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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眼目睹大战场面的头天晚上,我们竟然宿在了撤退第一夜宿过的地方。
还是那个小院落,还是那个小厢房,还是那副盛着老太太的棺材。不同的是,小村里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了。那三间住过鲁立人和县府官员的正房也成了一堆破砖烂瓦。我们进村时是傍晚,夕阳如血,街上密匝匝地摆着残缺不全的尸首。
有二十几具比较完整的尸首摆在一块空地上,排列得十分整齐,好像有一根线串着他们。这里的空气焦燥,有几棵树像被雷电劈了,枝干成了焦炭。咣啷!拉车的大姐踢着了一顶被打穿的钢盔。我跌了一跤,因为我踩转了遍地的黄铜弹壳。
弹壳还是热的。燃烧胶皮的味道又浓又烈,火药的味道刺鼻子。一根黑色的炮管从一堆乱砖头中孤傲地伸出去,直指向已有寒星颤抖的黄昏的天空。村子里一片死寂,我们一家,像行走在传说中的地狱里。连日来,跟随着我们返乡的难民愈来愈少,最后终于全部消失,只余下我们。母亲执拗地把我们带了回来,明天,我们就要穿过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原,越过蛟龙河,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回家,家。
在满目的废墟中,只有那两间小厢房孤立着,好像是为了我们而存在。我们扒开堵住门口的断梁残檩,推开门,一眼看到那口棺材,才知道经过了十几个日夜后,又回到了第一夜的地方。母亲言简意赅地说:“天意!”
这天夜里发生的事与第二天的事情相比,轻飘飘如一根鸟毛,但这根鸟毛有着神秘的色彩,使我无法忘记。不去说夜里隆隆的炮声了吧?明天的炮更多。
也不去提那些亮着彩灯在夜空中飞行的双翅膀飞艇了,明天会看得更清。单说这棺材。在司马库统治高密东北乡的时代,我和司马粮,以村中最显赫的儿子和最威风的小舅子的身份,拜访过黄天福的棺材铺。棺材铺前店后厂,在混乱的年代里生意格外兴隆。十几个木匠,在宽敞的后院工棚里,劈劈啪啪地对着木头开战。工棚中长年拢着一堆火,烘烤着板材。松油的气味、熬化鳔胶的气味,锯条与木头剧烈摩擦的气味,馨香扑鼻,由鼻人脑,让我浮想联翩。粗大的圆木,破解成板材、烘干定形,刨子推刨,嚓啦啦啦,嚓啦啦啦,卷曲的刨花盛开在地上。黄天福殷勤地陪我们参观,先参观工厂,让我们了解了制做棺材的每一道工序。然后带我们参观成品。有供穷人使用的柳木薄皮棺,有供没结婚即死去的大闺女使用的长方形齐头棺,有供未成年儿童使用的板皮匣子,有供中等富裕人家使用的二寸板杨木棺,最名贵、最沉重、最坚固的是用四块巨大的柏木制成的、挂着黄缎里子的“四独棺”。三姐鸟仙使用的就是“四独棺”。那是一个朱红色的庞然大物,高高翘起的棺首宛若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头。凭着丰富的有关棺材的知识,我知道了老太太的棺材是二寸板杨木棺,而且很可能是黄记棺材铺的产品。棺材的盖子,在木匠们的术语里叫做“材天”,材天和棺材的接合部,要求严丝合缝,连根针尖也不允许插进去。铁匠的功夫在淬火上,木匠的功夫在合缝上。这老太太的棺材很可能是黄记棺材铺的学徒制做,“材天”与棺体,闪开一条大缝子,别说针尖,连小耗子都能钻进去。
那个自动地跳进棺材的老太太,是否还躺在里边呢?我们借着远方炮弹出膛时的闪光,禁不住地都把目光投向那道缝隙,生怕出现奇迹,但又盼望着出现奇迹。许多关于死人起尸成野鬼的传说,越是不敢想,越是从记忆库里有声有色地闪出来,连一个细节也不漏过。母亲说:“睡吧,不要胡思乱想,什么都不要想。”她似乎猜到了我们的心思。她把那杆大枪放在“材天”上,说:“娘活了半辈子,捉摸出了几个道理:天堂再好,比不上家中的三间破屋;孤神野鬼,怕得是正直的人。孩子们,睡吧,明晚这时候,咱就睡在自家的炕头上了。”
我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母亲搂着鲁胜利,倚靠在墙壁上,打着不均匀的呼噜,在呼噜中间,穿插着痛苦的呻吟。八姐睡梦中也拽着母亲的衣角,她有梦中磨牙的习惯,咯咯吱吱,仿佛耗子啃箱底。大姐躺在一堆乱草上,头枕着两块砖头,沙枣花和大哑、二哑,都把脑袋扎在她的腋窝里,像一窝猫。我的头紧挨着奶羊的脖子,听着草在它喉咙里滚动的声音。厢屋的门破了几个大窟窿,与这个季节颇不相称的热乎乎的风,从门洞里灌进来。断壁残垣,散发着刚出窑的新砖的气息。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身上闪烁着星光,在废墟里走动着,踩得瓦砾哗啦响。我不敢叫醒母亲,她实在是太劳累了。我也不愿叫醒大姐,因为她也非常劳累。我只好揪着我的羊胡子,把它揪醒,希望它能给我壮胆,但是它睁了一下眼,立即又把眼睛闭上了。那个庞然大物还在废墟上折腾着,并且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村子里突起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怪声,然后是杂沓的脚步声,铁器碰撞的声音、皮鞭呼啸的声音、烧红的铁器烙在皮肤上的声音,伴随着声音的,是脚臭与尘土的气味、红色铁锈的气味、猩红血浆的气味、烧糊皮肉的气味。一只红眼睛的小老鼠在棺材盖子上跑。它像顽童一样沿着那枝枪柄弯曲的大枪跑。可怕的事情跟随着小老鼠的尾巴发生了:棺材里传出来细微的声响,仿佛那个死老太太用她枯干的手摸索着寿衣的花边,继而是悠长的叹息和梦呓般的絮叨:憋死俺啦……杀千刀的……憋死俺啦……然后是拳打脚踢棺材盖子的“嘭嘭”声。这声音那么大,那么沉重,但母亲竟然听不到,她照旧在呼噜中呻吟;大姐也听不到,她睡觉时无声无息,好像一根黑木头。孩子们在睡梦中吧嗒着嘴,仿佛在咀嚼着什么好东西。我想拽羊胡子,但双手麻木,无论用多大力气也举不起来。我想喊叫,但喉咙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扼住了。我只好在万分恐怖中,看着听着棺材里的鬼变。慢慢地,在吱吱嘎嘎的声响里,棺材盖子被顶了起来,两只绿光闪烁的手,撑着棺材盖子,那两条因肥大的衣袖褪下而露出来的黑胳膊,像铁棍一样坚硬。棺材盖越起越高,那鬼也慢慢地翘起脖子和头,猛然地坐了起来。棺材盖子滑到棺材的小头,与棺材形成一个夹角,仿佛一个庞大的鼠夹子。她坐在棺材里,脸上也是绿光闪烁。根本不是那个脸如核桃皮的老太太,而是一个模样酷似跳崖跌死的三姐鸟仙的少妇。她的衣服由无数片鳞片——抑或是羽毛——连缀而成,银光夺目,放出冷气,叮叮咚咚地响着。
她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就用双手扶持着棺材的两边,慢慢地站立起来。她举腿迈出棺材时,借助她衣服的光辉,我看到她修长的小腿上布满了伤痕。她的腿是典型的起尸女鬼的腿,因为起尸女鬼都极善奔跑,而非有这样的修长结实的小腿是跑不快的。她果然有十根长长的像鹰爪一样的指甲,像传说中的起尸鬼一样;她的脸狰狞可怖,牙白如雪,锋利似锥。她走出棺材了。她弯着腰,逐个打量着睡梦中的人,好像要辨别她要找的亲人或者仇敌。她的双眼射出两道绿光,射到母亲们脸上时,便聚成两个葡萄大的圆点,上下左右地移动。她走到我身边了。我赶紧闭上眼睛。从她那件奇特衣裙里散出的味道,是揉烂了葡萄藤蔓的味道,酸溜溜的,甜丝丝的,说不上好闻难闻。她嘴里的潮湿的冷气喷到了我的险上,我感到周身凉透了,连一点热气儿都没有了,像一条冻成了冰棍的鱼。她的手指把我从头到脚、然后又从脚到头地抚摸着,那些尖利的指甲划着我的皮肤,造成的感觉无法表述。我猜想着,接下来她就该豁开我的胸膛,摘出我的心肝,像吃脆梨一样,喀嗤喀嗤地咬着吃了。吃完了我的心肝,她就会咬断我脖子上最粗的血管,贴上她的像水蛭一样的嘴,把我身上的血全部吸干净,使我变成一个枯干的人,像马粪纸糊成的,划一根洋火便能点着。我不能等死,于是我感到我猛地跳了起来,手脚突然获得了解放,浑身都是力气。我把那女鬼推到一边,还对着她的鼻子捣了一拳,连她鼻子上的脆骨断裂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并且牢牢记住了。
我撞开门,跑了出去,沿着街道,踩着那些尸首,飞一样奔跑。在我身后,她大声叫骂着追赶上来。她的指尖不时地搔着我的肩膀和脊背。我不敢回头,回头就会被她咬住喉咙,只有快跑,快,再快些,我的脚几乎不点地了,迎面扑来的风灌得我快要窒息了,砂子打疼了我的脸。但她的指爪仍然在搔着我。我突然想起了关于起尸鬼的故事中,那个小男孩制胜的秘诀:对着大树跑,然后急转弯。因为起尸鬼是不会转弯的。一棵青冈树在月牙下,像个蓬头的巨人,我对着它飞奔过去,几乎要碰到树干时,我突然将身子一歪,急转到一侧,我看到,那起尸女鬼猛抱住了那棵树,她的手指,滋滋响着,插进了坚硬如铁的树干里……
我筋疲力尽地摸回来,街上流淌的鲜血把我的脚湿透了。成群结队的像小猪崽那么大的吸血蜘蛛在废墟上爬动着,它们几乎拖不动沉重的肚子,粘稠的、混合着人血的粉红丝线从它们屁眼里不自觉地流淌出来,把爬行过的地方弄得无法落脚,无法落脚也得落脚。那些胶水状的东西,粘在脚足板上,拉着长长的丝儿,缠绕在脚脖子上,缠绕在小路上,使我的双腿,变成了两支很大的棉花糖天亮后,我急于向母亲诉说夜间的事,但母亲显得很焦躁,根本不容我张口。
她匆匆忙忙地把孩子和行李搬上车,当然没忘了那支大枪。我寻找着那些蜘蛛,但一个也找不到。我知道它们都钻到废墟里去了,只要搬动破砖烂瓦,就会发现它们。它们屙在烂砖碎坯上的粉红色的丝线犹在,在冬天的朝阳下,它们的名字是美丽。我捡起一根牛骨头,挑起一缕粉红的蛛丝。我把牛骨头当成绕线的轴子,不停地纠缠,变成一大团透明、粘稠的像鳔胶一样的东西。我拖着它一直走出村庄,在我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粉红色的丝绸之路。
道路上忽然人如穿梭,都是穿军装的兵,不穿军装的腰里也扎着牛皮带,屁股上挂着木柄手榴弹。路上散着一些绿屁股子弹壳,路边的沟渠里,有肚子破裂淌出花花肠子的死马,还有一堆堆的炮弹壳。母亲突然抓起了那支大枪,扔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一个挑着两个沉重木匣子的男人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放下担子,下沟去捡起了那支枪。这时我看到了那棵孤独的青冈树。树犹在,起尸鬼不在了,树皮上有一些破烂处,那就是她的利爪抓出来的。她极有可能重归了荆棘丛去做她的逍遥野鬼,她被收尸回家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村子里外,处处都能见到死尸。
临近王家丘子时,热气像潮水涌来。好像那村庄是一座冶铁的大炉子。村子上空烟雾腾腾,村头的树上挂着一层黑色的灰,一群群苍蝇不合时宜地从村子里飞出来,从死马的肚肠,飞向死人的脸膛。
为了避免麻烦,母亲率我们从村前的小路绕过去。小路被车轮压翻了,我们的车子行走困难。母亲支起车子,从车把上摘下油壶,用一根鹅毛蘸着油,往车轴和轴碗的缝隙里滴注。她的手肿胀得像高粱面饼子一样。“到小树林那边,我们就歇息。”给车轴加好油后,母亲说。鲁胜利、大哑和二哑,这三个乘客,多日来养成了一声不吭的习惯,他们知道坐车是可鄙的,是不劳而走,没脸吭气。注过油的车轴响声流利,能传出很远。路边地里,立着一些枝叶枯干、七倒八断的高粱。高粱的黑穗子上生长过芽苗,有的还苍老地擎着,有的贴在地皮上。
走近小树林,我们才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炮兵阵地。几十根粗壮的炮筒子,像老鳖伸出的脖子。炮筒上绑着树枝,炮的胶皮大轮子,深深地陷在地里。
炮的后边,是一大排木箱子,有的箱子撬开了,露出一个紧挨着一个、显得分外娇贵的黄铜壳大炮弹。炮兵们头上戴着用松树枝扎成的帽子,蹲在树林边缘上,用搪瓷缸子喝水;也有几个站着喝的。士兵们后边,垒起一个土灶,灶上架着一口铸着铁耳朵的大锅。锅里煮着马肉,为什么说是马肉呢?因为有一条带着蹄子的马腿从锅里伸出来,斜指着天,马足腕处的距毛很长,像山羊的胡须,马蹄上月牙型的蹄铁闪闪发光。一个伙夫,把一根松木塞到灶膛里。炊烟如树,直钻到天上去。锅里水声沸腾,冲激得那条可怜的马脚颤抖不止。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过来,善意地劝我们回去。母亲用冷傲的态度拒绝了他。母亲说:“老总,如果您硬逼着俺们回去,俺们也只能回去,另外绕一条路。”
“难道你们不怕死吗?”那人无奈地说,“不怕被炮弹炸碎吗?我们这些重炮弹,能把大松树拦腰斩断。”“到了这个地步,”母亲说,“不是我们怕死,而是死怕我们了。”那人闪到一边,说:“我拦住你们,是因为我爱管闲事,好了,你们走吧。”
我们终于行走在白色盐碱荒原的边缘上了。在与荒原相接的起伏不定的沙丘上,蝗虫一样的士兵改变了灰白色沙丘的颜色,有一些像兔子一样的小马,拖着滚滚的烟尘,在两座沙丘之间,飞快地跑动着。大概有几百根炊烟;在沙丘之间笔直地竖起,升到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的高空,才扩散成絮状,缓慢地连成一片。而我们面前的白色荒原,像一个银色的海,只能望进去一箭远,便被刺人的亮色挡住了视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跟着母亲前行。更准确地说是跟着上官来弟前行。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中,上官来弟如一头任劳任怨的毛驴一直拉着车子,并且她还能用沉重的大枪熟练地发射子弹,保卫了我们的宿营地。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装疯还是卖傻,都是她英雄浪漫曲里不可缺少的响亮的音符。
我们渐渐深入了荒原,那条被踩翻的路泥泞不堪,比路外的碱地还要难走。
我们走在碱地上,尚未融完的雪一片一片的,像瘌痢头一样。而那些稀疏的枯黄菅草,就形同癞痢头上的毛发。尽管好像危机四伏,但百灵鸟儿照样在晴空里呜叫,一群群草黄色的野兔子,摆开一条弧形的散兵线,发出“哇哇”的叫声,向一只白毛老狐狸发起了进攻。兔子们一定是苦大仇深,进攻时勇往直前。一群面目清秀的野羊,跟在兔子们后边,跑跑停停,搞不清是助战呢还是看热闹。
有一个东西在草棵间放光彩,沙枣花跑上去捡起,隔着车子递给我看。是一个铁皮罐头盒子,盒里有几条油炸成金黄色的小鱼。我还给她。她抠出小鱼,递给母亲一条。母亲说:“我不吃,你吃了吧。”沙枣花尖着嘴吃小鱼,像猫一样。坐在篓子里的大哑,伸出了一只肮脏的手,对着沙枣花说:“嗷!”二哑跟着说:“嗷!”
一只肮脏的手也伸出来。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方形冬瓜头,眼睛生长得靠上,使额头显得极短,鼻子塌平,人中漫长,嘴巴宽阔,上唇短而上翻,显露着焦黄的牙齿。沙枣花先是看了看母亲,好像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目光却散漫地望着远方。沙枣花拣出两条小鱼,分给大哑和二哑。铁皮盒子空了,只余下几点残渣和几滴金黄色的油。她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盒底的油。这时,母亲说:“歇歇吧,再走一会儿,就能望到教堂了。”
我仰面朝天躺在碱土上。母亲和大姐脱下鞋子,放在车把和车梁上磕碰着,倒出鞋旮旯里的碱土。她们的脚后跟像烂红薯。鸟儿们突然惊慌地俯冲下来,难道空中有老鹰?不是老鹰,是两架双层翅膀的黑色的大飞艇,从东南方向嗡嗡地飞过来了。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开动了一千架纺车。它们起初飞得很慢,很高,到了我们头上后,迅速地降低了高度,加快了速度。它们笨头笨脑地,像两头扎上了翅膀的牛犊子,头前飞速地、嗡嗡地转动着的螺旋桨,像一群围着牛头的马蜂。它们肥大的肚皮几乎贴着我们的车梁滑过去,玻璃窗后边那个套着风镜的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对着我古怪地笑。我感到他的脸很熟,但不及细看,他的脸和他的笑便电一般快捷地闪过去了。他飞过去了,一股激烈的旋风挟带着白色的尘土骤然翻起,那些草梗啦、砂粒啦、兔子屎啦,像密集的子弹打在我们身上。沙枣花手里的罐头盒子不翼而飞。我吐着嘴里的泥土,慌张地跳起来。
另一架飞艇,沿着头架飞艇的轨迹,更加蛮横地俯冲下来,从它的肚皮底下,喷吐出两道长长的火舌。子弹钻在我们周围的泥土里,发出扑哧扑哧的闷响,成群的泥块儿,疾速地进溅起来。飞艇拖着三缕黑烟一抖翅膀便到了沙梁上空。那些从翅膀底下吐出的火舌断断续续的,声音像狗叫,沙梁上腾起一簇簇黄色的尘雾。它们在空中玩弄着燕子点水的把戏,莽莽撞撞地扎下来,又冒冒失失地拉上去,拉上去时,窗玻璃银光闪烁,机翅膀上却闪烁着钢蓝色的光芒。沙梁上一片混乱,那些土黄色的士兵在尘雾中蹦跳着,喊叫着。一道道黄色的火舌射向空中,枪声连成一片,像刮风一样。两架飞艇,像受惊的大鸟,歪斜着翅膀向空中钻,它们的声音像疯子唱歌。其个一架飞艇钻着钻着便钻不动了,肚子里蹿出一股浓黑的烟,拖曳着,咕嘟咕嘟的,摇摇晃晃的,打着旋磨儿,一头扎到了荒原里。
它的头像犁铧,翻起了一大片泥土,翅膀唿扇着,唿扇了一小会儿,便有一大团火,从它的肚子里,忽喇喇地爆开,成了一个大火球,与此同时,一声巨响,把野兔子都震起来了。另一架飞艇,在很高的地方转了一圈,呜呜地哭着,飞走了。
这时我们才看到,大哑的半个脑袋没有了,二哑的肚子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他还没有死,还朝着我们翻白眼。母亲抓起一把碱土,按到那个窟窿上,但绿色的汁液和灰白的肠子,像泥鳅一样滋滋有声地钻出来。母亲抓起一把又一把的碱土,往那窟窿上堵,却总是堵不住。二哑的肠子,淌了半篓子。我的羊两条前腿跪在地上,“噢噢”地怪叫着,肚子剧烈地收缩,脊背弓起,一团乱草从它嘴里呕出来。在它的带动下,我与大姐也弓着腰呕吐。母亲垂着两只沾满血泥的手,呆呆地望着那些肠子,她的嘴翕动着,突然张开,喷出一股猩红的液体,然后她就嚎哭起来。
后来,从小树林的炮兵阵地那边,黑老鸹般的炮弹,一批紧跟着一批,飞向我们村庄的方向,蓝色的光芒,把树林那儿的天空映成了紫丁香的颜色,太阳灰蒙蒙的,黯然失色。一排炮过去,荒原里就像滚过一阵雷,然后便是炮弹的呼啸,然后就是敲破锣似的弹头爆炸声和一柱柱的白烟腾起。在我们村庄那儿,几排炮过后,从蛟龙河对岸,有更大的炮弹回敬过来,炮弹有的落在小树林里,有的落在荒原上。你来我往的炮弹,像串亲戚一样。灼热的气浪在荒原上涌动。打过一个时辰,小树林里起了大火,炮声没了。我们村子那边,却还有炮弹往这边发射,并且越打越远。沙梁后边,突然又蓝了一片天,成群的大炮弹,吹着口哨,砸在我们村那儿,这个炮群比小树林里那个炮群要大得多,炮弹也厉害。我不是说小树林炮群发射的炮弹像黑老鸹一样吗?沙梁后藏着的炮群发射的炮弹就像一群齐头齐脑的小黑猪,它们“啁啁”地叫着,迈动着小短腿,扭动着小尾巴,你追我赶地落到我们村里去。落地后它们可就不是小黑猪了,是大黑豹、黑老虎、黑野猪,锯齿獠牙,碰到什么咬什么。大炮对射着,飞艇又来了,这会儿一来就是十二架,两架一拨,并着膀飞。这次它们飞得很高,一边飞一边往下下蛋,荒原上出现了很多大窟窿。后来呢?一群坦克从我们村子那边踉踉跄跄地开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那抻着长脖子跑起来嘎啦嘎啦的家伙叫坦克。它们排成横队,在盐碱荒原上撒野。坦克后边,跟着一队队弓着腰的、头戴铁帽子的士兵。他们一边小跑一边对天放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毫无目标,乱放一气。我们跑到一个炮弹坑里去,有的趴着,有的坐着。我们脸色平静,好像并不害怕。
坦克肚皮下成串的铁轮子飞快地转动着,铁的履带一环紧迫着另一环,嘎嘎啦啦往前跑。沟沟坎坎它都不再乎,脖子一挺就过去了。它们一边疯跑一边咳嗽、打喷嚏、吐痰,横行霸道不讲理。吐够了痰它就吐火球,吐一个火球它的长脖子就往后缩一下。荒原上那些深沟被它打几个转儿就研平了,有一些土色的小人儿被它碾到泥里去。它们跑过去的地方,地像犁了一遍似的,满目都是新土。
它们跑到沙梁跟前了,成群的子弹打得它们啪啪地响,没事儿,枪子儿奈何不了它们。但它们身后那些兵却一片片地栽倒。沙梁上跃出一些人,抱着点燃的高粱秸子,扔到坦克的肚子上,它们被烧得蹦高儿。有的人打着滚滚到它们前边,轰隆几声,几个坦克死了,几个坦克受了伤。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哩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
那天的景儿太多了,长十只眼也看不过来,生十张嘴也说不过来。戴铁帽子的一拨跟着一拨往上冲,死人叠成了墙,还是冲不过去。后来又弄来了喷火机,一喷一溜火,把沙梁都烧成了玻璃。飞艇又来了,往下扔大饼、肉包子,还扔花花绿绿的钞票。折腾到黑天落日头,双方都累了,就坐下歇息。歇息了一会,接着打,打得天地都红了,冻土都化了,死野兔子一片一片的,都是给活活吓死的。
这一夜四面八方都放枪放炮,照明弹一群群的往天上飞,照得眼都睁不开。
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一九四八年元旦早晨,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的羊,小心翼冀地越过冰封的蛟龙河,爬上了蚊龙河大堤,我和沙枣花帮着大姐才把那辆木轮车拉上堤。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河里被炮弹炸得破破烂烂的的冰面,看着从大窟窿里涌上来的河水,听着冰块坼裂的嘎叭声,庆幸没掉到河水里去。太阳照耀着河北的大战场,那里硝烟未散,喊话声、欢呼声、零星的枪声使荒原生机蓬勃。一片片的铁帽子,宛若毒蘑菇。我想起了大哑和二哑,他们兄弟俩被母亲放在一个炮弹坑里,上边连一点土也没覆盖。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庄吧,我们的村庄并没成为废墟——这真是奇迹——教堂还立着,风磨房还立着,司马库家那一片瓦房倒了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房子还立着,只是在正屋房脊上,被一发臭炮弹砸了一个大窟窿。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突然响起来的司马粮的珍贵的哭声把我们的哭声止住了。我们看到了,他像野狸子一样蹲在杏树上,身上披着一张小狗皮。母亲对着他伸出了手。那家伙从树上蹦下来,像一股黑烟,射进了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