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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讲，严格性（ridigity）指的是在所有世界中集中命名同一事物，或至少在存在此事物的所有世界里为其命名。数字一类的命名很成功；但对人和物的命名（比如铁路），在不同世界之间没有交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完全遵循严格性、常见而恰当的命名。但是，一个常见而恰当的名称也可能是“半严格的”：也就是说，这个名称可能用来指称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名称的对应物。
——大卫·刘易斯
我必须报告一件事情：时间是某天早晨，确切几点我并不清楚。在“幽灵之屋”（就像我的叔叔罗伯特·桑切斯·瓦尔泽经常说的那样）足不出户一天一夜之后，我走上大街。我丢了一口牙齿，在冰冷的地面上睡觉，任凭亲生儿子在感情上横加羞辱折磨。虽然如此，我现在的处境奇异怪诞，自己仿佛成了某个身处热带的浪漫探险者。我想，应该是因为好性格的缘故吧。
我看着云朵反射的金属光芒，猜快要天亮了。我松了口气，因为发现周围的环境颇为熟悉：这是埃卡特佩克老果汁厂的某个停车场，离莫雷洛斯大街只有几米的距离；我在这里工作了几乎二十年的光景。刚才下过雨，潮湿的空气带着拖车、玉米片和烧焦轮胎的味道。“这是我老家。”我想。我突然想起拿破仑那首大师级的歌：“正是你这副模样/令我坠入情网/请不要改变/求你听我讲/请不要改变……”我此刻特别想高声歌唱。我还真唱了。
走在拂晓时刻那斑斑驳驳的云朵之下，我唱着歌穿过工厂，走到一个自行车存车处。在一群刚刚到达工厂后停放自行车的人群中，我一眼便认出了我的老朋友塔西佗。塔西佗除了在工厂工作外，还经营着中式幸运饼干的家族生意。他身上裹着象牙色的托加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胡子修剪得如同艺术家的画刷，气质一如既往地优雅瞩目。他正试图将自行车拴在帐篷的一个柱子上。他看到我便殷勤地向我打招呼。当我张开嘴向他回敬时，他发现我嘴里的牙没了，震惊之情溢于言表。
“Quid accidit, Carretera?（高速路，发生什么了？）”他用拉丁语问我。
“塔西佗，你也看到了，”我对他说，“我的爱齿被我弄丢了。”
“E longinquo contemplari, si non nocet.（它们若没有受到任何损伤，那么就请远远地欣赏吧。）”他回答道，带着惯有的安详。
“我觉得是我儿子把它们偷走了，”我对他说，“但我并不确定。我想去把它们找回来。”
“Cum cœperint cum faciunt animos nostros facultas amittatur.（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开始懂得欣赏。）”
“正因为如此啊，我亲爱的朋友。哎！你能借我自行车去找牙吗？”
他和我说自行车是别人借给他的，但如果我保证能还回来，他可以借我用一会儿。塔西佗这人总是理智而慷慨。
“Et spes inanes, et velut somnia quaedam, vigilantium, querido Carretera.（亲爱的高速路，那些清醒之人才可拥有空洞的希冀和梦。）”他边将自行车把手交给我边说。
说罢，他从斜挎在胸前的皮质公文包里拿出一袋子幸运饼干，并庄严地将袋子放到车筐中：
“Antiquam sapientiam galletas chinas vestram in comitetur vobiscum quaerere.（愿这古老而智慧的中国饼干伴你找到它们。）”
我诚挚地表达了感激，骑上自行车。我穿过莫雷洛斯大街，沿着索诺拉街向东骑。我决心已定，我要完成使命，特别是我要找回我的牙齿。广阔无垠的天际在我眼前展现，太阳的光影也从房屋上稀稀疏疏的钢筋的缝隙中探出。
这个时辰，附近开门的店铺只有一家，那就是堂娜特迪·洛佩兹经营的名为“解释”的小饭馆。解释小馆位于索诺拉街和拉斯托雷斯街的街角。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咖啡只卖一比索，面包五比索，而且有各式各样的当天报纸。我放下车，进来吃早点。我要了一份报纸。为了泡塔西佗送给我的幸运饼干，我还点了一杯雀巢咖啡。我从饼干里抽出小纸条，将饼干捏啊捏然后泡啊泡，直到将它们蹂躏成了一坨软塌塌的浆糊。这样，我吞下的时候，饼干就不会伤到我那光秃秃的牙床了。我将那些小纸条留下，装进裤子的口袋里。
除了我，饭馆里唯一一位客人是一名小心谨慎、身材瘦长的小伙子。他长了一脸烟草色的雀斑，他那聚精会神的模样几乎是东方式的。他身穿一套艳黄色的英式西服，尺寸对他来说过于大了。他头戴一顶巴拿马大檐帽。他静静地坐在靠落地窗的桌旁，晨光透过窗户洒进屋中。他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问他在写什么。他回答的时候并没有回头看我，说自己在设计一套帆边路。
“一套什么？”我嘟囔道，我现在的声音听上去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蠢蛋。
“先生，就是在无人认领或是没有固定用途的空地上，绕着地上的一串坑或者缝隙走。”他描述了三个细节向我解释道。
我张大了嘴巴，像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我指着牙床上一个个小坑对他说：“这种空空的坑吗？”
小伙子抬起头，终于对我感兴趣了。我趁热打铁赶忙继续说下去，小心翼翼地，生怕他不理睬我：
“你叫啥？”
“雅各·德·佛拉金，大家叫我佛拉。”
“你做什么的？歌手？作曲家？艺术家？”
“不是，”他语气夸张地回答道，“我是个作家和导游：我为了前者而死，为了后者而活。”
“啊！你应该认识那位写了本书之后换了牙的作家。”
“先生，我不认识他。他是谁啊？”
“就是那位完成了一本书之后换了一口新牙的作家。”
“神奇，有趣，奇妙！”他磕磕巴巴、犹犹豫豫地说出一串形容词。
“可不是嘛！”我对他说，“我叫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随时为你效劳。你不介意我和你一起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吧？看你那么专注，我不忍心打搅你。”
“不不，您请坐，很高兴认识您。反正今天早晨，我一个写作点子都没有想出来。”
我又点了三杯雀巢咖啡，两杯给自己，剩下一杯给他，然后坐到小伙子对面。我注意到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指尖部，有着精神紧张的人特有的短指甲。
“这么说你是新来的对吗？”
“是的，先生。”
“你对这儿不熟悉，怎么能做导游呢？”
“不，游客不来这儿。我住在这里，在墨城市中心做向导。”
“你一个人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