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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武昌以后,与李振钧见面的朋友逐渐多了起来,他的心情也从前段时间漫漫旅途的抑郁苦闷中得到一些解脱。这些也反映在他的诗中。细心的汪正珠怎能不会现?她心中清楚,前段时间诗中的孤独苦闷,逐渐转化为怀才不遇的烦恼。这表明那个有着积极追求的李振钧又回来了。所以,尽管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万分不愿意丈夫离开身边,却仍然力劝丈夫多去参与朋友的聚会,不必担心她的病情。李振钧内心十分感激妻子,感激她对自己的体谅;同时也非常内疚,作为丈夫他不能减轻妻子的病痛,还无法拒绝她对自己的好意。也为了减轻妻子的负疚感,他偶尔也去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
这天,又有好友章琬芗邀聚。朋友相聚,除了饮酒赋诗,当然也免不了谈论时事,虽然还谈不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试场故事、官场新闻自然是谈资之一。大清王朝经历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表面的繁华下面已经是百孔千疮。精明的乾隆留下一个富可敌国的和珅给嘉庆,不仅让初登皇位的嘉庆以扳倒和珅顺利立威,而且有了和珅疯狂积蓄的财富可以暂时避免国库亏空之忧。然而,长期严酷的统治和文化的专制使得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被严重扭曲。所谓的“康乾盛世”怎么能够与“盛唐气象”相提并论!
大凡天赋较高、阅读面较广的人,往往思想较为开放,思维较为活跃,应试文章往往不能严格遵守八股文的规则而落第。而那些中规中矩的读书人往往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这也是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的重要原因。
李振钧就属于前者。七八岁时就一直随侍父亲身边,跟着父亲从山东到贵州,从北京到江苏,又再次辗转万里往返贵州。李振钧读书虽有刘香芸、顾皋等名师指点,但基本上是跟着父亲自由而广泛地阅读,并没有经过县学、府学的系统学习,同时缺少对应试文体——八股文的严格训练。过人的天赋和广泛的涉猎,不仅使李振钧知识渊博,而且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在同龄人和朋友当中,他见解群,才华横溢,作诗长于用典,而且不露痕迹,天衣无缝,甚为友人叹服。虽然两次参加乡试没有及第,但是他的诗文早已在朋友之间传颂,被人珍视。
这一天和章琬芗等友人畅谈既久,酒酣耳热之际,李振钧乘兴写下《赠章琬芗(玮)》这七言长句:
石崇击碎珊瑚枝。化为綵笔光葳蕤。蜀王入贡西川锦,鸳鸯组织金缄垂。
就中妙手得未有,况是年少翩翩时。江左人文自昔盛,乃尔弱冠名声驰。
美人性情秋水活,公子才藻春华披。石家名驹谢家凤,此生仙骨来瑶池。
我自五龄入小学,经史十五通其辞。万言已试书三上,廿载相随酒一卮。
秋花春月年年度,乌帽绯衣事事迟。文章有命谁青眼,富贵如云自白眉。
谈深不惜出肝胆,虚名安用求人知。与尔相期在千古,纷纷都付长安儿。
他十分赞赏友人的文章,“石崇击碎珊瑚枝。化为綵笔光葳蕤。蜀王入贡西川锦,鸳鸯组织金缄垂,”欣赏友人“美人性情秋水活,公子才藻春华披。石家名驹谢家凤,此生仙骨来瑶池”的才华和人品。当然他也很自信:“我自五龄入小学,经史十五通其辞。”可是,“万言已试书三上,廿载相随酒一卮。”志在报国的雄心和怀才不遇的落寞,令人叹惋。“万言已试书三上”,可见他早就多次撰写长文,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却没有人慧眼识珠,青眼相加。“文章有命谁青眼,富贵如云自白眉。谈深不惜出肝胆,虚名安用求人知。”李振钧只好安慰自己,文章会不会被人看重不重要,富贵也不过浮云一般。只要自己是人中俊杰,又哪里在乎那些虚名?“与尔相期在千古,纷纷都付长安儿。”古人推崇“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立言意味着“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因此古人认为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不朽事业。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在《偶题》一诗中直言:“文章千古事”。李振钧勉励友人,当然更是在警醒自己,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千古不朽的济世文章吧,至于什么富贵浮名统统让与“长安儿”们去吧!
虽然限于年龄和阅历,文采和气势还略显不足,但是此诗显然已得李白的傲岸和戆直之神髓!区别在于,李白郁闷主要是在奉诏进入翰林院,两年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才表现的尤为激烈。此时李白已经四十多岁了,他那由布衣而卿相的梦幻从此完全破灭。因政治上遭受挫折,精神上的苦闷愤怨郁结于怀,才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样激越的呼喊。而李振钧则年仅二十岁,才及弱冠,虽然经历了两次乡试落第,但科举之路还不算多么坎坷。为什么就出“乌帽绯衣事事迟”、“虚名安用求人知”的感慨呢?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自信自傲,另一方面则是他对现实的深刻洞察。李白憎恶的是“权贵”,李振钧鄙视的不仅是权贵,还有“长安儿”。所谓“长安儿”,一般是指素以豪侠闻名的长安少年、富家子弟。但是,东晋文学家干宝《搜神记》里有一篇名作《长安儿生两头》,其中的“长安儿”则是这样的:
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有女子生儿:两头,两颈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暌孤见豕负除,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目在下。”兹谓亡上,政将变更。厥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两颈,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亵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这则故事记载的是,长安城的一个女子生下了一对连体的畸形婴儿。这对婴儿除了胸部连在一起外,屁股上还长有二寸来长的眼睛。连体婴儿本不足怪,但是,古人相信迷信,认为这种畸形婴儿的出现,预示着群魔乱舞,乱象丛生,行为失范,民不聊生,社会将会生动乱。由此看来,“长安儿”的寓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李振钧在诗中使用这个典故,可谓是锋芒毕露,明显寄托着对封建科举取士更深的讽喻之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