲了两名登山的游客在爬山时出了意外，最后一封他把最近的一次乡长选举的结果发给我。这些信函本身就是用怪腔怪调的小报体表述的但是却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父子俩真正建立友好关系的标志——它们也是多年以来我收到的第一批来自家乡的信。这些信还变成了对我自己随笔涂写的那些文字的无心嘲弄，当真使我阅读之后神清气爽；因为我月复一月评论的那些书，它们的出版就重要性和影响而论，与在农村发生的那些大事相比简直微乎甚微。
当时正好有两本书付梓出版，两书的作者我在苏黎世时就认识，当年他们可是两个感情出乎寻常地丰富而激亢的小青年。现在那两人，一个住在柏林，以擅长描写大都市的色情故事和妓院里的风流韵事而广为人知。另一个在慕尼黑郊外给自己盖了一所奢华的别墅，过起了隐居生活，时而神经兮兮地做自我内省，时而用招魂术为自己带来刺激，在卑鄙与绝望之间恍惚不定。我不得不对这两本书写书评，当然我也对他们开起了无害的玩笑。那个神经衰弱的家伙唯一的回应就是一封充满轻蔑与侮辱的来信——尽管如此，还用一种真正的高贵文风写成。那个柏林人却在一本文学期刊上对我的评论加以诽谤，声称我误解了他真正的意图。他还援引左拉的文学理念，并借着我这篇不识货的评论作为攻击点，不仅骂了我个人，而且将所有瑞士人作为整体评价，说瑞士人自以为是而且平庸无趣。我从来不是过度爱国主义者，但是我觉得这个柏林人做得太过分，所以我又写了一封表达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的信，并且毫不掩饰我对他那过分渲染的大都市现代派文风的轻蔑。
这次的口诛笔伐让我感觉好了一些，并促使我重新评估我对于现代文化生活的看法。但这件事冗长沉闷又困难重重，还很有可能费力不讨好。如果我一开始就忽视这些看法，可能我的书几乎就不会受到什么刁难了。但是这些言论也迫使我对于那本长期策划的毕生大作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
一如你所了解的那样，写一部长篇著作是我的夙愿，在这个大部头中，我决心要让人们与宏伟壮阔却沉默不语的大自然的生活更为接近，他们或许会爱上这种生活。我想要教给人们倾听大地的脉搏，体验世间万物的全部生活，在琐碎庸碌的命运的重压之下，不要忘记我们并不是神，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我们是大地之子，我们是宇宙的一小部分。我想要提醒人们：夜晚、河流、海洋、浮云、暴风骤雨都像诗人的想象，都是我们的梦所创造出的产物，它们象征着并承载着我们的渴望，这种渴望在天堂与人世之间展开了巨大的翅膀，它们的目标便是生活那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和所有生命的永恒与不朽。我们自身携带的一切罪恶、疾病与痛苦都与生活背道而驰并且宣布了生命的死亡。但是我也想教育人们在对大自然的热爱中发现快乐的来源、发现生活的源头。我想要提倡一种快乐，提倡大家凝望自然、在自然中漫游、享受现时之乐。
我要让群山、海洋和郁郁葱葱的岛屿用诱人的口吻和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对你们说话，我想强迫你们去注意，在你们的住所与城市之外，每天都在发生难以计量又无穷无尽、丰富多彩的变化，繁茂旺盛的生命正蓬勃怒放、溢满活力。我要使你们对自己感到羞愧，因为你们只是于国外的战争、时尚文化、流言八卦、文学艺术有所了解，却不知道郊外的清泉涌向何方，不知道河流就在你们每日走过的桥下流淌，不知道你们的火车加速行驶而过的茂密的森林和美妙的草场。我想要让你知道我这个忧伤的隐居者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了多么令人难忘的快乐的金链子，而且我要求你——或许你比我更开心和愉快——但我仍然要求你应该在其中发现更伟大的快乐。
我首先要把爱的秘密播种在你们的心田。我希望教会你们如何成为一切生命的兄弟或姐妹，变得充满了爱，当恐惧和死亡向你袭来时，甚至不会感到害怕并且像对待自己的兄弟或姐妹那样接受它们。
我不是用赞歌而是最为诚恳、简单、真实地传达的一切——就像一个回归的旅行者讲述他的朋友和他的旅行经历那样，将严肃和幽默融为一体。
我想，我愿，我希望：我知道这话听来有些奇怪，但是我仍然期待着这许多想法能从形式上确定下来，并形成确切的写作计划的那一天。我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有些记在脑子里，有些记在许许多多的小笔记本上，在旅行或远足时我就把小本子随身携带，每几个星期就能写满一本。在这些小本子中，我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都用寥寥数笔记录下来，不加思考，不加过渡。这些本子更像是画家的速写本，三言两语就记下真实而具体的事物：乡村土路和交通繁忙的公路、群山和城市的轮廓、在农夫、工匠、市场女贩那里偶尔听到闲语杂谈、还有天气变换的规律、对光影效果、风、雨、石、动植物、鸟飞翔的方式、波浪的形成、波涛和云朵的形状、大海的颜色等的记录。偶尔，我也把这些记录创作成短小的故事，作为自然研究和游记发表，但这些故事都与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故事都只关于一棵树、一只动物、一片云朵，即便没有人的故事加以构架就已经趣味盎然。
当然我也想到如此规模宏大的作品却没有任何人的形象出现会显得怪异可笑。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并寄希望于获得某个伟大的灵感而助我克服种种不可能。终于，我意识到我必须将人物置于我的那些美丽的风景当中，但是我也意识到我没有能力表现这些风景本身的样子。我还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弥补这些，甚至时至今日我仍然在弥补那些缺憾。我总是将人类视为一个群体、视为某种异化了的东西；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个体的伟大价值——不是“抽象的人性”——所以我的笔记本和我的记忆开始被全新的速写笔记填满。
一开始，这种言论还是有益处的：我不再对人漠不关心，而是开始对更广范围的人群产生兴趣。我发现有那么多在某些方面理所当然的东西对我来说却非常陌生；我也意识到多次的旅行和远足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的眼光更为锐利。由于我总是被孩子所吸引，有他们的陪伴也让我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快乐。
我仍然感觉观察浮云和波浪要比对人类的研究更为心旷神怡。我惊奇地察觉到人与大自然中其他生物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一层用假象与谎言组成的保护层包裹着人的全身。不久我在所有我认识的人身上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每个人都太过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本性，于是便形成了这个保护层。然而让我多少有些困惑的是，我注意到在我自己身体中也有同样的特性，所以现在我放弃了探索人性内核的尝试。不管怎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层保护膜意义重大。我发现它无处不在，甚至在孩子身上也有，无论孩子是有意为之还是下意识地，反正他们总是扮演着某个角色并且本能地替代了他们原本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
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进展，而且在太多琐事上浪费了时间。起初我先在自己身上找错误，可是我不能长时间地自欺欺人：我幻灭了，我周围的环境没有为我提供想要的人。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个人物的雏形，这人既不能是学术圈子里的，也不是我的社交范围所能提供的。我带着渴望的情绪回忆意大利，想起我多次徒步远行时交到的朋友和同行的伙伴，那些旅行学徒和到处游走的短期工。他们和我并肩同行，其中倒是有很多出色的小伙子。
探访当地的青年旅社或廉价酒店也是徒劳。川流不息的过客和行色匆匆的旅行者都对塑造我的人物雏形毫无帮助。于是我再一次茫然无措起来，并且将我的观察与研究禁锢于小孩子的范围。之后我开始频繁出入小酒馆，当然，在那里我也一无所获。接下来几个星期我都闷闷不乐，这段时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并且推断我的希望和意愿太过奢侈也太过荒谬。于是我在郊外到处闲逛打发时间，或是整晚喝酒度日。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桌上又堆了好几摞书，我宁愿把它们保留下来而不想卖给二手书商；可是我的书柜已经没有空地方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寻了一位木匠并且让他来到我的斗室量一量如何做个合适的书架。
这天，他来了，是一个个头矮小、行动缓慢、态度谨慎的人。他测量房间的大小，跪在地上把米尺伸到天花板，然后煞费苦心地把这些尺寸一个接一个地用一英寸大小的字体记在本子上。他身上闻起来有一股胶水的味道。由于移动身体，他碰巧撞上了一把堆满书籍的扶手椅。上面掉下了几本书，他弯腰去捡。其中一本口袋书是手工行业术语辞典。这种平装书你几乎可以在德国任何一个四处旅行帮工的工匠的住处找到。而这一本装帧精美，让人很是喜欢。
那位木匠见到这本他所熟悉的小书时，便向我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半是高兴半是怀疑。
“怎么了？”我问。
“我看到一本我熟悉的书。您真的认真看过这本书吗？”
“我在旅行途中看过，”我回答说，“有时也喜欢翻翻，我喜欢查找专业的表达。”
“是这样！”他大声说，“您也自己一人到处旅行帮工吗？”
“同您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我已经徒步走过不少地方，而且住过很多廉价的小旅馆。”
说话的工夫他已经把书又重新摞好，准备走了。
“您当年去过哪儿？”我问他。
“从这里到科布伦茨，后来再南下到日内瓦。那可不是我最糟的年头。”
“我猜您还在监狱里待过一两个晚上？”
“只有一次，在杜拉赫。”
“您要是愿意请给我更详细地说说您的经历。我们可以再见面，对了，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对酒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如果您愿意下班后到我家来一起聊聊天吹吹牛，我倒是不介意。希望您不是在拿我开玩笑。”
过了几天——正值伊丽莎白家举行社交晚会——我出了门，却又在大街上站住了，思量着与其去参加晚会虚度整个夜晚还不如到木匠家去。我于是回家，换下大礼服，去拜访木匠。作坊已经上锁，里面一片漆黑，我摸索着穿过阴暗的门廊和天井，在后屋的楼梯爬上爬下、磕磕绊绊，终于在一扇门上找到写着这位师傅姓名的门牌。我径直走进一个很小的厨房，那里有一个憔悴干瘦女人在准备晚饭，同时照顾着三个孩子，以至于那间小小的屋子被生活的气息和巨大的吵闹声充斥着。那个女人看到我多少有些惊讶，然后领我进到隔壁的房间，木匠师傅正坐在窗边借着黄昏的微光读报纸。一开始他还嘟嘟囔囔地抱怨，因为他以为我是某个有急需的客人，接着他认出是我，便和我握起手来。
他感到意外和窘迫，我便转过身去逗那些孩子们，但孩子们立刻跑回了厨房。我跟着他们一起过去，见木匠的夫人正在那儿准备做米饭，这使我记起了我在翁布里亚时那位女房东，于是我就帮了她一把手。在我们这里多半把米煮成糊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像糨糊一样黏牙。眼看这种灾难要在这里重演，我总算及时拯救了这些大米，要了锅和漏勺，接替了煮饭的活儿。那位主妇带着惊讶之情屈服于我的强行闯入。米饭做得还算可以。她把饭菜端上桌，点亮油灯，我自己也动手盛了一盘。
木匠妻子一直事无巨细地跟我聊如何做饭，她丈夫几乎插不上嘴，他的漫游经历只好推迟到以后的晚上再说。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我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绅士，骨子里仍然是个农民的儿子，是普通人家出身。所以，第一个晚上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很和睦了。他们把我当作与他们平等的人对待，我也在这贫苦的一家人身上感受到了老家的氛围。这里的人没有工夫附庸风雅、故作姿态或多愁善感。他们那严酷而艰辛的生活对我来说十分亲切，而且无须用华丽的辞藻加以粉饰。我越发频繁地去拜访木匠，在那里，我不仅忘掉了虚伪无用的社交礼仪，而且忘掉了我的悲伤和弱点。似乎我突然发现了我的一部分童年碎片，仿佛当时被神父所打断、被送进学校以前的那段生活又在这里继续下去了。
在一张已经被撕破并且发黄的老式大地图上，木匠和我俯身上去，分别追寻着他和我昔日的旅途足迹，凡是我们两个都熟悉的每一座城门、每一条小巷，都使我们心花怒放，我们又讲旅行者的老笑话，甚至有一回，我们唱了许多漫游者的老歌。我们谈论着现在木匠生意难做、养家不易、孩子的琐事和城里的桃色新闻——渐渐地，我们俩的角色转变了。我对他心怀感激，他成了我的老师并把他自己的某一部分给予我。随着一种巨大的减压解脱感，我感到周身被现实的氛围环绕着，而不是聚会上的嘈杂。
在孩子们中间，木匠五岁的女儿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她特别可爱。她叫阿格涅斯，人们昵称她阿吉。她的头发金黄，面色苍白，脆弱多病，有一双胆小羞涩的大眼睛，又柔弱又害羞的性格。一个星期天，他们一家人外出散心，我也加入其中，而阿吉病了，她的母亲留下陪她，我们其余的人走得很慢，出了城郭外，身后就是圣玛格丽特大教堂，我们两个大男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孩子们则跑去到处找石头、野花和小甲虫，我俩望着夏日生机勃勃的草地、宾宁公墓，以及连绵不绝的美丽的蓝色侏罗山脉。木匠却显得疲惫不堪而且心情压抑。
“出什么事了？”待孩子们走远了我才问他。他悲伤地望着我的脸。
“您没看到吗？”他说话了，“阿吉要死了。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了，我甚至还惊讶她能活这么久。她眼中总是流露出死亡的神色，现在这事确定无疑了。”
我试图去安慰他，可是很快就放弃这个念头了。
“您瞧，”他苦笑着说，“您也不相信这孩子能活下去。您知道的，我不太相信宿命，隔着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去一次教堂，但是这次我从骨子里感觉到万能的上帝现在有话同我讲。她只是一个孩子，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健康过，但是上帝知道我爱她胜过其他几个孩子。”
孩子们快乐地大喊大叫向我们这边跑过来，不断问出成千上万个为什么，让我告诉他们那些花花草草的名字，末了还要我给他们讲故事。所以我告诉他们，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一片树林都有自己的灵魂，就像每个孩子那样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他们的父亲也倾听着、微笑着，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表示强调的话。我们望着蓝色的群山变得更美，我们听到了晚钟敲响，于是开始往回走。夜空深红的呼吸笼罩在草坪上，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显得又小又细，夏日蓝色的天空渐渐变成美丽的浅绿色和金黄色，树木投下的影子越来越长。孩子们都累了，变得安静而顺从。或许他们还惦记着罂粟花、丁香花、风信子，想着它们的守护天使，与此同时我们两个大人想的是小阿吉，她的灵魂就要展开翅膀，将我们这些胆小的人们留在身后。
此后的两个星期似乎一切都有所好转。阿吉似乎恢复了一些，可以每天离开她的小床几个小时之久，躺在凉垫上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漂亮得多也快乐得多了；然后接连几夜发烧，这时我们尽管都对此只字不提，但都意识到她跟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能在一起了，不会超过一星期。只有一次，她的父亲谈到了这一点。那是在他的工作间里，我见他翻找堆积在一起的木板，我本能地明白了他要做什么：他要选一块木料为孩子做棺材。
“无论如何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他说，“我情愿在每个人都下班回家后自己一个人来做。”
我坐在一个长凳上，他在刨床旁干活。木板都刨光后，他带着一种骄傲的神情把木板给我看。他选用了一块上好的、毫无瑕疵的松木。
“不用钉子，我要它们用卯榫咬合在一块儿，这样才是一件又好又耐用的作品。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们上楼去看看我老婆吧！”
仲夏时光一晃而过，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温暖而可爱，每一天我都要跟小阿吉坐上一两个小时，给她讲讲美丽的草地和森林，用我宽大的手掌托住她虚弱幼小的手，我付出全部的精力，吸收着她眼神中的甜美与清澈，这种神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才消失。
当时，我们紧张而悲伤地站她身边，眼看这瘦小憔悴的身体再一次集中全力同死神角逐，但是死神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她。她的母亲依旧沉稳而坚强，然而她的父亲俯身在她的小床上，无数次地告别，抚摩她的金色的头发，亲吻他死去的孩子。
随后的葬礼简短而朴素，之后的那个夜晚却令人难受，我们可以听见孩子们在隔壁屋子里的床上抽泣的声音。然后我们徒步去公墓祭扫她，在她的坟墓边种上鲜花，一起在阴凉的墓地广场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我们望着这片土地的眼神都变了，我们的目光落在埋葬我们心爱的人的泥土上，落在由泥土中生长而出的树上，落在树上的鸟儿身上，它们仍在唱着无拘无束的歌，跟以前一样自由而快乐，歌声从宁静的教堂后院飘过。
与此同时，严格而琐碎的日常工作仍在进行，孩子们又开始歌唱、打闹、欢笑、争着要听故事，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再也见不到阿吉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