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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就没有逃离这所装满镜子的房子的路吗？
然而我克制自己把我的脚后跟踩在我自己的歌喉上维尔迪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写道。雅罗米尔懂得他。诗的语言如今在他看来就象母亲内衣柜里的精细网织品。他好几个月没有写诗了。他一点儿不想写。他在逃跑。母亲要他去市场买东西他就去，但他一直锁上他的写字台抽屉。他已经把现代画的复制品从他房间的墙上取下来了。
他又贴上了什么呢？卡尔·马克思的像片？
不。他贴上了他父亲的像片。这是一张1938年的照片，正是不幸的大动员时期，他父亲穿着一件军官制服。
雅罗米尔喜爱这张照片，他对这个男人几乎不了解，而且这个男人正在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怀念这个足球队员，士兵，囚犯。他非常怀念这个男人。
哲学讲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几个诗人坐在讲台上。一位满头浓发的青年，穿着青年协会成员那些日子正流行的蓝色衬衫，正在讲话：
”诗歌在革命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诗歌充当了革命的代言人，反过来革命又把诗歌从孤独中解放了出来；诗人现在知道，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正在倾听他；对青年人来说，诗歌和革命完全是一回事。“然后第一个诗人站起来，朗诵了一首诗，描写一个姑娘和她的恋人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个在她旁边车床工作的年轻人很懒惰，没有完成他的生产定额。年轻人不愿失去他的姑娘，于是开始满腔热情地工作，很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红星就钉在了他的车床上。
其余的诗人接踵发言，朗诵诗歌，歌颂和平，列宁，斯大林，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烈士，以及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人。
青年人对青春所有的巨大力量一无所知。但是，现在这个站起来朗诵的白发如银的诗人却知道它。
他用悦耳的嗓音宣称，那些与年轻的社会步伐一致的人是年轻的，这个年轻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那些与未来一道前进的人是年轻的，他决不朝后看。
按照这位白发如银的诗人的观点，青春不是人生一个特定时期的名称，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年龄的一种价值。这个思想用恰当的诗表达出来，成功地达到了一个双重目的：
既恭维了年轻的听众，又神奇地抹掉了诗人皱纹，使他成了一个与青年男女同等的人，（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他是与未来手挽手前进的一个先锋）。
雅罗米尔坐在听众中，很有兴趣地望着这些诗人，尽管他觉得自己象是另一个岸上的人，也就是说，他不再属于他们中的一个。他冷漠超然地听着他们的作品，就象他准备向委员会作汇报时冷漠超然地听教授们的言词一样。雅罗米尔特别注意此刻正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个著名诗人（对那个白发如银的诗人的赞美诗报以的掌声已经平下去）。
是的，此刻正大步走向讲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收到装有二十个电话听筒的箱子的那个诗人。
我亲爱的大师，我们现在正处在热恋之中；我十七岁：正如人们所说，希望和幻想的年龄……如果我寄给这些诗……那是因为我热爱所有的诗人，所有优秀的高蹈派[3]诗人。当你读这些诗时，请不要过分讥笑。亲爱的大师，如果你如此心好，使我的诗得以发表，我将欣喜若狂！我不为人所知；那有什么关系？诗人们是兄弟。这些诗句坚信。
爱情，希望。这就是一切。亲爱的大师。朝我伸下手，把我举起来；我很年轻。帮我一把……[3]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一个诗派，代表人物有勒贡特·德·列尔，邦维勒·苏里·普吕多姆等。
他在撒谎；他当时只有十五岁零七个月。甚至这还在他第一次逃离母亲，逃离沙勒维尔之前。但这封信将象羞耻的祈祷文，象一份记载他软弱的依赖的文献，久久地在他头脑中回响着。他要报复他亲爱的大师，报复那个秃头老傻瓜邦维勒[4]！仅仅一年后，他就将嘲笑他所有的诗，所有那些充满他诗歌中的珍贵的风信子和百合花；他将寄去一封嘲弄的信，就象是寄去一记耳光。
[4]邦维勒（1823－1891），法国诗人，戏剧家与批评家。高蹈派的先驱。
但此刻，这位正在讲台上朗诵诗歌的亲爱的大师却对潜伏着等待他的仇恨一无所知。
他朗诵的那首诗描写了一个俄国城镇被法西斯毁灭，并且正在从废墟中站立起来。这首诗充满了奇异的、超现实主义的场面；苏联姑娘的胸脯象五彩缤纷的气球飘过街道；一盏石油灯从天空掉下来，照亮了白色的城镇，直升飞机象许多下降的天使降落在屋顶上。
听众们被这位著名诗人的个人魅力迷住了，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在这群没有头脑的听众中，还有少数有思想的人，他们知道，革命的听众决不能象恭顺的乞求者那样等待讲台上的礼物。相反，如今正是诗歌的乞求者，乞求被允许进入社会主义天堂。但是，守卫着这个天堂之门的年轻革命者必须提高警惕：未来必须是完全崭新的，否则它将根本不是一个未来；未来必须是纯洁无限的，否则它将是完全可耻的。
”他在企图向我们兜售什么样的胡说八道？“雅罗米尔嚷道，其他人很快加入了进来。”他是不是想把社会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连在一起？他是不是想把马和猫相配，把昨天和明天相配？“这位著名诗人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但他很骄傲，根本不想屈服。从早年起，他就习惯了使资产阶级感到震惊，面对一个反对他的听众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脸发红了。
作为最后一首诗，他选择了一首与他原先的计划不同的诗。这首诗充满了疯狂的意象和放纵的性欲幻想。他朗诵完后，口哨声和叫喊声顿时四起。
学生们对着这位老学者嘲弄地吹口哨。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喜欢他们；从他们愤怒的反抗中，他依稀看到了他自己的青春。他觉得，他的爱使他有权把他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们。这是1968年的春天，在巴黎。啊！学生们根本看不出在他布满皱纹的脸后还有青春的面容，这位老学者吃惊地望着那些他热爱的人在讥笑他。
这位著名诗人抬起手来让喧声平息下去。然后他开始朝学生们叫喊道，他们是一帮清教徒女教师，教条的牧师，愚蠢的警察，他们抗议他的诗是因为他们从心底仇恨自由。
老学者沉默地听着口哨和嘘声。他回忆起，年轻时他也喜欢起哄和吹口哨，周围是一伙他的同伴。但这伙人很早以前就分裂了，现在只有他独自一人站在这里。
这位著名诗人叫道，捍卫自由是诗歌的职责，即使一个隐喻也值得为之而斗争。他宣称他将坚持把马和猫相配，把现代艺术和社会主义想配，假若这是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事业，那么他很愿意作堂吉诃德，因为它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幸福和自由的时代，他拒绝承认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
老学者望着周围哄闹的年轻人，他突然想到，在所有听众中，他是唯一有自由特权的人，因为他已经老了。只有当一个人到了老年时，他才能不再在乎同伴、大众或未来的看法。他独自与临近的死亡在一起，死亡是没有耳朵的，不需要别人奉承。面临死亡时，一个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
他们吹口哨，要求发言反驳他。过了一会儿，雅罗米尔也站起来。他眼睛里充满愤怒，人群就在他的背后。他说，只有革命才是现代的，而超现实主义艺术颓废的色情和晦涩的意象则是与人民毫无关系的破烂货。”真正的现代是什么？“他向这位著名诗人挑战，”是你那晦涩的诗句，还是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我们？“他自问自答：”除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现代的东西。“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当这位老人离开讲台，沿着巴黎大学的回廊走去时，掌声仍在他的耳边回响。墙上的题词写着：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接着又是一幅：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还有一幅：决不后悔。
大教室的凳子堆在墙边；地板上到处散乱着刷子和颜料。几位政治学系的学生正忙着在纸旗上刷写五一节标语。雅罗米尔，标语的作者兼编辑，正在监督这项工作，不时地查看他的笔记本。
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日期给弄错了吗？他正在口述的标语，与刚才那位老学者在反抗的巴黎大学墙上读到的完全一样。不，我们没有搞错。雅罗米尔正在向他的同事口述的标语，恰恰是约二十年后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的楠泰尔大学[5]墙上到处乱涂的那些标语。[5]楠泰尔大学，巴黎大学分校，位于巴黎西部，塞纳河东岸的工业区。
梦想就是现实，其中一面旗帜上宣称。另一面旗帜写着：做现实主义者——没有不可能的事。另一面：我们决定永久的幸福。另一面：取消教会。（雅罗米尔对这幅标语特别感到自豪。几个简捷的词否定了两千年的历史。）又一面：不给自由的敌人自由！
以及：给想象以权力！以及：让半心半意的人灭亡！以及在政治，家庭、爱情中进行革命！
他的同事正在描画这些字母，雅罗米尔象一个语词的大元帅，高傲地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他很高兴人们需要他，他的语词才能终于找到了一个用途。他知道，诗歌已经死亡（艺术已经死亡，巴黎大学的一堵墙上写着），但是，它的死亡是为了作为旗帜上宣传鼓动的口号，作为城市墙上的标语从坟墓里重新站起来（诗歌在大街上，奥德翁的一堵墙上写着）。[6]奥德翁为巴黎一剧院名。
”你看了报纸吗？第一版列出了一百条供五一节使用的口号，这是中央委员会宣传机关提出来的。难道没有一条合你的意吗？“一个区委会的矮胖年轻人正面对雅罗米尔。他自我介绍是高教五一委员会的主席。
”梦想就是现实——呃，这是最粗糙的一种理想主义！取消教会——我十分赞同你，同志，但这目前与党的宗教政策相抵触。让半心半意的人灭亡——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了这样的权力，用死亡来威胁人民？给想象以权力——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爱情中进行革命——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好吗？你想要的是与资产阶级婚姻对立的自由恋爱，还是与资产阶级淫乱对立的一夫一妻制？“雅罗米尔声明，革命必须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爱情的家庭，否则它就不会是一场革命。
”不错，“矮胖的年轻人承认，”但这样写可能好得多：’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家庭万岁！‘你瞧，这个口号就是直接从报纸上来的。你本来可以省去许多麻烦。“生活在别处，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的墙上写道。是的，他非常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去爱尔兰的原因，在那里人民正在造反。他的名字是帕西·雪莱，二十岁，带着成百的传单和宣言，作为将保证他进入真正生活的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