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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由他人转述，蒂姆的事迹也着实令人动容。我在各类授奖申请中写过无数赞美的话，它们在我和蒂姆的队员交谈中全变得鲜活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报告。这可是申请他妈的荣誉勋章。我心里多少明白最终不会获批，但我没有泄气。蒂姆会获得某个奖章，甚至是海军十字勋章，而且他至少会进入最高荣誉的考虑范围。只是写出这些文字就让人激动。
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海军陆战队的圣人。有贝洛森林战役[83]中的丹·戴利，香蕉战争[84]中的斯梅德利·巴特勒，以及从南北战争至今美国参与的战争中的近三百位英雄。
撰写表彰辞的过程中，我所有的沮丧都在置身其间的兴奋心情中消散。仿佛我的指尖透过电脑键盘触摸到了一位神。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被赋予了意义。
派遣期过半，在我提交法学院申请材料时，我甚至把蒂姆的事写进了个人陈述。
“即使最好的副官也不能像蒂姆中士那样挽救生命，也不能像普通步兵那样每日冒着生命危险巡逻。但我们中最尽职的人确保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支持，无论是帮他们领取缺席选票还是帮他们起草遗嘱。这种工作没有任何荣耀。副官的工作往往只在出错时才会被注意到。我的两段派遣都在写字台前度过，我在那里为陆战队员减轻他们预料不到的重负。这于我已足够。这于我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这也是我希望投身法律公益事业的原因。”
我没提到的是，派遣结束时我所在的营总共阵亡五人，也就是说那条小巷里的阵亡人数占了总数的一大半。我也没提到，前任指挥官曾警告我们不要在那条小巷所在的区域开展激进的巡逻。“在和本地民众建立更好的关系之前，我们在这里见不到胜利的影子。”他曾这样说。
部队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些家伙全是白痴！我们是陆战队步兵！我们不躲避敌人，我们逼近他们把他们干掉！”营长莫茨中校的风格很激进，全营也到了后期才开始采用军事与民政并行的战略。
博伊兰从未忘记是自己把队伍带进死亡区域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己的每个决定，相信更好的领导可能会挽救那些逝去士兵的生命。他的直觉或许是对的。回到美国时博伊兰比离开时轻了三十磅，瘦成皮包骨，眼窝带着发紫的淤青，眼睛仿佛深陷海底。我和那五名阵亡士兵没有个人交往，因此我往往怀着神圣的爱国情怀看待他们的死，而博伊兰的心里满是对自己的憎恶和怀疑——这令他心如刀割。
我们从伊拉克回国后，他就一蹶不振，在海军陆战队舞会上大出洋相，每个周末都喝得酩酊大醉——工作日大概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八点他走进行政办公室，依然宿醉未醒，唇间含着一大块湿烟草，问道：“谁有吐渣的杯子？”没人愿意让他吐在自己那里，于是他耸耸肩，说了句“啊，我操”，然后拽起自己的衣领，吐在了衬衣里面。这事在陆战队里被议论了好几个星期。
这是一种方式。沃克勒的是另一种。差不多我们一回国他就开始想尽办法被派往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这在我们的派遣结束前就很清楚了。他追着9团1营的一位连长软磨硬泡，直到他们为他预留一个名额。随后他来行政办公室办手续时，我没有按惯例让下属处理，而是让他直接来找我。我想再次面对面地见他。
“所以你想去阿富汗？”我说。
“是的，长官，战斗在那里。”
“9团1营，”我说，“‘行尸’。”就所有战队的称号而言，他们的大概是最棒的。因为经历了越战，9团1营有资本夸耀他们在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高的阵亡率。陆战队员喜欢把自己比作拥有自杀性攻击力的疯狗——现实中他们有时确实如此，因此“行尸”在他们眼中很“酷”。
“是的，长官。”
“你知道，”我说，“他们规定最短休整时间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重返前线，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准备好了。”
“9团1营很多陆战队员都从没被派遣过，长官。”
“你有他们需要的经验？”
“是的，长官。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陆战队员常在军官面前唱些陈词滥调，所以有时很难听出他们的话里有几成真话。
“9团1营有不少陆战队员已经派遣过三次、四次、五次。”我说。
他点点头。“长官，我知道真正不幸的事发生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难以反驳。
“真的很难熬。”他说，他的声音很镇定，仿佛在谈论天气规律，“这帮弟兄很可能需要面对同样的事。”
“有些人或许的确需要。”
“我懂得怎样和人相处，”他说，“我能做得很好。”他的语气里透出极度的冷峻。这让整间屋子都显得冰冷、沉静。
“我同意，”我说，“很高兴你会去那边。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我为他办完派遣手续就让他走了。他问我最后的一件事是：“长官，你觉得他们会授予蒂姆中士荣誉勋章吗？”那是唯一一次他冷静的外表上露出一丝裂隙，透出他的真实情感。
“我不知道，”我说，“希望如此。”这个回答听上去远不能令人满意。
那天以后我只见过沃克勒两次。一次是在追授蒂姆中士海军十字勋章的仪式上，他和博伊兰强忍泪水，最终都失声痛哭。就在那个星期我收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我敢肯定，如果没有在陆战队的经历，我是不会被录取的。对纽约大学来说，我是一名老兵。一名有两次派遣经历的老兵。这在他们眼中颇具分量。
最后一次是沃克勒启程前往阿富汗那天。我正在午休时间进行三英里跑，而他的连队在麦克休大道旁集结，等待登车。家属手中的美国国旗多到你可以把星条旗作为迷彩伪装，天气热到每个胖叔叔腋下的汗迹都扩散到胸口。
沃克勒和一群士兵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抽烟、开玩笑，仿佛准备去露营——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
我停下脚步，迎上前去。沃克勒看见我，露出了笑脸。“长官！”他说。他没有行军礼，但并不感觉不敬。
“下士。”我说。我伸出手，他用力握了握。“祝你在那边好运。”
“谢谢，长官。”
“你会干得很棒，”我告诉他，“处理你的调动，那是我工作中值得骄傲的几件事之一。”
“乌拉，长官。”
我感觉似乎该开个玩笑，比如“离鸦片远点儿”，但我不想说勉强的话。因此我继续慢跑。三个星期后，我离开了海军陆战队。
退伍后的第一个月在我记忆中已然模糊。我作了一段旅行。随后我搬到纽约，很多时间里我都穿着内裤看电视。母亲说我是在“解压”。
那时候我的同学朋友大多从事公司法或投资银行业务，或是在退出“支教美国”[85]后重新审视人生。
奇怪的是，离开陆战队以后，我比在军中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军人身份。你在纽约碰不到很多陆战队员。在我所有朋友眼中，“那个陆战队的”成了我的代名词，而对于每个我遇到的人而言，我也是“那个陆战队的”。如果他们尚不知晓，我会在交谈中一有机会就提到这一点。我留短发，和从前一样疯狂健身。纽约大学开学时，我看着那帮本科刚毕业的小子，心想：没错，我他妈就是个陆战队的。
他们中有些人教育背景很好，来自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却不知道海军陆战队是干什么的（“就像一支更强大的陆军，对吧？”）。很少有人关注战争的进展，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停留在“那是个可怕的乱摊子，所以就别想那么多了”。还有些热衷政治的家伙，他们有明确的立场，是我最不愿与之交谈的。他们中一些人同时也是不容异见的公共利益维护者，他们痛恨战争，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钻研公司法，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参军，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拥有一支枪，更别说扣响扳机，但他们仍会在口头上对我表示敬意，并用从动作电影和征兵广告中得来的片面印象判断我远比普通百姓更“强悍”。好吧，没错，我是个陆战队员。至少，我不是他们。
纽约大学以向公益领域输送大量人才为荣，“大量”的意思是十到十五个百分点。如果纽约大学毕业生从事薪水低于一定标准的公益事业，他们的助学贷款可以部分或全额减免，这样省下的钱超过普通美国人三年的薪水。入学仪式上，和其他所有没有鲁特奖学金、没有富有的父母、也没有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的同学一样，我一边听纽约大学的课程介绍，一边想：噢，他们想让我在未来六年里玩命地学习，却住在贝德福德史蒂文森区[86]。有了助学贷款减免的诱惑，纽约大学的学生五个里会有四个考虑公益性工作。然而他们经过反复权衡，参考他们崇拜的功成名就者的职业轨迹，最终还是选择那几家知名律所，泯然众人。
公司法律师乔对我说：“做法律援助吧。或是去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
我们在一间屋顶酒吧喝酒，面对着克莱斯勒大厦令人惊叹的夜景。乔为我叫了一杯掺了豆蔻的白酒。我从未喝过这样的东西。
“我不再是理想主义者。”我说。
“你不必是理想主义者，”他说，“你只需做一个不会被无聊工作压垮的人。要知道，这些工作根本不费脑子。有时候我恨我的客户，希望他们输掉官司，但事实上，这比大多数案子都强，因为大多数案子牵涉的都是大公司，我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输赢。除了每年都在减少的奖金，我拿固定工资。但我按小时收费，这意味着我干得越多，公司合伙人分的钱就越多。为了当上合伙人，人们会拼命干上十年，他们这么做可不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善新员工的生活质量。他们只是为了钱。我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