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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共食与共衣</strong>
首先，衣服是最贴身的东西。
贴身又怎么样呢?最贴身的，往往也就是最亲密、最可靠、最放心和最有感情的。因为在中国人这里，“身”和“心”是一体化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说到)，所以“贴身”往往也就“贴心”。比如“贴身侍卫”，便不但最为亲切可靠，而且简直就是“心腹”。大宅门里的小姐太太，也多半会有一两个这样的“贴身心腹”。她们不但会把小姐太太的日常生活打理得舒舒服服，必要时还要替小姐太太们管闲事，办外交，甚至吵架，比如凤姐身边的平儿，探春身边的侍书，都是。
贴身，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那么，什么是最贴身的呢?人之中，最贴身的是母子，所以“世上只有妈妈好”。其次是夫妻，所以“一日夫妻百日恩”。物之中，最贴身的是衣服；衣之中，最贴身的是内衣。内衣，古人叫“衷”。它不但最
为贴身，而且简直就是着衣者本人及其内心世界的代表，因此才有无动于衷、言不由衷、衷心感谢、互诉衷肠、道出衷情等说法，都是以衷衣代中心，以贴身代贴心。
衣既为人之最贴身者，自然也就往往被赋予情感的意义，或用来表现和传达情感，比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比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比如“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比如“想给边防军写封信，不拿纸笔拿起针”。中国古代的游子和战士，都喜欢穿母亲和妻子缝的衣，纳的鞋。只有穿着这样的衣，身上才暖和；只有穿着这样的鞋，脚下才踏实。
这样的衣服和鞋帽，当然不能轻易让给别人，就像老婆不能转让一样。即便那衣服是买来的，只要自己还穿在身上，也不能随便脱下来送人。尤其是内衣，倘若随随便便就脱下来送人，岂非轻率地“以身相许”?所以，尽管中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吃饭(共食)，却不喜欢和别人换衣服穿(共衣)，除非是战友或情人。
《诗?秦风?无衣》写的是战友之间的共衣。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就是：谁说我们没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战袍!君王就要出兵了，整理好我们的长矛，我和你同一战壕!谁说我们没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衣裳!君王就要出兵了，整好我们的刀枪，我和你同上战场!这实在是一种极重的情分。这种同袍共衣的感情，和同火共食是一样深刻的。军营里同火共食，出征时同袍共衣，上了阵就会同生共死，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因此我们不难体会，韩信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的则是情人之间的共衣。这一回写宝玉偷偷去看病危的晴雯，晴雯先是咬下指甲，递到宝玉手心里，然后“又回手挣扎着，连掀带脱，在被窝里，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这两个动作，很明显的有“以身相许”的意思。“宝玉见她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她身上，却把这件穿了。”这意思自然也很明白。所以晴雯才说：“今日这一
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所谓“虚名”，即晴雯与宝玉有“私情”的指控。晴雯和宝玉虽然要好，却不曾像袭人那样，真的“贴身”过，所以是“虚名”。但如今，已用内衣为代表，相互“贴身”过了，所以不再“枉担”，也就死可瞑目。
看来，如果说“共食”者义同兄弟，那么“共衣”者则情近夫妻。的确，从身上脱下贴身内衣，带着体温，也带着体味，无论如何也都象征着穿衣人自己，若非极为亲密，岂能亲相授受。以中国人之内向，一般友人见面，不过鞠躬作揖，握手拥抱都不会，哪里还会“贴身”?能贴身者，无非夫妻、情人而已。即便夫妻，也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又岂能随意互换亵衣?看来。可共衷衣者，也就只有情人了。
其实即便是外衣，有时也能代表那穿衣的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死者的衣物，如不殉葬，就要分给亲友，以为纪念。这正如祭祀的食品最终要被吃掉一样，并非为了节约，而因为这些衣物中，残留着逝者的信息，睹其物如见其人，衣其衣如近其身。元稹悼念亡妻的诗云：“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表达的便正是这种情感。
于是，衣服就不简单地只是衣服了。它不仅具有物质的意义，也具有精神的意义。不仅属于肉体，也属于心灵。
<strong>身与心</strong>
衣是身的代表，身则是一个人肉体和心灵的总代表。
身的含义很多。首先是指身体。不过这“身体”，有时包括脑袋，有时不包括(比如“身首异处”)，甚至只算中问部分，也叫“躯”。但它的本义，却是“身孕”，——胎。它的字形，无论甲骨文、金文、篆文，都是像一个人怀胎之形。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说一个女人怀了孕是“有了身子”。
怀胎，是生命的孕育，因此，“身”又引申为生命，比如献出生命是“献身”，放弃生命是“舍身”，丧失生命是“亡身”，将生命置之度外是“奋不顾身”。生命既然就是“身”，则生命的全过程也就是“终身”。不但肉体生命是“身”，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等，也是“身”，如身份、身家、出身、进身(提高社会地位)、翻身(改变社会地位)、身败名裂(丧失社会地位)、身价百倍(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并非殴打身体)。实际上，肉体生命和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有时也难舍难分。比如“明哲保身”，就很难说要保的是哪个“身”。
生命当然都只能是自己的。因此，“身”又指自己，所谓自身难保、身先士卒等是；又引申为亲自，如身临其境、身体力行、亲身经历；又引申为担任、承受，如以身作则、身受其害等。这可真是“怎一个‘身’字了得”。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只有自己才能称“身”，叫“自身”；别人称“人”，叫“他人”。“身无分文”是自己没有钱，“人言可畏”是别人的话很可怕。与自身同义的还有“躬”和“朕”。躬指身体，如鞠躬；也指自身和亲自，如事必躬亲，躬逢盛世等。朕是自身，原是古人自称的谦词。秦始皇以后，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结果谦虚变成了骄傲。“自身”既为皇上所独有，臣下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连衣服也不能随便穿了。
第二，生命既与身体同一，则灵魂也与肉体混同，或以肉体代心灵。比如意志不得自由，本是“心不由己”，却说“身不由己”；体验他人情感，本是“感同心受”，却说“感同身受”。看来，中国人的知觉、感受、体验、领会，都是先“身”而后“心”的，就连体验之“体”，领会之“领”，都与“身”有关。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不能用身体感官确定的东西，而只相信自己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教育上，言教不如身教；在认知上，耳闻不如目见；在学习上，心知不如力行；在事业上，立命必先安身。身不能安，则心不能定。于是就连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不能叫“修心”，而叫“修身”。“修身”不是健美，不是体育锻炼，其实与“身”没多少关系。
当然，要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对。《礼记》就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这就是“修身”了。这门功课，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开始。具体的做法，是垫上尿布以后，用一块布先把婴儿的两条腿包起来，又用布带从上到下捆紧，使婴儿身体笔直，只露出脑袋，俗称“打包”，有的地方叫“蜡烛包”。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孩子长大以后腿是直的，也才能保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可见身心一体，心由身定。
一个人的“心”既然是由他的“身”来定的，那么要得到他的“心”，便必然在这个人“身”上打主意，甚至要在他的服饰上做文章，比如清人人关后之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即是。这些南下的征服者们坚信，只有当中原汉族在服饰上与自己“俱为一体”时，被征服者才会和自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不会再把满人看作“夷狄”，对于大清帝国的兴衰荣辱，也才会“感同身受”。果然，清王朝覆灭时，许多汉人都如丧考妣，坚决不肯剪掉头上的小辫子。反倒是“皇帝陛下”(溥仪)本人，带头革了那辫子的命，害得宫里宫外遗老遗少们，一个个都跟丢了魂似的。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关心”，也往往落实在对方的“身”上。比方说吃饭的时候给人家夹菜啦，天凉的时候提醒别人“加件衣服”啦。因此，关心又叫关怀、体贴，亦即“贴身”。身体相贴，体温相存，所以又叫“温存”。衣服穿在身上，其间当然有“温”存焉。就连小动物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要互相依偎在一起。故而共衣便是体贴，体贴便是委身，委身便是交心。实际上，当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它披到另一个人身上时，他们的心确实是“紧紧贴在一起”了。
与子同袍，能不是一种很重的情分吗?
衣人之衣，能不“怀人之忧”吗?
<strong>衣与依</strong>
其实，衣服衣服，衣与服，都有文化内涵。
先说“衣”。
衣是最贴身的东西，而贴身也就是“依”。依，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人在胞衣中成形。去掉这个人形，剩下的部分，便是甲骨文的“衣”字。所以，衣，最早是胎儿的胞衣，即“人之衣”。同时，衣也就是依，起先是胎儿之所依托，后来是人之所依。人们裹在衣服里，就像胎儿裹在胞衣中，衣服，岂是小看得的?
这样一来，共衣就是共依(共同依托同一对象，或互为依托)，而同袍就是同胞(好像一母所生，有了血缘关系)。两个人，如果既同火共食，又同袍共衣，那就既有同一生命源头，又有同一生命依凭，肯定会亲如兄弟情同手足，成为“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
其实，“衣”这个字，本身就有“相依”之意。衣字的字形，无论甲骨文、金文、还是篆文，都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甲骨金文“象曲领，两袖中空，左右襟衽掩合之形”，看来真是上衣的形状。篆文却是上面一个“人”字，下面也是一个“人”字，许慎说“象覆二人之形”。覆即颠倒、翻动。这两个人在那里颠来倒去地干什么呢?当然是在“体贴”。后来这两个相互体贴着人的中间又多一个较小的人(大约是生了孩子)，就成了甲骨金文的“依”；孩子长大了站在两个人的旁边，就成了篆文的“依”。孩子总是要依靠、依赖、依傍大人的。可见，衣也就是依，就是相互依存，甚至相依为命。
这当然很重要。所以“依”这个字的使用频率便很高：依傍、依从、依附、依归、依顺、依随、依托、依循、依仗、依允、依照、依凭、依据、依靠，甚至依赖。这也不奇怪。依，首先是二人关系，或人际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中国文化这里，当然是头等重要的关系。
依则恋。依恋是中国人所谓“人情”的核心。父母在，不远游，承欢膝下、绕行膝下等等，讲的都是依恋之情。恋家、恋国、恋父母、恋故乡，甚至恋古人，也都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就说乡恋。中国古典诗词中描写乡恋之情的，真是何其多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刘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杜牧)；“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等等等等，无不脍炙人口。
乡土尚且难离，何况最“贴身”的夫妻和情人?当然也是依且恋的。事实上，中国的男女关系，更看重的是“依恋”而不是“性爱”。西方人的两性关系，往往带有好奇和探究的内容，因此不惮于婚前性关系，也乐意于与不同的男女成为性伙伴，为的是多一些体验和经验。中国人的婚姻，却主要不是为了“一夜之欢”，而是要“相依为命”，“地久天长”。因此，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便是“以身相许”，定了“终身”的。如果被那男人“始乱终弃”，便会“痛不欲生”。像西方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另寻新欢的事，她们连想都不会去想。要想，也是“寻短见”。
其实男人也差不多。一个多情的男子，如果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哪怕这女人是妓女，也会产生依恋之情。“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其所念念不忘依依不舍者，不过只是“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的一位歌女，是否真有性关系都未可知。甚至只有“一面之交”，也能产生依恋之情：“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依恋之情既然如此之重，所以离别就是极其痛苦的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一旦重逢，便喜出望外：“今宵剩(只管)把银釭(灯)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总之，依恋、眷恋之情是“人之常情”。一个没有依恋、眷恋之情的人，会被看作是“无情无义”，而一旦无情无义，也就“形同禽兽”，甚至“禽兽不如”。因为连阿猫阿狗、小鸡小鸭，也有依恋之情呢!
<strong>衣与服</strong>
再说服。
衣服又叫“衣着”。着，就是“附着”，或“加上去”，比如着色、着墨，当然还有着装。所以，衣服也就是“依附”。
依附者是不能脱离被依附者的。没有被依附者，依附者就没有“着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身之不存，衣将焉附?所以依附与被依附者的关系，就是一种从属关系，叫做“服从”(像衣服从属于身体一样)。服从得好，叫做“服帖”(像衣服贴在身上一样)。服帖才会受到“体贴”(贴在身上)，才能被“关怀”(搂在怀里)，也才有可能“进身”(地位上升)。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每个人都依附于另一个人，或依附于群体，就像衣服之依附于身体：子女依附于父母，妻妾依附于丈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皇帝似乎没有什么人要依附，因此是“孤家寡人”。其实皇帝也要依附的。他依附于皇权，依附于国家和民族这个群体。一旦失权亡国，那就“猪狗不如”，甚至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依附者固然不能脱离被依附者，被依附者也不能脱离依附者。于是依附者也好被依附者也好，便都有义务来维系这种关系，只不过其义务各自不同。子女、妻妾、臣民的义务是“服从”。表现为道德要求，就是子孝、妻顺、臣忠。父母、丈夫、君王的义务则是“关怀”。表现为道德要求，则是君仁、父慈、夫爱。但服从是首要的。子女、妻妾、臣民如果不服从，那就等于当众剥掉了父母、丈夫、君王的衣服，是一种极让后者丢面子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反过来，如果后者无法使前者服从，则等于连衣服都不会穿，同样是没有面子的事。所以，“怕老婆”是可笑的，而“怕丈夫”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会成为笑柄。在中国的任何笑话集中，都决找不到一则“怕丈夫”的故事，因为中国人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可笑。
依附的对象并不限于某个人(父母、丈夫、长官、皇帝等)，也可以是某个群体(家庭、家族、团体、单位、组织、政府等)。直到现在，中国人如果有了什么“问题”，也仍然习惯于找“单位上”去“解决”；有了什么“想法”，也仍然习惯于找“组织上”去“谈心”。中国人似乎很少想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某一事业，事实上认真做起来也有诸多困难，当然还是“依靠上面”来得便当。即便失误，也会有人替你担待，至少不必担心被“抓辫子”、“扣帽子”和“穿小鞋”。辫子、帽子和小鞋，都是特殊的“服饰”，过来人无不知道它们的分量。当然，有了成绩，也首先归功于领导和群众，自己则不过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结果，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级部门像中国这样责任重大，任务繁多。不但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要责无旁贷的管起来(管得不好群众还要“骂娘”)，而且一旦为了改革而“断奶”，还得教会大家如何去“自谋生路”。
依附的对象，甚至还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种思想或某一学派。中国人说话写文章，过去是开口闭口子日诗云，后来是必先引用马恩列斯，时下则言必称弗洛伊德或海德格尔等等，只可惜老外并无“关怀”咱们的义务，所以也不见这样引用有什么好处。好在咱们这么说，这么写，主要还是一种心理需求。不这么说这么写，别人看了“不顺眼”(好像衣服没穿对)，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好像脚下没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组织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总得“靠”着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个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连上级，有时候也得靠下级。在中国，会做领导的，总是要在群众中发现和寻找“可靠分子”，以为“依靠对象”，否则便会变成“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一旦依靠对象发生问题，便不知“何去何从”。何去，是“上哪去”；何从，则是“跟谁走”。跟着谁，就朝谁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决于“何从”。“从”这个字，简化得实在好：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哪怕只是“跟着感觉走”，好歹也是“跟”。谁要是宣布“走自己的路”，没准就会被视为神经病。
总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烫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