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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h3>
我该怎么讲述我在德里七周的生活呢？又怎么描述我对它憎畏交织的感觉？
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保守着秘密（尽管它的确保守着秘密），也不是因为这儿发生过残忍的犯罪，有些至今还悬而未决。“一切都结束了，”
叫贝弗利的女孩说。叫里奇的男孩表示同意，我开始也这么认为……但我相信这座中心下沉的古怪城市一直阴云未散。
让我对德里感到憎恨的是一种逼近的挫败感，以及身陷弹性墙壁监狱的幻觉。要是我想离开，它不会阻拦（还会乐意放开我！），但要是我留下，它就会朝我挤得更紧，直到我无法呼吸。糟糕的是，我无法选择离开，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哈里变跛之前的样子，看到他真挚而略显迷人的笑容。
看到他变成“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之前的样子。
我还看到了他妹妹。现在，她不止是满怀悲痛的作文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没有表情，喜欢摘花插到瓶里的小女孩。有时我醒着躺在床上，猜想她打算怎么装扮成夏秋·冬春公主玩“不给糖就捣蛋”。除非我采取行动，否则那一幕永远都不会出现。经历一轮漫长而无谓的挣扎之后，等待着她的将是死亡。死亡也等待着她的妈妈，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死亡同样等待着特洛伊，等待着阿瑟，被称作图加的男孩。
要是我任由一切发生的话，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保持自尊。所以我留下了，但留下绝非易事。
每次想到我得在达拉斯再次经历这一切，我就不敢再想下去。至少，我告诉自己，达拉斯不会像德里一样。世上没有哪个地方会像德里。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我致力于推崇简单的思想。小说也好，非小说也罢，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发生了什么事？”读者问。“事情是这样的。”作者回答。“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让一切来得简单点儿。这就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会尽量简约，尽管你必须时刻记住，在德里，事实只是整湖深水上层的一层薄冰。但是，还是那句话：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这样……然后这样。
<h3>2</h3>
星期五，到德里的第二天，我去了中心市场。
等到下午五点，因为我认为下午五点这地方最忙——毕竟，星期五是发薪日，对很多人来说（我指的是太太们；1958年的生活规则之一是男人不买日用品），也是购物日。逛街的人多，我很容易混迹其中。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我专门去W.T.格兰特那儿买了卡其布裤子和蓝色工作衫。
想起沉睡的银元酒吧门外没穿背带裤的人和他的伙计们，我还买了一双狼獾皮工作靴。去市场的路上，我不停用鞋尖踢路边的石头，直到脚趾的位置都磨坏了。
市场跟我预料的一样繁忙，三台收银机前都排着长队，走廊里满是推着购物车的女人。仅有的几个男人只提着篮子，因此我也拿了个篮子。
我拿一袋苹果放进篮子里（苹果好便宜），一袋橘子（差不多跟2011年一样贵）。脚下涂了油的木地板吱吱作响。
邓宁先生到底在中心市场里干什么？住在堤上的贝维没有说。他不是经理；我朝农产品区旁边的玻璃亭里看了一眼，看到一位白发绅士，他能当埃伦·邓宁的爷爷，而不是爸爸。桌上的标牌写着“柯里先生”。
我沿着商店后边走，经过奶制品货架时（写着“你尝过‘酸奶’吗？如果没有，尝了你会喜欢的”广告牌让我感到很滑稽），突然听到笑声。
女人的笑声。清晰可辨、“噢，你这个流氓”的那种笑声。我走进远处的过道，看到一群妇女，跟肯纳贝克水果店里女人的穿着大体一样，围着鲜肉柜台。一块手工制作的木牌上写着“鲜宰”，标牌悬挂在镀铬链子上。“包切包剁”底下写着“弗兰克·邓宁，首席屠夫”。
有时，生活中出现的巧合，连小说作家都不敢复制。
逗女人们发笑的正是弗兰克·邓宁。跟选读我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英语课程的门卫长相相似得几乎让我震惊。他简直就是哈里在世，不过他的头发几乎黝黑，而非几乎完全灰白。还有，甜蜜而略带困惑的笑容变成了轻浮得让人眼花缭乱的荡笑。难怪女人们都很激动。住在堤上的贝维都觉得他很棒，为什么不呢？她或许只有十二三岁，但她也是个女的，而弗兰克·邓宁是个有魅力的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德里的女人们拿着丈夫的工资支票来市中心的市场，而不去更便宜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商场，肯定是有原因的，而原因之一就在这儿。邓宁先生仪表堂堂，穿着时髦而干净的白色衣服（袖口略微沾着血迹，毕竟他是个屠夫），戴着时髦的白色帽子，看上去既像厨师的帽子，又像艺术家的贝雷帽。帽子直扣到一只眉毛上方。天哪，简直就是时尚达人。
总而言之，弗兰克·邓宁先生粉红色的脸颊刮得很干净，加上理得整洁无瑕的黑色头发，他简直就是上帝赐给小女人们的礼物。
我缓步朝他走去，他从放在秤边的线轴上抽下一截细绳，扎住一包肉，用黑笔在上面挥舞着写下价格。他把肉递给一位年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女人穿着便服，衣服上绽放着硕大的粉色玫瑰，长筒尼龙丝袜起皱了，脸上带着女孩的红晕。
“这是你的，莱韦斯克太太，一磅德国大红肠，切成薄片。”他私密地俯身靠向柜台，近到莱韦斯克太太（包括其他女人）能闻到科隆香水令人神魂颠倒的香气。是不是阿卡瓦·维百，弗雷德·图米使用的牌子？我想不是。我觉得弗兰克·邓宁这样让人神魂颠倒的家伙会用更贵的牌子。“你知道德国大红肠有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她说，有点拖着腔调，听起来变成了“不知道噢”。其他女人吃吃地笑了。
邓宁的眼睛轻轻地瞄了我一眼，没有产生任何兴趣。他的目光回到莱韦斯克太太身上时，双眼再次闪现出他独有的光芒。
“你吃完大红肠一个小时，就会渴望力量。”
我不确定女人们是否都听懂了，她们都赞赏地尖叫起来。邓宁送莱韦斯克太太欢欢喜喜地回去了。我走到听不清他说话的地方时，他把注意力转向了鲍威太太。我敢肯定，鲍威太太对此十分高兴。
<i>他是个好人。总是有说有笑的。</i>
但是，这个好人有双冷酷的眼睛。跟他迷人的女伴们眉来眼去的时候，眼睛是蓝色的；但当他把目光投向我时——尽管短暂——我敢发誓他的眼睛变成了灰色，天快下雪时水面的颜色。
<h3>3</h3>
市场下午六点关门，我带着买的几样东西离开时，还只有五点二十。威彻姆街上有家“你的午餐”餐厅，就在拐角上。我点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和一块巧克力派。巧克力派很棒——货真价实的巧克力，货真价实的奶油。吃进嘴里跟弗兰克·阿尼塞的根汁汽水一样棒。我尽情闲荡，漫步朝运河走去，走到一处有长凳的地方。视线——尽管狭窄却还充分——还能看到中心市场。
我吃得很饱，不过还是吃了一个橘子，把一片片的橘子皮扔到水泥筑堤上，看着水把它们冲走。
到了六点，市场的巨大前窗里的灯熄灭了。
六点一刻，最后一拨女客走了出来，拎着大包小袋，爬上阿普梅尔丘，或是聚拢在刷有白色条纹的电话杆旁。一辆标着“一元迂回线路”的公共汽车到达，将她们载走了。六点四十五，市场员工开始离开。最后离开的两个是柯里先生和邓宁。他们握了手，然后分开。柯里走入市场和鞋店之间的小巷，很可能是去开车，邓宁则走向公交车站。
当时，只有另外两个人在那里，因此我不想走过去。幸好德里低区是单向交通，我也不必过去。我走到另一根白漆电话杆旁等车，这一根靠近河滨影院（正在上映的两部影片是《机关枪凯利》和《感化院女孩》；屋顶凸出的招牌上写着“打斗激烈”），一群上班族谈论着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我可以跟他们聊很多，但没有开口。
一辆城市客车开了过来，停在中心市场对面。
邓宁上了车。车沿着马路向坡下开，在电影院站停下来。我跟在工人们后面，这样我就能看见他们投多少钱进投币箱，投币箱固定在驾驶座旁的杆子上。我感觉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试图化装成地球人。有点儿愚蠢——我想乘城市客车，而不是用致命光线烧毁白宫——但改变不了那种感觉。
前面上车的家伙迅速刷了一下淡黄色的公交卡，这时黄卡人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其他人向投币箱里扔进十五美分，箱子里发出滴答叮当的声响。我也照着他们的样子做，不过我花的时间更久，因为我的硬币粘在了出汗的手心里。我感觉所有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一抬头，大家要么在读报纸，要么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车厢内弥漫着蓝灰色烟雾。
弗兰克·邓宁站在右边靠中间的位置，穿着剪裁讲究的灰色裤子，白色衬衫和深蓝色领带，衣装整洁。我从他身旁经过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坐下时，他正忙着点烟，没有看我。汽车在低区迂回的单向街道上吱吱嘎嘎地开着，然后开上威彻姆的阿普梅尔丘。到了西区住宅区，乘客们陆续下车。都是男乘客，女人们大概已经回到家里，收拾买回的杂货，把晚饭端上餐桌。汽车渐渐空了，弗兰克·邓宁仍然坐在那儿，抽着烟，我在想我们会不会是最后下车的两个乘客。
我本来不必担心的。当汽车转弯朝威彻姆街和慈善大道拐角的车站驶去时（德里还有信仰大道、希望大道，我后来才知道），邓宁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踩灭，起身离开座位。他轻易地走进过道，没有抓把手，身体随着减速的汽车轻微摇晃。有的男人直到晚年才会失去年轻时身体的优雅。邓宁看起来就是其中之一。他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摇摆舞者。
他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开始对他讲笑话。笑话很短，大部分都被噗噗的气刹声淹没了，但我听到了<i>三个黑人困在了电梯里</i>，发现不是他对穿着便服的女人讲的那个笑话。司机一阵大笑，然后猛拉镀铬控制杆，打开车前门。“星期一再见，弗兰克，”他说。
“要是小溪不涨水的话，”邓宁回应道。跑下两级台阶，跳过人行道边缘的杂草。我能看到衬衫底下肌肉的形状。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在他手下逃生的机会有多大？我首先想到的是机会不大，但我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毫无机会。
汽车开走时，我看到邓宁爬上慈善大街街角第一幢建筑的台阶。宽阔的前廊上，摇椅里坐着八九个男人女人。好几个都跟屠夫打了招呼，屠夫则像个政客，跟他们握手。房子是一栋三层新英格兰维多利亚式建筑，门廊屋檐下悬挂着一块牌子。我刚好来得及在车上读上面的文字：
<i>埃德娜·普里斯房屋出租</i>
<i>按周或按月付租</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