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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安置在了监护医院，这家医院不止我一个取保候审的病人，便于公安管理。
和装修豪华、设备先进、医护人员耐心温柔的私立医院相比，这里的环境天差地别，我好像一下子从五星级酒店坠落到了老破小出租屋。
剥落的墙皮，皲裂的门窗框和脏兮兮的地砖缝，简陋的铁架子床和有着不明污渍的床褥，以及空气中挥之不去的消毒水味儿，让我在被关进这里的第一秒，就感到压抑和焦虑。更别提面容麻木、眼神冷漠的医护人员，看我就像看一头牲口，或者说从头至尾没有正眼看过我。
我没有手机，除了送饭送药和检查，也见不到其他人，窗户外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唯一打发时间的方式只有看书，我让合伙人送来许多法律类的书籍，我要从里面钻研救命之道。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我就憋得浑身难受，心烦意乱，我通过监护警察要求见我的律师。可合伙人迟迟不来，我好像从未如此渴望见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这只是我被监视居住的第一天，我难以想象，一旦我被收押，甚至判刑，那漫长的、绝望的时光要如何熬过。
直到晚上，合伙人给我打来电话，警察转接给我，我抓着话筒犹如救命稻草，连珠炮一样问：“你下午怎么不来，不是说要来聊案子吗，你在哪儿呢？”
“我在处理你家的事呢。”合伙人的声音很疲惫，他叹气道，“你妈说要带侄女回去祭祖，给你祈福，弟妹不同意，说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天又冷，俩人吵起来了，你妈就跑事务所来让我给她做主。”
我倒吸一口气，光是听着也知道合伙人此时多么地焦头烂额：“现在怎么样？”
“我先把老太太安顿在酒店，明天再和弟妹沟通一下，你怎么看？”合伙人说道，“这个时候确实不好带孩子回去啊，马上就期末考了，考完试就放假了，不差这几天。”
我支吾了几声，只好说：“是啊，考完试吧。”
“那我明天劝劝老太太，先把她送回去，等我处理完了再去找你。”
我又陷入了焦灼地等待，等待黑夜的降临，等待黑夜的过去。我的人生好像被昼与夜割据，只有一半属于我，另一半，则被“他”窃夺，睡不着令我痛苦万分，可睡着之后发生的事又令我惊恐万状。
为了避免“他”出现，我向医生讨要强力的镇定药物，但这里不是私立医院，不但预算有限，所有的用药都会被核查，医生很干脆地拒绝了我，认为我不符合用药标准，无论我如何形容我“梦游症”的可怕。
我在恐惧中昏睡，又在恐惧中醒来——伴随着碎了一地的镜子和窗户，我甚至分不清，那个在半梦半醒中爆发出破坏欲的，到底是“他”，还是我，我好像知道自已在干什么，我不想看到镜子，哪怕是能够反射人影的脏兮兮的窗户，“他”会窥探我、监视我，然后来找我。
我被两个人摁在地上，听到警察气急败坏地对医护说：“我都说了他会砸镜子。”
腊月的寒意透过防盗网不断地涌进屋内，我的脸和腹部贴着热到发烫的瓷砖，后背却被刺骨的冷风凌虐，我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他们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的灵魂好像从这具身体里分离了，我冷静地看着这个发疯的精神病人，我知道现在占据它的另有其人，而我只有在天光明亮的白日，才能获得短暂的清醒和主控权。
好困啊，好累啊，我真的很想睡觉，可我不敢，于是我拼命挣扎，大叫、大哭、大骂，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被注射了镇定剂。在浑浑噩噩之间，我依稀看到两个工人提着木板条进来，叮叮咣咣地将窗户封死。
再次醒来，狭小的单人病房内昏昏暗暗，最大的光源来自于高高的固定扇玻璃——那里我砸不到，而可以开合的窗户已经被木条封死，偶尔有寒风从缝隙中漏入，并不冷，但我的心在发冷。
我压抑地用头抵着墙，罚站一样杵了许久，然后一下一下地撞了起来，让疼痛给予我清醒，现在对抗“他”或许已经不是首要任务，过量的神经类药物让我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浑噩、迟钝，我从前热爱思考、擅长思考，可现在思考对于我来说十分吃力，我难以集中精力，几页书都看不进去，保持清醒，调动大脑，才是我现在最大的难题。
这种感觉太可怕了，我的意识就像陷入了沼泽，缓慢地、缓慢地下沉，再这么下去，我会不会变成精神病院里那些像被抽空了魂魄的病患，丧尸一样麻木地“活着”？
就在我越撞越用力的时候，警察突然打开了病房门，他吃惊地看着我，马上冲上来把我拉开，接着就要喊医生，我怕他升级对我的羁押方式，轻轻握住我的手腕，表现出正常人一样的冷静：“我没事，头有点疼而已。”
警察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我没用力，就是想清醒一点。”
警察犹豫了一下：“你的律师来了。”
“快让他进来。”我的眼睛亮了起来。
合伙人的到来让我的精神好了不少，期待，是人精神的强力剂。
合伙人看着我的额头：“你昨晚磕着了？”
我摸了摸红肿的额角，懒得解释这是刚刚自已磕的。
“你昨晚的情况医生跟我说了。”合伙人叹气，“你现在不用药的话，每个晚上都会发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