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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贝莎难忘的摩门教式婚礼过去了。他们甜蜜的婚后生活也过去了。贝莎给他做的各种甜饼和土豆泥变成了回忆。贝莎的笑靥、贝莎的亲吻、贝莎的一句“啊，亲爱的！别忘了带烟。”也变成了回忆。贝莎作为一个陆战队军官的妻子，总是把房内的家具擦得闪闪发光；桌上摆上各种好吃的，让惠特尼洗一个热水澡，然后搂着惠特尼的脖子，说上一声；“查尔斯，忘了你那些大炮、轮船和士兵吧！看着我，嗨！你真漂亮。”中西部的姑娘真是好老婆！这一切也过去了。只剩下一个活的纪念碑：戴维·惠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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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尼中校回到了圣迭戈。这是加州南方同墨西哥毗邻的一个边境城镇。虽然不繁华，却还挺整齐，还有些西班牙古迹。因为事先在军用线路上打了电话，第二营的三个连长全来机场接他。
詹姆斯·克莱上尉沉默而忧郁，戴着一副眼镜。他在西点军校的时候，军事史教员常给他打“A”等，而战术教员却给他一个“C”等。他像一个投错门庭的潦倒文人，有时给时报或晚报搞几条纵横字谜，有时写首小诗。他对待士兵并不严厉，作战时往往采用一些非正规的打法。李理德·丁恩上尉恰恰同克莱相反。他中等个儿，眼睛里燃烧着热情的火花，工作时全力以赴，力求优秀。他严于律己，也苛刻求人。战术上他很少脱出教科书的规范，惠特尼认为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时代、技术千变万化，地域和敌人也不尽相同，奎安提柯陆战队学校的教材只能挂一而漏万。
休伊上尉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他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军官。虽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经典背得不大熟，然而在具体的战斗中，却可以找到简单有效的方法，并且付诸实施。话说回来，惠特尼对自己的部下并不很熟悉。他四月从澳大利亚归国，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兰德·史密斯将军报到。霍兰德把他派到了“海魔”师。他一共才来了四个多月。
惠特尼和连长们同乘吉普车回到营房，立刻召集军官会议。在军官们陆续到达期间，他抽空洗了个澡。这一夜，他几乎全在游艇、飞机和汽车上耗掉了。然而他并不疲倦，战斗的消息使他激奋。他为这一天苦苦等待了五个月。
清晨，“海魔”师二团二营的全体军官在一座小教堂内开会，听营长传达战斗任务。美国民族并不是一个爱打仗的民族，由于每个人的机会太多，欲望太强，性格太鲜明，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许多人宁愿做工经商而不肯当兵。麦克阿瑟当总长的时候，陆军士气相当低落。只有海军陆战队是例外。陆战队是志愿的军种，一向在海外服役，处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打仗对他们来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二营的军官们情绪很高昂。尤其当他们听说陆战一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打得挺不错的时候，竞争之心油然而起，人人都想踏上征途，同日本人见个高低。
惠特尼迅速部署了任务：召集官兵；整理装备；安排好留守人员；采购热带雨林作战的一些必需品：如各种药物、蚊帐、防蛇毒剂、净水剂等等；最后，每个人可以写几封家信，但不能立刻发，要一直等到两周或三周以后，即美国军方宣布“海魔”师部队登上卡纳尔之后，才能由留守人员寄出去。
他最后问：“谁还有什么问题?”
克莱问：“中校，是不是可以带格林的书?”
“哪一位格林?”
“英国的格林。”
“从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就有三个格林”。惠特尼经常在这种对话中显示他的学识。“欧内斯特·格林，专门描写英格兰南部的田园诗；约翰·格林，他的历史书，特别是英国史当然能排遣卡纳尔的寂寞；还有一个哲学家托马斯·格林，我看你一时半刻恐怕悟不出他的国家主义来。这还不包括爱尔兰的历史学家苏菲亚·格林太大。詹姆斯，我只同意你带美国的格林、军人弗郎西斯·格林的书，而且只能带一本，《我们在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年》。上尉，在卡纳尔连觉都睡不上呢！”
“谢谢，我就买这本书好了。”
丁恩上尉接着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里玩橄榄球或棒球?我们连里有全军好手曼彻斯特，我担心他长期不玩球手会生，陆战队每次打败海军和陆军全靠他当后卫或投手。”
惠特尼笑笑：“当然可以。但现在怕不行，机场在日本人射界里，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必须把他们赶走。是日本人让我们玩不成球。喂，休伊上尉，你有问题吗?”
“中校，没有。听说没办法睡觉，我感到很遗憾，睡眠不足会影响士兵的情绪，战斗力要打折扣。不过嘛——”休伊耸耸肩，“日本人想这么打，我们只好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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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3>
一艘“利伯提”轮改装的运兵船“亚兰·勃拉特”号慢吞吞地航行在太平洋上。一艘旧式的四烟囱驱逐舰和一艘新型的“布里斯托”级驱逐舰给它护航。航线往南偏离赤道很远，甚至接近了四百二十年前麦哲伦的那条著名航线。
太平洋风平浪静，一路平安。日本的潜艇部队遵循着一条死板的战术原则：集中力量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们把太平洋战争看成是一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而美国人则认为是一场后勤战争。美国西太平洋潜艇部队在洛克伍德将军指挥下，专事打击日本商船。由于日本潜艇集中在东所罗门群岛一线，南太平洋很安全。
在横渡太平洋的枯躁航行中，惠特尼认识了“亚兰·勃拉特”号的船长亚历克斯先生。乔治·亚历克斯先生是一个职业水手，祖上是苏格兰人。他满脸横肉，身上肌肉发达，皮肤被晒成油亮的青铜色，开口就露出一嘴鲍牙。他声音洪亮，自从认识惠特尼以后，就称他为“老乡”。
“喂，老乡，到我船舱中喝杯酒怎样?”
“谢谢。亚历克斯先生。”
于是，他们就到亚历克斯那间舒适而凌乱的船舱里，打开一瓶苏格兰成士忌，开怀畅饮。
“查尔斯，我的朋友！”亚历克斯带着水手的粗鲁和直率问：“你脸上那些乱纹是怎么弄的呀?我想，该不会是为了某一个女人打架留下来的吧?”
惠特尼没吭声。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又喝光了一杯。他的脸红了，眼睛里喷着仇恨的火焰，看上去相当吓人。
中校没有看船长，他直盯着舱角里一只大狗，那是亚历克斯先生的爱犬， 叫“布鲁斯”。黄色混血的布鲁斯在中校的逼视下不安地骚动。
惠特尼终于吐出了一句话：“日本猴子抓的。”
亚历克斯又打开一瓶酒，并且给中校倒了一杯，静听着下文。
挖掘往事就是挖掘疮伤，任何人总有自己内心的秘密，何况惠特尼这种有身份的军官。他讲得很慢，很痛苦。
麦克阿瑟将军从马尼拉撤往巴丹的时候，大约有两千名陆战队员跟随着他。这些陆战队单位很杂，主要是一个高射炮连和一个海军基地守备营，都属于陆战四团。我在那营里当营长。日本飞行员的技术很好，我们只打下了一架凯特式飞机，基地就被炸毁了。
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战术团， A团和C团。 A团由胡格本上校指挥，还担负防空任务。 C团的指挥官是霍尔德里奇，我在C团。当时麦克阿瑟把C团放到巴丹半岛底部的马利贝努斯港，充当战略预备队。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因为那天是我去世的妻子贝莎的生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日军已经被阻止在巴兰卡到巴卡克的坚固防线上，任凭他们如何进攻，只是多添几具死尸而已。他们就拿出自己在马来亚半岛战役中最得意的两栖登陆——在敌人防线后登陆，从侧后包抄防御军，英军因此而一败涂地。
那天，由于天黑、海浪、潮汐和我军鱼雷艇的阻击，日军部队竟然漂到马利贝努斯附近上了岸。我军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幸亏C战术团离登陆点最近，就投入了战斗。
日军开始向内陆的布考特山进攻。正好我率领一个连守在山上。我们是头一次同日军步兵作战，小伙子们打得好极了，尤其是迫击炮用得非常漂亮。你知道，在美军所有的部队里，没有谁能比陆战队更会使用轻武器了。日军留下一百多具尸体撤退了。我当时想，要是菲律宾的所有部队都像陆战队这么个打法，我们决不会败走巴丹。
日军没有后援，他们就固守在滩头附近的一个山丘上。虽然战区的兵力很紧张，我们也必须把他们赶到海里。我组织了进攻。头一天打得很不顺利。我们不善于隐蔽，日本兵枪法很准，伤亡不少。我决定夜袭。不知你对美军的实际情况是否略知一二，美军是最怕夜战的军队，只有陆战队例外。我们摸进了敌人阵地。
那天夜里我记得太清楚了。月色尚好，密林很厚，对我们对敌人都不方便。我们带着手榴弹，步枪上了刺刀——陆战队在武器的选择上是保守的，而且还没装备冲锋枪。我们冲入了敌人阵地，在黑暗中摸索着同日本兵肉搏。
亚历克斯先生，不知你是否听信了日本人的宣传，说什么日军拼刺刀天下第一，那是胡说。我们的体力比他们强得多，只是这方面的训练太差，又缺少一套正规的教材。日本的柔道也并不普及，当官的爱用战刀，我提前分发了手枪，总之，我们占优势。
黑暗中每个人都单独作战，互相间失去了联系。我打死两名日军后，扭了脚。我这脚伤还是在大特顿滑雪的时候留下来的，讨厌极了，每次上阵我都犯嘀咕。天黑、地形复杂，一打仗就忘了。我痛得哼哼叫，几个日军士兵摸过来，前头的被我撂倒了，后面的乱枪打来。我的脚踝肿得像大面包，咬着牙往外冲，无奈力不从心。黑暗中挨了一枪托，等我醒来，双手已经被死死地捆到身后，我听到日语说话声，一切都清清楚楚，我被俘了。
惠特尼抽出一支烟点上，他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可以慢慢地讲自己的故事，就像讲述《艾凡赫》那样。
我的双眼被蒙上了，用的是日本兵那又脏又臭的绑腿布。他们开始虐待我，用靴子踢我的头、小腹和肋骨。我痛得满地打滚，牙也掉了好几颗。因为我看不清打击从哪里来，心里非常恐怖。还有一个日本兵往我身上撒尿。我作为一个军官，是一个职业的杀人者。然而我从来认为打仗要光明正大，虐待战俘为正派的军人所不耻。后来，我才晓得我的这种想法既无知又天真。
殴打不久就停止了。倒不是日本人发了慈悲，而是我军又开始了进攻。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匆匆挖成的狐洞中，可能派了一个兵来看守我。我感到这一回我军的攻势又猛又坚决，因为我周围卿卿呱呱的日语声越来越少了。迫击炮弹就在我身边爆炸，我还听到自己弟兄们的喊杀声，我真盼着能打死那个守兵。
整整一天，我没吃没喝，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我受到美国士兵进攻的鼓舞，等待着获得自由，但我也担心那个看守兵最后给我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