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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海都的叛意逐渐明朗的时候，忽必烈注意到大海彼岸的一个独立国家日本。日本与西方各国以及南宋完全不同。
西方各国和南宋同蒙古是接壤的，日本虽然曾经通过僧侣和商人与中国有着频繁的往来，但是正式的国交已经在八九四年日本废止遣唐使以来，断绝了四百多年。忽必烈得到的关于日本的信息，不过是僧侣、商人和漂流民等带来的片段。
忽必烈对日本这个国家很憧憬，而且，远征日本也符合“天涯海角”的志向。
当时，有几个日本商人因海难漂流到高丽，被高丽国王王（亻典）的使者带到了大都。忽必烈亲自会见了这几个日本人，详细询问了日本的情况。
据他们说，日本拥有先进的文化，神圣的天皇在京都，武士掌握政权，盘踞镰仓，发号施令。忽必烈对他们所说很感兴趣，同时也下定决心征服日本。
在对南宋作战的时候，忽必烈便就此征求大家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对远征日本持反对意见。
“日本与我们之前的敌人不同，我们原来的敌人都是陆地相接的，而日本却在海上。而且，我们得到的有关日本的一切，不过是从高丽人和商人们那里得到的一些片面信息。最近海都有叛心，随时可能起兵反叛。在这种时候分散兵力发起远征，是非常危险的。”伯颜首先提出反对。
伯颜是忽必烈帷幄之中第一人，任中书左丞相。他是八邻部阔阔出的儿子，青年时代在波斯度过，颇有见识。
右丞相安童也支持伯颜。大部分人都反对，忽必烈不能不顾大家的意见，强行发起远征，便道：“你们说得很对。朕不是说要立即发起远征，眹想先派出使者，命其来朝贡。如果对方拒绝，我们再派出远征军。日本看到帝国的军威，必然会屈服。南宋已经是囊中之物，将来攻打南宋的时候，再派些船，一举征服日本。”
忽必烈如此轻描淡写，众人不好再说什么。
一二六六年，忽必烈第一次尝试与日本接触。当时，高丽在蒙古的帮助下，消灭新罗，建立了高丽王国，成为蒙古的忠实附属国。
由于日本的信息缺乏，于是忽必烈委托与日本相近的高丽与日本接触。
当时的高丽国王元宗非常为难。奉蒙古的命令与日本接触，成功倒没什么问题，万一失败，说不定会惹怒忽必烈，高丽自身难保。而且，自视甚高的日本不可能接受忽必烈提出的朝贡条件。高丽的重臣李藏用明白元宗的心思，说道：“我们不如答应忽必烈的要求，带蒙古的使者前去。到中途，再以风涛险阻和海路危险为由撤回，这样既能保住我国的体面，又能不让忽必烈生气。蒙古的使者不习水性，只要选择风浪较大的日子开船，使者必然会因为害怕而折回。”
元宗听了这个建议，大喜。一二六六年，高丽的官员将蒙古的兵部侍郎黑的和礼部侍郎殷弘带到庆尚南道的巨济岛，正好碰上天气不好，海浪很大，二人因为害怕撤回。一切都如李藏用所料。
黑的和殷弘归国之后，将元宗的话转达给了忽必烈，说高丽与日本几乎没有联系，海路非常危险，请求结束与日本的交涉。
忽必烈听了二人的话，嗤笑道：“元宗这家伙，是害怕交涉失败才以风涛险阻为由的。这样更好，以后对日本的交涉，就全部交给高丽，把这些话转告给元宗。”
忽必烈帮助高丽取得了半岛霸权，并非无偿。蒙古人第一次侵入高丽，从一个叫赵彝的俘虏口中得知日本的繁荣后，就已经野心勃勃。
如果真如赵彝所说，则日本将是不可小觑的敌人。当时，忽必烈害怕的是宋与日本联手。在征服宋之前，必须设法牵制日本。忽必烈想利用高丽来牵制日本。元宗劝忽必烈停止对日交涉，正中忽必烈下怀。
忽必烈对元宗下令：“今有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乃是近邻，典章、政治皆有可嘉，自汉唐以来，或遣使通中国。朕以卿负责此事，勿以风涛险阻为由而辞，勿以此前与日本无通好关系而拒。卿之忠诚，可见于此，卿自勉之。”
忽必烈就这样将对日本的交涉全权交给了高丽。
第二年，高丽使者潘阜带着忽必烈的国书和元宗的书信渡海。十一月到达对马，一二六八年一月，到达太宰府，将忽必烈的国书和元宗的书信呈递给镇西奉行少二觉惠资能。
资能看后大惊，忙转交镰仓幕府。此时镰仓的执政是元老北条政村。北条氏的嫡系时宗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位至联署（执政的辅佐职位）。北条时宗三月五日才就任幕府的第八代执政。在他的父亲——前代执政去世的时候，由于时宗年幼，当时的联署政村便继任执政，准备等时宗长大成人，再将权力还给他。
蒙古的国书内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佶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潘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乱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总之，这封国书的意思是说：忽必烈依照天意，就任天赐的大国皇帝。即位之初，看到高丽的百姓受苦受难，于是派兵前去拯救，现在高丽已成为帝国的东藩，与帝国相交甚好。而日本与高丽相邻，也常与中原通好，为什么不派使节来见朕？如果日本拒绝通好，将会违背圣人所说的四海一家的道理，忽必烈将不得已派兵以武力征服。
总之，表面上看是要求通好和睦，实际上却是战争宣言。
镰仓幕府的人读完忽必烈的国书之后，吃惊的同时也非常愤怒。
日本自源平之争以来，名义上的政权在京都（朝廷），而实际上的实权却掌握在镰仓幕府的手中。但是，在此之前，战争都是内乱，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外国的侮辱和挑衅。
而且，日本在律令体制下，以唐为邻国，自推古朝派遣遣隋使以来，―向与中国采取对等的外交。而至于朝鲜半岛，自神功皇后以来，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朝贡国。
唐亡宋兴，新罗灭，高丽兴，这些都没有改变日本对中、朝的认识。
然而，朝鲜不知何时被北方勃兴的蒙古征服，忽必烈自称为神圣帝国的皇帝，现在来要求日本臣服。
这个时期，日本的排外思想增强，以朝廷为中心并以信奉神灵保佑的神国思想为基础的国家观念也增强了。忽必烈的国书否定了日本的神性，夺走了历史上的朝贡国，并要求日本臣服，日本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
当时刚满十八岁、血气方刚的时宗怒道：“北方的蛮夷竟称我万乘之君为小国之君，欺人太甚。说什么受天明命，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立即斩掉来使，以宣我国威。”
时宗虽然已经怒不可遏，似是此时的他其实也已经听说蒙古帝国的广袤版图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执政北条政村已经六十三岁，虽然权势日衰，值是作为支撑着镰仓幕府的老臣，一向行事谨慎。
“国书以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开始，以不宣结束，就说明在今后的交涉中并不要求日本臣服。还有，所谓不好用兵这句话，虽然是恫吓，但是与之前蒙古的强硬姿态不同，这是承认日本可以以一个不臣服的朝贡国与其通好。这是建国以来的大事，不能只由幕府决定，应该奏明朝廷。”政村制止了冲动的时宗。
幕府中的人大都赞成政村的建议，对蒙古国书的回复一事则交给了朝廷。
掌握着武家政权的幕府选择了逃避，而将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朝廷。朝廷接到国书之后，上上下下陷入了混乱，当时在位的天皇是龟山天皇，后嵯峨天皇作为太上皇，实施院政。
这一年，后嵯哦天皇正准备庆祝五十岁的寿辰，接到幕府的奏请之后，立即中止了寿辰的准备活动，在太上皇的住所召集重臣，连日举行会议。
左大臣近卫基平与镰仓的时宗一样，态度强硬，坚持主张立即拒绝蒙古的要求。但是由于意见不一，会议并未作出决定。
这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蒙古使者到达日本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近卫基平在他的日记《深心院关白记》中写道：“国家珍事，大事也，万人惊叹而无他。”
二
结果直到二月，京都朝廷才做出不予回答的决定。
三月，镰仓的时宗继任执政，政村改任联署。
在当时的日本，京都的朝廷、幕府的将军和执政共同治天下，但是实际权力（兵权）却掌握在幕府的执政手中。一二六六年七月四日，第六代将军宗尊亲王（后嗟峨天皇之子）因被疑谋反而被剥夺将军职，送还京都。那之后，幕府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执政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