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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
不久前，他还在顺从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贝尔的维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后面，他的母亲象一个军事指挥官走在最后。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使她的孩子们在沙勒维尔[1]的大街上列队行进。[1]法国阿登省城市，兰波的家乡。
当他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挣脱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师伊泽蒙巴德和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是的，就是在他头发里捉虱子的那几个女人）收容了他几个星期。然后他的母亲来领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在他们冷冷的拥抱中，她的双臂再次搂住他。
但阿瑟·兰波继续逃走，一次又一次，一个颈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边逃跑一边写诗。
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声在沙勒维尔回响，这样的形势特别有利于逃跑；抒情诗人们怀旧似的被战斗的枪声吸引住了。
他那有着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躯穿上了轻骑兵的服装。十八岁的莱蒙托夫成了一个士兵，逃离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厌烦的爱。他用揭示人们灵魂的笔来交换打开世界之门的手枪。因为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自从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后，雅罗米尔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后面同样跟着战斗的回响。它不是隆隆的枪炮声，而是政治大动荡的吼声。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士兵仅仅是装饰品，真正的战斗在别处。雅罗米尔一直在勤奋地参加政治学系的学习。他已经停止了写诗。
革命和青年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一场革命能给成年人什么允诺呢？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来耻辱，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带来好处。但即使这一好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对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响，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变化无常，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动，以及固定习惯的大变动。
青年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没有罪恶的负担，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轻人。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1948年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捷克大学里，共产党员教授只占少数。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证它对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学生。雅罗米尔积极参加了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学考试期间，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监考人员。他向政治委员会提交有关教授们考试方法和他们政治观点的报告，结果受到考查的实际上是教授而不是学生。
但是，当雅罗米尔向委员会汇报时，他同样受到了严厉的考查。他不得不回答那些严肃热情的年轻党员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找到能使他们满意的言词：当年轻人的教育处在利害攸关的时候，妥协就是犯罪，具有陈腐观点的教师是过时的，未来将完全是崭新的，否则就根本不是未来。那些一夜间就改变了观点的教师是不可信任的；未来将是纯洁的，否则它将是可耻的。
如果雅罗米尔已成了一名可以影响成年人命运的热情的工作人员，我们还能坚持说他在逃跑吗？他不是仿佛已经跑到终点了吗？
一点也不。
当他只有六岁时，他的母亲就已经把他放在比他同学小一岁的位置上了。他现在还是小一岁。当他正在汇报一个教授的资产阶级态度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在这个题目上面。
确切地说，他急切地在审视那些正在听他讲话的年轻人的眼光，观看他自己的形象。正如他从浴室的镜子里审查他的微笑和头发一样，他从听者的眼光中检查他的话是否坚定有力，是否具有男子气概。
他总是被一堵镜子的墙围住，看不到那一边。
成熟是不可分割的；它要么是完整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只要雅罗米尔仍旧是一个孩子，他对考试的监考和对教授情况的汇报将仍然是一种逃跑的方式而已。
他继续在逃跑，可他不能甩脱她，他同她一道用早餐和晚餐，对道晚安和早安。每天早晨，她都要给他一个购物袋。玛曼并不在乎这个平凡的家庭象征物很不适合这位教授思想的监督者，她派他每天去市场购买东西。
瞧：他走了，沿着我们在前一章 开头看到他行走的那同一条街道，当时他看见一个迷人的女人朝他走来，他的脸就红了。几年过去了，雅罗米尔仍然爱脸红，母亲打发他去的那个商店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他害怕遇到她的眼光。
他非常喜欢这个姑娘，这个可怜的姑娘必须每天在笼子般的出纳员小间里坐八小时。
她那温柔的面容，那那缓慢的动作，她的监禁——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神秘的熟悉，恰如其分，预先注定。实际上，他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姑娘长得象那个未婚夫被德国人枪杀了的女佣人玛格达。玛格达——”郁郁动人的脸。“而这个出纳员的小间就象他看见她洗澡的那个浴缸。
他弯身坐在写字台前，担心着他的期末考试。现在他害怕大学里的考试就象当初在中学里一样，因为他已经习惯于把优秀的成绩单给母亲看，他不愿让她失望。
户外的空气中充满了革命歌曲的回声，手拿锤子的巨大身影浮现在窗外，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小房间里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狭窄和闷热。
伟大的俄国式革命已经过去了五年，而他却被判处眼盯着一个课本，因考试而怕得发抖。这是什么命运！
最后他把课本推到一边（已经夜深了），沉思着他那写了一半的诗。他正在写一个叫简的无产者，他想靠使梦实现来扼杀他那美好生活的梦。他一只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挽着他的恋人，由大批同志簇拥着，大踏步走进革命。
那个胆怯的法律学生（是的，当然，这是伊希·沃尔克）看见桌上覆盖着鲜血，许多鲜血，因为一个被扼杀之梦的伤口是恐怖的。
但是，他不害怕；他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决不会害怕鲜血。
商店六点打烊，他在对面的拐角觑视，他知道那位女出纳员总是在六点过几分离开，不过他也知道，她总是由同一个商店的一个年轻的女售货员陪伴。
出纳员的这个朋友一点也不漂亮；事实上，雅罗米尔还认为她几乎很丑。这两个姑娘截然相反：出纳员是黑发，另一个却是红发；出纳员体态丰满，另一个却瘦骨伶仃；出纳员少言寡语，另一个却喋喋不休；出纳员令人感到神秘的熟悉，另一个却使人反感。
他监视了好几次，希望有一个晚上这两个姑娘会分别离开，这样他就可以对那位黑头发姑娘说话。但是，这种情形从来没发生。一次，他跟踪她们；她们穿过了几条街，走进了一幢公寓房子；他在这幢楼房前来回踱了大约一小时，然而，她们俩没有一个出来。
沃尔克太太从家乡来看望他，听着她的她朗诵诗歌。她感到心满意足：儿子仍然是属于她的。不管是别的女人还是这个疯狂的世界都没能把他从她的身边夺走。相反，倒是女人和世界被圈在这个有魔力的诗歌中心，她自己招来围着她儿子的一个圈子，她秘密地君临其上的一个领域。
他正在朗诵一首他写的怀念她母亲，即他亲爱的外祖母的诗：
我将奔赴战场我亲爱的外婆为了这个光辉世界的荣耀……沃尔克太大的内心处在安宁之中。让她的儿子奔赴战场，让他一只手拿着锤子，一只手挽着恋人吧。这没有什么损害。毕竟，他的这个世界包括她，外婆，家庭厨房，以及她反复给他灌输的一切美德，让这个世界看见他手里拿着锤子吧。她非常清楚，在世界面前游行与进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事。
这位诗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区别。只有他知道在诗歌的房子里当一名囚犯是多么抑郁。
只有真正的诗人才知道他多么渴望不当一名诗人，渴望离开笼罩着令人耳聋的沉默、装满镜子的房子。
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我将在人群中找到我的安宁把我的歌变成诅咒。
但是当弗朗季谢克·哈拉斯[2]写下这些诗句时，他并没有同街道上的人群在一起；他正在里面工作的那个房间是安静的。[2]弗朗季谢克·哈拉斯（1901－1949）捷克当代诗人。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相反，那些他正在描写的人群倒是他那梦的领域。
他也没能把他的歌变成诅咒，确切地说，他的诅咒却在不断地变成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