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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亚点点头：“那是什么？”
鲁斯坦收起笑容，严肃地说：“这个案子里有两个人，即使撇除老费若里在外的话，最关键的支持点是刀伤。你知道，刀口有两个，一个偏离心脏，另一个刺中了心脏。而且根据验尸报告，两个伤口入口形状、宽窄、长度都不一样。”
“可能是深浅不同造成的。”
“这当然。最大的可能当然是同一个人刺的，感觉一刀没有刺中要害，看到受害者在尖叫，于是又补刺一刀。”
“这有什么不对吗？”
“是的。很多不对的地方。首先，是拓下来的那个鞋印。那个鞋印是踩在一层血上的，然后又被一些血覆盖了，于是模糊不清。这让你有什么联想？”
“按照你的思路，或许是一个人先刺了乌玛，鲜血满地，随后另一个人又来，踩在凝结的血上，补刺了一刀，又有很多血流下来。但这必须满足一点，就是两个人中间间隔了很久，足以让血完全凝结。”
“是的。这看起来匪夷所思，过于巧合，但我还有别的支持这个理论的印象。只是印象，而不是证据。”
“那是什么？”
“血的成分。当时我就注意到血的颜色不统一，当然，血的厚度、凝结快慢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有些地方血的颜色很奇怪。检验的结果证明，那部分血里混杂着泥土。”
说着，鲁斯坦似乎有些兴奋起来，从半躺的姿势换到坐着的姿势，问朱丽亚：“泥土，你能想起什么吗？”
朱丽亚凝神想了一会儿，然后放弃了：“说吧，是什么？”
“从确定的死亡时间看，那几天下过雨。你知道，乌玛家那片小区非常干净，如果不是下雨，即使穿着鞋子踩进去，也只会有灰尘，而不会有泥土。何况，乌玛的家里是应该脱鞋进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很大的可能性是入室抢劫，不仅是因为乌玛社会关系简单，而且因为血里混杂的泥土。”
“继续说。”
“如果不是入室抢劫，而是乌玛熟悉的人，那只有一种可能会留下泥土。那个人敲门不应，于是感到奇怪。他很可能有钥匙，或者门没有锁，于是他进去了。乌玛家里的厨房和客厅是相通的，我试过，在客厅门口就可以看到乌玛遇害时所躺的位置。那么这个人看到乌玛倒在地上，于是惊慌之中，没有脱鞋就走进去了。当时在下雨，他的鞋底沾了泥土，留在了乌玛已经凝结的血上。”
鲁斯坦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另外有一点，也是最让我困惑的，就是乌玛死时候的姿势和血液的流向。似乎受害者原先是躺着的，随后又坐起，然后才是死时的这个姿势。大胆地推想一下，是否当时受害人并没有死，挣扎着想坐起来向进来的人求救，然而不幸进来的人是个更邪恶的人，一刀正中了她的心脏。新的血喷涌出来，又覆盖了鞋印？”
朱丽亚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听到最后，突然感到不寒而栗。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空气瞬间紧张起来。鲁斯坦大胆的推理一下子把恐怖的谋杀场面栩栩如生地带到了他们眼前。
过了很久，朱丽亚开口道：“你的推论当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也有无数种别的可能。比如，确实有那么个慌忙进门的人，但那个人只是看到乌玛死了，他的鞋踏在乌玛流出的血上，然后他惊恐地逃走了，没有做任何事情。当时乌玛死去未久，仍然在流血，因此盖住了一部分鞋印。”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你的这个推理里，也有第二个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第二个人，开始刺第一刀的，和后来刺第二刀的是同一个人。他先刺了一刀，走了。随后感到恐慌，害怕乌玛没有死，成为证人指控他试图谋杀。于是他左思右想，干脆返回去又刺了一刀，确保乌玛死了，不能再开口。”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们目前尚未对凶手有任何实质性的认识。必须加快动作了，否则我的上司艾伦会顶不住压力。下周你手里的另一个案子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如果后天我们能约到乌玛的博士生导师，就去一趟普林斯顿。回来之后，我希望能尽早调查那个叫李忍的中国学生。”
“下周我有两个案子要开庭，和你说过。不过休庭后我可以去李忍那里。”
“好，我需要去IT部门做监工。此外，你也是亚洲人，可能他戒心会小一点。”鲁斯坦说着，又加了一句，“你们亚洲人通常都是沉默的鸵鸟，只跟自己人吐露秘密。”
朱丽亚脸沉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说道：“我对这个人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乌玛的死或许跟他有某种联系。”
“女人的直觉。”鲁斯坦笑了一下，“什么样的联系？”
“他们都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怎么了？”鲁斯坦从沙发上坐起来一点，努力打起精神，“据我所知，你的父亲娶了如花似玉的亚洲美人，生下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还有一家中国城最华丽的中餐馆，很是让我羡慕。”
“鲁斯坦，你酒喝多了！”
“不，你知道，这点酒还不足以让我把一个不美的女人称作如花似玉。再喝十杯，我或许会犯这个错误。”鲁斯坦深情地注视着朱丽亚说。
“你不了解我父亲。你们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完全不同。”
“亲爱的，是谁酒喝多了？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不是俄罗斯人，世界上也没有‘前苏联人’这个种族。”鲁斯坦不满地说。
朱丽亚没有理会，接着说：“我的祖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就是重文轻商。我爸爸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来美国拿了博士学位，最后只能去开中餐馆。而且，我妈妈不懂中文，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好吧，我尊重你爸爸的社会价值观。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开餐馆？难道不是他认为开餐馆是更好的生活方式么？”
“原因很奇怪。因为我父亲需要绿卡，所以他和我母亲结婚了。而我外祖父是开中餐馆的，店面很小。结婚不久外祖父就去世了，我爸爸就把餐馆继承下来。我爸爸本就是个聪明绝顶且非常努力的人，做什么当然都不会差。于是餐馆就做成了现在的规模。”
“等等，需要绿卡，所以和你母亲结婚？你过去可没有和我说过这个。”鲁斯坦惊讶地问。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么？有什么好吃惊的。”
“不，我不是吃惊在这个国家有人为了绿卡结婚，我是吃惊你的父亲会这么做。”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父亲毕业之后事业不顺利，差点不得不回国。那时候是七十年代，中国国内环境很差，我祖父坚决不让他回去。”
“那如果这样，你父亲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了最合适的选择。”鲁斯坦继续小心翼翼地评论道。
“也不完全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朱丽亚接着说，“我父亲那时候非常孤独。他是一个人来美国的，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现在也不多，但那时候更少。我父亲心高气傲，也不是那种会主动钻营去融入社会主流的人。他飘泊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安定的感觉。”
“嗯，这让你想起了乌玛和那个叫李忍的博士生。”鲁斯坦喝着酒，看着朱丽亚。
“我父亲比乌玛更积极一些，从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角度来说。我母亲一家就在曼哈顿老中国城。你去过那里吗？我父亲说那里就是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管是人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思维方式。那里自成体系，几乎成为曼哈顿的独立王国。我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说，中国城是中国在纽约的海外领土。她也是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留学生，在中国城长大。中国城有绵延几代人的家族，虽然比中国本土历史要短得多，但毕竟是家族。爸爸遇到我妈妈，就被她身上的家族气质吸引了。这种归属感，想来一定非常安慰人心。”
“我理解。但我更理解你父亲是因为你母亲自己的魅力而结婚。”
“或许吧。人太复杂了。很难说做某件事情的动机就是特定的一样。”朱丽亚若有所思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