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已不可避免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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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 早有的图谋</h3>

持续三个星期之久的虎门销烟，让当时的朝廷上下一片振奋。为了表示对虎门销烟的赞赏，道光皇帝在林则徐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亲书“福”“寿”二字赐给林则徐，足以说明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对禁烟成果的肯定。

朝廷上下都沉浸在虎门销烟的喜悦之中，林则徐却明白，虎门销烟只是朝廷决心杜绝鸦片危害的第一步。按照林则徐的设想和部署，想要做到根本杜绝鸦片走私，洋烟贩们除了必须交出鸦片之外，还要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一旦查出夹带，立即正法并没收货物。

事实上，这一要求早在虎门销烟之前两个多月给外商的第一份谕帖中就已经晓示，而且那些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部分外商不顾义律的反对坚持签字同意。但这终究只能保证签字的人可以遵守条令，而无法保证一切外来人永远不夹带鸦片。因此这些签字的外商为了以示公平，要求林则徐将这件事情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一起遵守。

应该说外商们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而不能保证别人不夹带，这对于朝廷禁烟来说，是有问题的。林则徐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应该可以代表外商们做出保证。于是在二月中旬，他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甘结式样，要义律代表全体外商签具。

……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服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然能代表众洋商缴出鸦片，当然也能代表这些人做出保证，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可是对于义律而言，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意交出鸦片已经是被迫之举—而且从后来他为本国带回的消息以及自己陈述的态度来看，他同意交出鸦片，不排除是个阴谋，那就是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的争端问题。

面对林大人的甘结式样，义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就算他同意做出保证，也只能局限在英国的商人范围内，无权代表其他国家。而事实上他已经代表各国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也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各国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这让义律一下子将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从上缴鸦片，到签具甘结问题，一直到虎门销烟之前，事实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但他们各自代表本国的利益，背后等于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一点义律看得很明白。因此为了挽回缴烟的失败，他开始向本国国内渗透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心中早有着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这种想法来源于英国商人对当时有着四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市场的觊觎与占有欲。例如，当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就议论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增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早在1830年12月，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在他们递交给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就提出了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

在这封请愿书中，商人们仔细分析了对华贸易的特点，认为它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他们认为应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摆出1793年的马戛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两次出使中国的失败，来说明任何自认为高明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个愚昧、保守的落后民族。也许尝试使用外交的姊妹—战争，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年英国商人的这封请愿书，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行驶到它该加速向前的地步，因此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然而从这封请愿书开始，一直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为止，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和官员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华使用武力的幻想。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苏格兰的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律劳卑自认为血统高贵。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本来在澳门任职的他突然抵达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卢坤会见，直接磋商贸易事务。但是在大清官员看来，律劳卑的申请明显违反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因而遭到了卢坤的拒绝。卢坤下令让他立即返回澳门，可是高傲的律劳卑拒不返回，于是卢坤下令封其船舱。律劳卑恼羞成怒，令两艘英国军舰闯进虎门开炮轰击，并派另一艘军舰前往印度调兵，准备将事态扩大。

面对律劳卑的蛮横无理，卢坤果断地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道光皇帝指示卢坤，如果英国人执意不听约束，立即将其驱逐出境。得到皇帝的授权，卢坤立即调水师六十八艘战船封锁住珠江口，时间长达十七日之久。律劳卑一无所获，最终被驱逐出广州，不久便病死在澳门。

此后继任的两任驻华商务监督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和律劳卑完全不同的手段，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这种沉默让身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极为不满。事实上从商人的趋利角度来看，获取更大的利润和价值是其目的，而律劳卑的继任者却无法为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在律劳卑被驱逐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清政府的做法羞辱了大英帝国。英国商人的喉舌《广州纪事报》率先发出了主战言论，并由烟贩马地臣将这些言论带回国内。这些言论为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巴麦尊所赏识，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在巴麦尊的推荐下，义律成为新一任的驻华商务监督。

从律劳卑试图以武力对抗清政府的行为来看，当时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大清帝国的现状十分了解，他们坚信只要对华使用武力，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进而可以为大英帝国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从律劳卑最终失败的结果来看，至少在当时，英国商人对华使用武力的态度缺少英国官方的支持，这也使得卢坤可以封锁珠江口长达十七日之久。

在律劳卑被驱逐之后，卢坤将处理这次事件的完整过程详细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卢坤在汇报中将自己的“战果”进行了夸大，将处理这次本身是律劳卑个人行为的事件，说成是在皇帝陛下英明领导下，对英夷进行的一场斗争的胜利。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欺骗，毕竟谁都愿意干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做法除了让皇帝陛下继续那种天朝上国的高傲自大之外，还会给当时高层的绝大多数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大清帝国一板起面孔，英夷小国就会乖乖臣服在我天朝上国的威严之下。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作为一个对英夷斗争的成功案例是不是让皇帝陛下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是，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振奋人的神经，在遇到与先前的成功案例相似的事件，需要做出决策时，先前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有心理暗示的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不过是大清帝国对英斗争的一次含金量不足的“热身赛”。然而它使清政府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身的实力对付英夷绰绰有余。他们不知道律劳卑事件是缺少英国官方支持的，他们更不知道一旦英国官方决定对中国使用武力，这种“正赛”的含金量远不是“热身赛”所能比的。

现在，面对林则徐在虎门海滩进行的销烟活动，义律作为当年律劳卑一般的角色会去如何应对，甚至是给予国内政府什么样的倾向性将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身在广州的英商利益，也关系到英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根本利益问题，至少在义律看来，虎门销烟已经严重侵犯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义律先前通过和林则徐交手，认识到这个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绝非先前的那些官吏可比。因此性情高傲的义律在冷静下来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和林则徐硬抗，但也没像他的前几任那样选择沉默，而是转身寻求本国官方的支持。他虽然倾向于动武，但他充分吸取了当年律劳卑事件的经验教训，知道只有将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上升为国家行为，才有可能征服这个愚昧、落后、自私、保守的清政府。

不过，义律也明白要想充分说服本国政府支持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只靠满腔热血以及控诉林则徐在虎门野蛮销烟是远远不够的。他明白本国政府只要能在对华贸易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如果鸦片贸易减少，本国政府税收减少，以巴麦尊为首的政府决策层就会做出战争的决定。

今天我们从义律呈递给巴麦尊的全部信件中可以看出，为了表达清政府这次禁烟严重侵害了英国的利益，以及如果不对华采取武力措施，未来英国在华的税收将严重减少这个意思，义律可谓是各种手段尽皆使出，甚至不惜放下高贵的身段进行诬告与陷害。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八日（1839年3月22日），林则徐限令交出鸦片的那段时间，义律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中，就说林则徐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恐吓行为。在他被迫交出鸦片后，4月3日，又写信给巴麦尊说，清政府的这场禁烟运动，是对英国官员和臣民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是野蛮的清政府强迫英国人交出财产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在信的最后他煽动地写着，应该对清政府以迅速而强有力的武力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也不用给。

为了让政府能够尽快动武，义律建议英国政府要“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群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认为要到白河口向清政府递送通牒，要求将林则徐、邓廷桢两人撤职查办；对英政府进行道歉；对禁烟运动中收缴的鸦片烟土给予金钱赔偿；将舟山群岛割让给英国；准许英人在舟山群岛和一切沿海港口做生意等。

在那个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义律的话对于本国政府来讲十分具有权威性，本土的英国人只是看到了虎门海滩上被销毁的鸦片，只知道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在清政府的“压迫”下被迫交出了“财产”，即使这些“财产”严重侵害了他国的利益，然而从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牟取利益已经成为英国既定政策的角度来看，义律的话无疑具有十足的煽动性，更何况义律还抛出了“人权”观念。

后世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是多种原因聚集的一场战争。例如英国人需要保证对华的税收，他们需要继续开拓中国市场（英国人称这场战争为“通商战争”）转变贸易逆差，以及大清帝国盲目开战等诸多原因。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义律写给本国政府的所有信件，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清政府侵犯英国人财产”的说辞，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算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

作为世界上率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在完成君主立宪制的转型后，除了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建设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之外，人权观念也得到固立，而且西方的普世精神又有将它的价值观对外输出的原动力。虽然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对华的鸦片生意是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但正所谓道理在别人身上才是道理，英国人通过义律只知道大清帝国将英国人的财产—鸦片“无情”地收缴销毁，这是侵犯了英国人的财产，却不闻不问鸦片对中国人造成了多大伤害。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能赚到钱，保证英国人的人权，哪管什么鸦片贸易在中国掀起的滔天巨浪。事实上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都是只针对西方人，所谓的普世精神也只是一种精神而已。

早就存心不良的英国人，从义律的煽动说辞中找到了对华动武的借口，而“人权”观念的提出，也容易被国内各个阶层所接受。不过在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英国国会就是否对清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投票中，支持者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动武的决定，而且这还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这也说明了英国国内的人对于这场武力行动以及开战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应对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为止，英国也没有正式对大清帝国宣战，他们只是把这场武力行动看成是对虎门销烟的一次报复行动，这一点从他们仅仅派出四千名士兵远征中国就可以看出。然而让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场报复行动的武力打击，居然让他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也改变了他们的对手—中国的命运。

<h3>2. 朝廷的应变</h3>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不仅让他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荣誉赏赐，也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声笑语。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算是有些世界眼光的林则徐则深知，虎门销烟仅仅是个开始，义律忽然之间偃旗息鼓，让他隐约觉得英国人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事实上他也明白，自从他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查禁鸦片时起，他就已经被推向了风云变幻的浪尖之上。虽然在此之前他向皇帝陛下表达过自己的犹疑，皇帝陛下也给他吃下了定心丸，然而他始终觉得，虎门销烟之后才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决定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的时刻即将到来。

林则徐早已经意识到，禁烟必须以武力作为后盾，面对敌人的种种挑衅，他坚持认为不必空谈抗议或驱逐，唯有严阵以待，坚决予以还击。在林则徐看来，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对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战争的态度是：不怕战争，但绝不打无把握之仗。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加强战备，在他下令包围外国商馆的同时，开始调集战船，整顿水师，增设炮台，演练枪炮，等等，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而且林则徐相比他同时代的官员，具备一定的民众视野，他打破那些官老爷“防民甚于防寇”的痼疾，利用民众的热情和力量，以弥补清军长期以来因为羸弱所造成的防务单薄。

为了加强防务，他告示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集合丁壮，以便自卫”，鼓励民众与士兵一起奋勇杀敌，提出一旦发现英夷上岸，人人均可奋力诛之，不论军民，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夷人首级给予重赏。

林则徐对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的预感还是十分准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因此当英国人的军舰来到广东开始动用武力时，广东首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前哨战的胜利。

然而打赢战争并非一人一地就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不否认林则徐对于英国人即将动用武力有准确的预测和充分的准备，当然这是建立在他到了广东与英国人一番较量后所产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而那些身在遥远的京城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高层决策者，并不具备林则徐这样的敏锐洞察力。从相关的资料上看，道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显然缺乏应对战争的准备。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当时道光皇帝指示林则徐说：“鸦片必须清源，而边衅也不容轻启。”透过这个指示明显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想利用心理手段，发动一场道德劝诫运动来禁绝鸦片，因此在这种认知基础之上，对禁烟在英国人当中会引起何种反应，英国人会不会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动用武力，从来就没有成为道光皇帝考虑的中心问题。甚至在英国人借口鸦片问题，进行调兵遣将的时候，道光皇帝还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在“嘘声恫吓”的无能表现，因此既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对策，更没有坐出相应的备战部署。

如果从道光皇帝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的这种应对，只能说他对英国人即将动武的认识非常模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英国人来华的目的产生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做买卖，谋取经济利益，最多是多要些银子罢了。事实上，正是这种闭塞和无知，使道光皇帝与发展中的现实严重脱离。然而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连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都可以看清的问题，他却看不清呢？想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创建八旗制度，做到了“人皆为兵，不啻举国皆兵”，大清铁骑驰骋萨尔浒，曾经震动整个北方。皇太极继承余烈甚至超过前辈，征服了蒙古和关外地区。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多年的多尔衮，促成了入关后大清第一代皇帝顺治的一统天下。后来康熙更是战功赫赫，平定三藩以安定南方，又剿灭郑氏，控制东南沿海重要战略据点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击败了北方沙俄，进而打消其对我国东北的觊觎；三次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并派兵入藏巩固了西南、西北边陲。雍正皇帝即位后，帝国再次展示武功，平定青海和硕特贵族叛乱，成功反击了准噶尔贵族的第二次叛乱，再次震慑沙俄的野心，划定了中俄边界。乾隆时代，大清的武功达到鼎盛，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四处用兵，号称“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这种显赫的武功在历史上印下了“有清以武功定天下”的结论。

从努尔哈赤一直到乾隆甚至是嘉庆时代，大清帝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显赫的武功不仅为帝国带来无上的荣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帝国高层的统治者们产生一种自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之前，帝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带着这种自大的心态，甚至有一种主观上的臆断，那就是大清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自身有着大黄、茶叶、瓷器等夷人没有却又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可以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

这种臆断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逐渐成为帝国高层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直接依据。到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历史上的“武功盛世”依旧陶醉着后继者们，令他们不时地去追忆那过去的辉煌伟业。

然而从今日的中国版图来看，当年大清帝国将近二百年的武功盛世，征战范围基本上都是在本国之内，唯一与外国人交手的记录也只有沙俄，因此大清帝国的武功盛世绝大部分只能说是内战内行而已。

时过境迁，大清帝国18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恰是走向衰败的开始，在嘉庆中期时，帝国已经变成一个内壳中空的“巨人”，这种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而且面对世界大势的快速变化，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在依靠祖宗们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们的雄才大略、气魄和品质。

我们不能否认道光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本人也厉行节俭，勤于政务，可是他的这种理想仅仅局限于大清帝国内部，还是一种建立在做好守成之主的理念之上。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道光皇帝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者，不可避免地也继承了先辈们那种自大、高傲的心理状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动用武力的反应是麻木不仁，无疑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

在道光皇帝“边衅不容轻启”的理念支配下，当时除了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之外，整个大清帝国嗅不到一丝战争即将临近的味道。林则徐多次提醒皇帝陛下，希望广东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援，然而除了几道勉励做好广东防务的诏书之外，林则徐什么也没有得到。

<h3>3. 战争的序幕</h3>

为了巩固虎门销烟的成果，进一步杜绝鸦片的输入，林则徐要求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保证未来在对华贸易中永不夹带鸦片并签具甘结，如有违反货尽没收，人即正法。当然林则徐并不是那种极端的人，他还是将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严格区别开来，以今日的视角来看，这是捍卫国家主权的正当自卫措施，而且林则徐的规定也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一部分守法商人的理解与支持，纷纷签字具结进口贸易。据统计，虎门销烟后到鸦片战争正式打响之前，进口的外国商船共有六十二艘，总贸易额达到二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