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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可能都没发生。到晚上，我被摘掉了绑脚布。我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军的进攻业已奏效。日军部队大部分非死即伤。残余的士兵正在向海岸退却，他们想把我带走。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逃跑。然而扭伤的脚还没好，日本兵也看得紧，有好几次刺刀划破了我的皮肉。
日本兵看出我行动确实不方便，一个下等兵给了我一根树枝，并且把背绑的手松开，重新绑在前面。这是我唯一看到日本军队的人道主义行动。我还记着那个兵，嘴角上有很大一颗黑痣。
我在美国人的弹雨中走向海滩，周围不断有日本兵中弹倒下，发出痛苦的惨叫。一些日本伤兵用手榴弹自杀了。我没有被打中，真是奇迹。
我登上小艇。小艇很简陋，不过是装了操舟机的一艘强征来的游艇。几个日本士兵把我围在中间，还有一个当官的指手划脚命令着什么，小艇在暮色中离开海岸。我看到我们的人——其中有些是陆战队士兵，已经冲到岸边，把没死的日本兵全都解决了。后来我才被告知：日军共举行了三次两栖登陆，均遭挫败，损失近千人。巴丹半岛并不好啃。
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吧。在“亚兰·勃拉特”号上，除了说故事和听故事真没什么事好干的。
我们这支艇队大约有五、六艘小艇。海上风浪很大，两艘艇被掀翻了，我对日本指挥官选择如此单薄的小艇实行两栖登陆感到吃惊，他们根本就不重视士兵的生命和安全。我军设在巴丹西海岸的155毫米大炮也开炮了，炮火封锁住了航线。我虽与同船队日本兵誓不两立，却还是祈祷别打中了我们的艇。有一艘小艇遭到直接命中，一下子连人带艇都被抛到天上去。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开过了美军的炮火封锁地带，我又拣了条命。然而同后来吃的苦相比，我想那天夜里还是死了的好。
我们在一个小海湾靠岸。天亮了，港湾中船挺多，象一个小型的基地。我猜日军的艇队是从这儿出发去进行袭击的。我重新被反绑，戴上眼罩，塞入一辆吉普车，听发动机声显然是缴获我们的。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丛林小道上行驶，我颠簸得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你知道，蒙起人的眼睛坐车是什么滋味吗？当你神经紧张，准备挨颠时，偏偏他是平道，神经一松，路上的沟坎却又会把你抛起来。
车终于停了，我的眼罩被摘去，阳光很刺眼，可以看清是在一个小镇上。我原来在驻中国的马可波罗旅服役，对于菲律宾，不要说小镇，就是城市我也搞不清。它给我的印象是：遍地的牛粪、水洼、一丛丛芭蕉树和漫天飞舞的苍蝇。
我被带到一间木屋里，光线很暗，正面的墙上挂了一面日本旗。我在中国呆了两年，认识几个汉字，看懂了此地是本间雅晴中将指挥的第十四军十六师团一个联队的司令部。一个高大的日本军官站在我的面前，我说他高大，是因为日本人个子一般很矮。他长得不难看，额角上堆着浅浅的皱纹，年龄或许比我大点儿，猛看似乎是个懂道理的人，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看法全错了。
“我是清冈永一中校。”他的英语一点儿也没有日本人那种L和R不分的杂音，他一定在西方受过教育。
“中校，我以军官对军官的口气与你说话，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说了一句话：“请给我点儿水喝。”
清冈对旁边的士兵说了几句日语，一个兵跑出去，拿来一壶茶、一瓶威士忌酒、一盘香肠、一碗米饭和一碗肉菜，都放在一个木托盘中。米饭和肉还是热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啦，馋得我几乎忘了军官的廉耻。我站着，直勾勾地盯住木托盘。
‘姓名?”清冈问。我这才看清他是长方脸，鼻梁上长着一些雀斑。
“惠特尼，查尔斯·惠特尼。”
“职务和军阶?”
“你已经从我的领章上看出来了，中校。”
“部队番号?”
“海军陆战队四团。”
我把该说的能说的都说完了，我知道日内瓦战俘公约允许士兵只回答这几个问题，然而日本从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执行不执行全在这个清冈中佐啦。我希望他能歇口气，让我吃点儿喝点儿，我都快支撑不住了。
他看出了这一点，就指着酒菜说：“惠特尼中校，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回答了，这饭就归你吃。”
“巴丹的部队有多少人?番号是什么?其中美军有多少人?番号是什么?”
我拒绝回答，问题超出了对战俘的审讯范围。
“快说，他们都部署在哪里?在沙马特山防线、马拉拉河防线和马利贝鲁斯山区都驻扎了哪些部队?大口径炮有多少？坦克有多少?哪里是布雷区?”
我沉默着，不去理会清冈连珠炮式的审问。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餐好饭反正是吃不成了。
清冈见我没有回答，嘿嘿地冷笑着说：“查尔斯先生，别充好汉。我在美国留学五年，仔细研究过美国人的心理。美国人是自私的，决不会为他人去死。如果你说了，我们会留下你，尽可能让你吃好喝好。不说，我就不客气了。你迟早也要说，但是如果在临死之前才说出来，你难道不会后悔吗?”
我紧咬双唇，眼睛死死盯住屋角里的一群苍蝇。清冈抓起酒瓶冲到我跟前，他左手抓起我的前襟，我看清他的脸，愤怒而凶残，掩饰不住的得意，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地宰割别人的得意，也许还有一种黄种亚洲人的自卑感和战胜白种人后骄横的心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张疯狂的雀斑脸。怎么到这种年龄雀斑还如此显眼?
“说，还是不说?”
我还没堕落到出卖别人的地步。因为我痛苦，我更知道在我口中有多少人的痛苦。
清冈右手的酒瓶一下子向我脸上砸来。我双手被反绑，无法招架，我的脸侧到一边去，等着那痛苦的一击。谁知这王八蛋(我这一辈子只用过一次这个词)虚晃了一下，等我的头摆正，面部神经和肌肉松弛了，他的酒瓶才打下来。酒瓶砸得粉碎，我脸上留下了这些伤痕，我几乎被打懵了，威士忌酒和着血从脸上流下来。清冈的左手没放松，他的劲相当大，我这一百八十磅重的身体他竟能提了起来。
他大笑着：“惠特尼中校，你不是要水喝吗？怎么不喝了?”
他丢开右手的半截酒瓶，抡圆了巴掌左一下右一下地抽打着我受伤的脸。一边打一边说：“你这脸挺漂亮呀，还挺贵族化呢，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这个贵族不可。”
上帝！我自打出娘胎以来从未受过如此的侮辱。我的手要是没有被绑起来，我会不顾一切地撕烂他的雀斑脸。
他打够了，松开手，我倒在地上。他去拿那碗肉，一边说：“你还没吃呢！给你吧，当做下酒菜。”他又晃了一下，我有了经验，盯住了碗，在碗快打到我脸上的时候，我躲开了。清风恼羞成怒，冲上来，用靴子往我身上乱踢，我疼得在地上乱滚。他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招供，连刑具也没准备。他跑到屋外，从竹筒芭墙上拔出一根粗竹棍，没头没脑地往我身上打，我大声喊叫，想减轻疼痛。我开始还有感觉，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冷水浇醒，才发现自己在一间简陋的农舍中。我在中国见过很多同样的农舍，一个灶，两张竹椅，一张竹床，还有些杂物。一个士兵见我醒来，就把所有的杂物和铁器——包括灶上唯一的锅都拿走了。他是怕我逃跑，其实我虚弱得根本动不了。他用靴尖顶顶我，指着灶台上的一碗米饭和一碗水。我懂了。
以后几天，我领略了日本人最野蛮的刑罚。那些连书中也未曾记载过的中世纪的酷刑，由一些野兽般的人干出来，单单听起来就叫人心都紧缩了。
惠特尼伸出他的左手，左手的手指甲全秃了，他告诉亚历克斯船长：“日本人把竹子削成一枚枚竹签，清冈抓住我的左手，把这竹签子一枚一枚钉到指甲中去。我痛得恨不得自己剁掉自己的左手。”他看到彪悍的船长额角上渗出汗来，接着说：“还有从鼻子里灌辣椒水，把整个呼吸道和肺几乎给毁了。还有老虎凳——一种只有亚洲人的狡猾才想得出来的刑具，它的目的是折断你的腿骨。鞭笞和吊打更是家常便饭，整个过程可以写一本小说。到后来，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死。死亡简直成了恩赐，上帝，我现在才知道人世间还有如此多的苦难！”
亚历克斯郑重地用两只手握住惠特尼的左手：“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惠特尼抽回手：“我算不上勇敢，我只有对他们的仇恨。后来我的想法简单极了，只要我活着，我就争取逃走。我一定要重新回到陆战队，然后一个不留地杀光日本鬼子——麦克阿瑟将军用了这个词，我同意。我同清冈还有私仇，我决不放过这个虐待狂。”
亚历克斯如同对待一个骑士，深深为他的复仇心和意志所折服。船长轻狂自负的神态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上了尊敬和崇拜。“后来呢?”他问。
“后来，清冈当着我的面残杀美军战俘。他干得十分狠毒。每拉出一名美军战俘来，他都用英语对战俘说：‘喂，你面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查尔斯·惠特尼。现在，你要对他说，把巴丹的秘密告诉日军吧。他照你说的办了，你就可以活下去。你不说，或者他不答应你，我就要砍掉你的脑袋。’
“我永远也忘不了从我面前经过的一个个美国小伙子。他们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其中一个人用眼睛盯住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挺下去，查尔斯，总有一天我们会把狗娘养的全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