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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亚的公寓在弗侬高地，从二楼的房间里可以看到毗堡地音乐学院门口的拉菲耶特雕塑和华盛顿纪念碑。这里离市中心的地区检察院步行只要二十多分钟，但完全没有市中心一带的巴尔的摩式“虚假繁荣”局面。房子全是旧的，几乎每个街口都有尖顶哥特式教堂，灰白色的外墙被长年累月的烟熏成黑灰色。朱丽亚每天下班都要经过拉菲耶特街上的青石板铺成的路，并且听见音乐学院里传来的钢琴声。
朱丽亚租的房子建于二十年代，房子有两层，楼下是狭长宽敞的客厅和书房，书房里堆满了法律书籍。楼上是卧室。朱丽亚租下这个房子是因为它的院子。由于年代久远，院子靠近出口的木头门边上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怪兽滴水口，下面是一个月牙形的蓄水池。房子的主人是毗堡地音乐学院教大提琴的一个教授，把院子建得像一个小型音乐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立在房子面前，枝叶遮掩的地方错落地摆放着十几个石桩一样的凳子。天气不太冷的时候，朱丽亚常常把这里当做书房，在这里写了很多起诉书的草稿，然后自言自语地对着观众席演讲。
冬天的时候，朱丽亚常常和鲁斯坦坐在客厅的壁炉前讨论法律问题。此刻就是这样。窗外下着巴尔的摩入冬以来的最大的一场雪，室内炉火生得很旺，朱丽亚原本有些枯燥的面色被烘烤得微微发红。鲁斯坦半躺在地毯上，手里拿着一杯马提尼，另一只手入神地抚摸波斯地毯上鲜艳的花纹。朱丽亚把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文件都摆在地上，试图和心不在焉的鲁斯坦讨论圣诞节后的行动。
“死者指甲里的毛料纤维是西装外套的。相当不错的西装，能查出牌子吗？”朱丽亚问鲁斯坦。
“不能。只是普通的西装的料子，不是定制的。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虽然质量很不错，但几乎所有的牌子都会有这种毛料。”
朱丽亚有些失望，把文件翻到电话记录的一档，反复看刚查到的几个电话记录通话者的资料，然后读给鲁斯坦听。
“李忍，移民身份为F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候选人，三十岁。中国公民。出生于中国武汉，已婚。”
听到“中国公民”几个字，鲁斯坦懒洋洋地凑过去看了一眼，心不在焉地说：“不错，长得在你们中国人里还算英俊。”
朱丽亚没理他，自顾自地说：“又是一个约翰霍普金斯计算机系的，朱可夫教授提起过乌玛曾经和另一个计算机系的人有联系。”
“那是尹曼教授。”
“说起尹曼教授，我们什么时候去一趟普林斯顿？”
“就后天好了。明天你一早给普林斯顿数学系乌玛的导师写信，看看能不能约到人。公务出差，还可以顺路去纽约看看你父母。”
朱丽亚点点头，继续翻证据。“避孕套的初期检验出来了。这么说来，避孕套应该就是在乌玛被害当天使用的了。至少时间相差不远。可惜上面只找到乌玛的指纹，别的痕迹都很模糊，只能靠DNA配对了。”
鲁斯坦把脑袋枕在双手上，靠着沙发底座，没有说话。
“但时间的推测应该没错。”朱丽亚接着说，“尸体上的异体毛发DNA和避孕套里面的体液一致，到底为什么避孕套会在沙发底下？为什么只有乌玛的清晰指纹？”
没有得到鲁斯坦的回答，朱丽亚又自言自语地说：“或许是在和凶手的打斗中，避孕套被不小心踢到沙发底下了。”
“亲爱的，死者应该是在厨房被刺的，血迹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有打斗，也不应该是在客厅。另外，再往下推呢？使用避孕套的人是不是就是杀死乌玛的人？这一点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再过一个礼拜，案子如果还没有进展的话，我们估计就要逮捕老费若里了。”
“这是废话！”朱丽亚一听到逮捕老费若里这几个字，立刻怒气冲冲地说，“你我都知道不可能是费若里。根本无法解释删除邮件和通话记录的事情。”
鲁斯坦最头疼朱丽亚这种孜孜不倦的眼神，于是给朱丽亚倒了半杯酒，沉思了一下才慢吞吞地说：“我一直都坚持这个观点，任何谋杀案都应该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就是谋杀的人是毫不相干的入室抢劫者，除非发现别的可疑资料。如果忘了这个前提，而一味按照侦探小说的思维方式寻找有动机的谋杀，那么很多案子最后都会陷入死胡同。”
朱丽亚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已经说过无数遍了。说别的。”
“假设不是入室抢劫。回到你的问题，一个在世人眼里的隐居者，常常是秘密最多的人，不管是内心的，或是肉体的。人都需要心灵寄托，没有人可以真正地‘隐居’。”
“而且，”鲁斯坦接着说，“很多事情都给我一种直觉，这里有两个人在做事情，而不是一个人。比如，乌玛出事当天有两个私人电话。一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工程学院楼下的固定电话，另一个是这个叫做李忍的计算机系研究生的手机号码。这两个号码是不是都是李忍打的？我查了乌玛过去接近一年的通话记录，工程学院楼下的那个固定电话号码出现很规律，而手机号码十月份才开始出现。为什么会这样？”
朱丽亚点点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还有，房间里面的指纹擦得这么干净，连专业的警察也很难发现痕迹，做这件事需要不是一般的细心，避孕套却被留在了沙发底下。”
“亲爱的，你要记住，归根结底，没有证据的都不是事实，我们都要尽量只从证据和逻辑的角度考虑事件。毕竟，可能性太多了。”
“什么意思？”
“比如，这位让人疑惑的李忍先生，为什么他不能是打公用电话的人？或许他过去一直非常节俭，能用固定电话就不用手机，一直到十月份才头脑开窍。”
“好吧，我同意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但是侦查不能没有想象力，很多时候，想象力是新证据发现的基础。”
“那当然。可惜现在证据不足，不能强制我们的李忍先生去做DNA鉴定。”鲁斯坦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朱丽亚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能在数据库里搜索到忍的DNA就好了。”
“很可能没有。”鲁斯坦毫不热心，“他是中国留学生。我曾经若干次和亚洲移民打过交道，他们是最难调查的一群人，生活与外界隔绝，几乎找不到线索。信用卡记录？或许，因为人人都要买东西。DNA记录？我很怀疑。我从没有遇到一个亚洲移民在当地血库或者干细胞库里有志愿者记录。”
“不管怎样后天一早就打电话到明尼苏达查一下。”
鲁斯坦皱了一下眉毛，没有说话。
“怎么了？”
鲁斯坦沉思了一下，说：“朱丽亚，DNA是新近出现的侦查手段，而刑事侦查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马里兰州尚未取消死刑，对于这种可能变成死刑案件的案子，我们必须从开始就非常谨慎。我觉得你应该只去调查嫌疑人数据库。这已经足够了，你甚至不能利用嫌疑人数据库的DNA数据。如果是我，我连这都不会做。但对于你来说，某种程度的初始信息有助于你思考案子。”
“我当然知道不能利用！”
“是的，是的，亲爱的，你是法律权威，而我不是。你当然知道什么证据可以在法庭上被允许引入，什么不可以。我也知道你过于尊重你的职业道德，不会违反证据法则。”
鲁斯坦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但如果是我，甚至不会让自己借助任何程序法不允许的证据参与到对案情的推理中。在法律的世界里，对事实的认定仰赖于程序，你比我更清楚这一点。这决定了你不能像侦探小说迷那样思考问题。普通人怎么思考案情是一回事，专业人士思考案情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某个人是或者不是凶手对你的起诉不会有任何帮助，关键是在法律上和逻辑上你能证明到哪一步。相反，知道不能被证明的事实很可能起反作用。”
“好吧。”朱丽亚咕哝着，在记录簿上不停地写写画画，“电脑硬盘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在排队呢。谋杀部门也应该多花些钱外包，大多数的资源都被白领犯罪调查部门占了。你知道，但现在越来越多谋杀案也和电子数据有关，而不仅是白领犯罪。案子一多就拖。”鲁斯坦说着，伸了个懒腰。
朱丽亚点点头，在法学院的时候她就觉得白领犯罪案子都非常无聊，但是真正进了法律界，她才发现差别不仅是拿多少钱受多少媒体关注的问题，而且是享用多少纳税人资源的差别。
“乌玛邻居那儿呢？”
“没有更多的线索。邻居们都去过圣诞了。昨天我给罗斯太太打过电话，但她说她的小儿子有点发烧，不肯再多谈了。”
“圣诞节确实不是接受刑事调查的好时候。”朱丽亚懊丧地把笔扔下。“发烧才是主要的原因，这对她是大事。我和你说过吗，罗斯太太的儿子有白血病，据说任何一次发烧都可能引起生命危险。”
“可怜的女人。”鲁斯坦点点头，几乎有些嘲笑地看着朱丽亚失望的神色。“不过别沮丧。别忘了，在你面前的是这个时代的侦探鲁斯坦。你还没有问过我对目前的案情有什么想法。”
朱丽亚气愤地说：“如果你有想法，就应该立刻告诉我。之前都在胡说些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哈克那个老家伙一直在给我多大的压力！他很快要竞选下一任地区检察官，而我也面临着能否升职的关键时刻。”
鲁斯坦哈哈笑起来：“亲爱的，你太性急了。做刑事侦查不能这么心急，虽然破案越早越好。你还记得我那天在朱可夫教授的办公室里和你说的现场侦查时候的一些印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