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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轨迹。向前进的舅舅是一个泥瓦匠，后来因缘际会，成了一个小包工头，又慢慢做大，成了四里八乡有名的“王老板”。他手下有一帮助手，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接活，挣了大钱，竟然直接跳过周禹镇，在市里买了房子，成了“市里人”。就是向前进自己家，在有了足够的钱之后，也在王金宝厂房对面的公路旁边盖了三层六间的楼房，预备给向前进和向上进兄弟一人一半，以供他们日后成家，开枝散叶。这样一来，向前进和向上进终于成了街上人，而且是新街上的人，再也没有人拿下角坝头村取笑和看不起他们了。
因此，向前进此后逛街，不仅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甚至在下雨天不用上街，站在三楼的阳台上，也能将旧街风物掠收眼底。他再上街，有人就会开玩笑，“哎呀，新街上的人到老街上来白相了。”
老街的颓败，就好像一条船，在时间的河流里，先是搁浅，然后慢慢沉没，直到没顶，一切化为乌有。有的店面虽然还存在，但就像一个老去的人越来越明显的秃顶一样突兀，恰是一种颓败的佐证。
在原先老街还算气派的时候，例如茧子公司这样的公家单位难免高楼大匾，显得富丽堂皇。夹杂在他们中间的，也有一些寒碜不起眼的小店铺，例如修鞋铺，就只有巴掌大的地方，有两个顾客就会显得拥挤；还有理发店，由于地上总是有一些碎屑头发，加上总有一些咳嗽的老人和哭闹的孩子，显得很是嘈杂。
老街上有两个修鞋铺，修鞋的师傅都是瘫巴。他们可能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都是一条腿细如婴孩，另外一条腿也不过儿童般，都要借助一张方凳，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在地面甩来甩去。和他们畸形的腿脚相比，他们的手粗壮有力，似乎能摧毁地面上所有阻挡他们身体移动的东西。
虽然同是修鞋的师傅，但两个人的境遇大不同。因为其中一个是乡下人，另一个却是街上人。一般来说，街上人都喜欢到街上的修鞋铺去修鞋，街上人穿的鞋好，也容易磨损，因而修的频率高，有的是皮鞋，打个钉换个底什么的，收费也高，显得生意兴隆；乡下人难得上街，穿的也大多是胶鞋，最多是裂了口才会缝一下，或者是雨鞋漏水了，拿过来补一下，收费低不说，生意也显得清淡，不过勉强糊口而已。
事实上，街上的修鞋师傅还有一个台湾佬爷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那个爷爷突然返乡探亲，引起了轰动。这次访亲最大的结果是，街上的修鞋师傅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而且大家出于一种尊敬，将其从“台湾佬的孙子”，直接简化为“台湾佬”。“台湾佬”很快在新街上盖起了小洋楼，二楼三楼起居，一楼做门面，除了用来修鞋，还另外增加了一个音像铺，出租录音带（卡带）、录像带等。
本来两家修鞋铺是隔着老街东西相望，现在老街上就只剩下了乡下修鞋师傅孤零零的一家。乡下的这位修鞋师傅名叫“八跟头”，其貌不扬，身有残疾，谋生自是用心刻苦。他眼见“台湾佬”拓展了行业领域，也积极谋动。不过他没有本钱做录像生意，只能做租书生意，出租些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后来夹杂些色情小说，不过只给学生，不给修鞋的客户看）。一来可以换些租金，二来有人来修鞋，也可以翻看图书打发时间，可谓一举两得。
如果家里有鞋坏了，向上进会把鞋拿到“台湾佬”那去修，顺便翻看“台湾佬”的录像带，企图找到更黄更暴力的；向前进则会拎到“八跟头”那里，坐在那里跟他吹一会牛。虽然那时候还不流行拼爹，但向前进有点不喜欢“台湾佬”的拽相，特别是在上初中后，有传言说“台湾佬”一度想迎娶向前进的同学，年龄不大发育却良好的谈花香。谈花香是当时周禹镇初中的校花，至于这校花是怎么评出来的，标准早已经遗忘。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据说“台湾佬”给谈花香家送去了聘礼，是金手镯、金戒指、金耳环和金项链，这样一套下来抵得上当时的“万元户”了。甚至还有人揣测这是“台湾佬”给自己的爷爷“纳妾”，毕竟“台湾佬”腿脚不利索，要一个美女花瓶干嘛呢，这显然是给他爷爷准备的。
后来“台湾佬”果然娶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做老婆，但不是谈花香。那个女人进门后，将录像铺改为了小型超市，生意火爆。其时，恰逢向上进初中被劝退，就把这些录像带都打包买回去，在自家的二楼开了一家录像厅。“台湾佬”也不再修鞋了，他爷爷留给他的钱让他娶了老婆，他老婆挣的钱让他花不完，所以他什么也不干了，经常去茶馆打打升级，赌点小彩头，生活得不要太惬意哦。
在“八跟头”看来，这就是命，是注定了的。虽然难免羡慕，但作为身残志坚的人，他有自知之明。有生之年他也许能用积蓄买来一个江北婆，那也只能暖暖炕头，一起度过凄凉的晚景。“八跟头”一直没有结婚，他努力挣养老钱，因为父母已故去，又没有孩子，他只能靠自己了。他也不是一直修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改行送起了煤气，因为他有残疾人开的那种马自达，后面可以放六个煤气罐。开始还好，他可以把煤气罐放到地上，等买煤气的人自己把煤气罐拎回家，他再给换上（很多乡人对换煤气罐心存畏惧，觉得他们是拧不上煤气罐阀门的），对方还会帮他把空煤气罐放到车上。后来竞争激烈、服务提升，那些妇女终于懒惰起来，不再讲什么同情心，特别是别人用起了卡车，快捷又方便。这个乡村的骑士（有一次在路上，向前进碰到送煤气途中的“八跟头”，他开得飞快，甚至向前进都判断不出来刚才“八跟头”是脸上做了一个跟自己打招呼的表情呢，还是仅仅是因为车快风把脸皮往两边扯的效果，因此在心里给了“八跟头”一个“乡村骑士”的称号）终于被淘汰下来，又坐进小屋子，开始在膝盖上围上围裙，围着他那台补鞋机开始忙碌起来。
“八跟头”除了修鞋，还修补雨伞，此外，他还出租书。来租书的基本都是学生，来修鞋修伞的几乎都是妇人。“八跟头”的修鞋铺面积不大，最多也就十几平米，空间利用得很好，靠里面搭了一个阁楼，是他睡觉的地方，有一个梯子供他攀援。那个阁楼也就齐胸高，一般人手上有劲的话，都能用手撑着床沿把身体提上去。但是“八跟头”一条腿有残疾，所以上下需要梯子，而且即使有梯子，也能想象他爬上去会是怎样的吃力。当向前进读到朱自清描写父亲的《背影》时，父亲爬上站台的背影里，里面总是夹杂着“八跟头”的背影。
铺子的地面全被鞋子啊雨伞啊还有零件机器什么的占据了，有两口大木箱，是用来装书的，上面铺着垫子，是给客人坐的，“八跟头”自己坐一张膝盖高的方凳，这也是他的交通工具，他需要借助这张方凳走路。吃饭什么的，“八跟头”就去对面的医院打饭打菜，他不是医生护士，因此打的就只能是“病号饭”了。
向前进有几次中午去“八跟头”那边修鞋，正碰上午饭时间。向前进想要帮“八跟头”去医院打饭，被“八跟头”拒绝了，“八跟头”说，“今天你能帮我打饭，明天谁能帮我打饭？你不能助长了我的偷懒习惯。”在“八跟头”看来，偷懒行为好比投机行为，于人无利于己有害，索性不动这样的念头。但是向前进也给“八跟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有一次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让向前进从他床铺的枕头底下摸出了一叠色情海报。向前进无须爬上去，伸长手臂就摸到了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海报。由于海报打开折起的次数多了，印痕已经大多数开裂，只是藕断丝连而已。“八跟头”让向前进打开海报，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裸体美女，身上折痕切割，好像被绳索紧紧网住，臀部、胸部、大腿的肉呼之欲出。
向前进第一次面对巨幅海报，不禁有些心颤。“八跟头”似乎对此非常满意，他用他补鞋修雨伞的粗壮的食指蘸了点口水，在女人丰腴的肉体上游移，最后定格在裸体美人的私处。“这是屄。”“八跟头”用确定无疑的口吻说道。
多年以后，向前进想到此幕仍然耳根发热，“八跟头”的声音仿佛画面上深镌的阴刻，就像女性私处一样留下一道醒目的凹槽。那时候“八跟头”像一个父亲，虽然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父亲，他将手指指向金发美女的下体，力透纸背，仿佛要点进去，道，“这是屄。”到初三的时候，学校的生理卫生老师（由植物学老师兼课）在这方面也没有“八跟头”这般童言无忌，在说到人体构造的时候，他让学生自己看书，而没有进行任何讲解。
“八跟头”则不然，他还进行了一番畅想，他告诉向前进，外国女人的毛都是金色的，屄毛也不例外。外国女人是不是真如此，向前进不敢深想，此后他再也没有和“八跟头”一起共览过类似的海报，尽管这激发了他很多幻想。例如，晚上打烊后，“八跟头”关上店门，爬上自己的床铺，蜷身躺下，津津有味地看着画报；或者是对着来修鞋的女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内心里却难免攀爬上龌龊念头的藤蔓。
像“八跟头”这样给向前进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镇上还有一个，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心情总是不太好。这是向前进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这个年轻人是一个理发师。在周禹镇，我们习惯上称呼年老的“剃头匠”为“剃头匠”，称呼年轻的“剃头匠”为“理发师”，好像年轻人就应该享有新名词一样。他在商店对面开了一家理发店，里面有两个理发师，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姑娘。那个姑娘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长发齐肩，鹅蛋脸，长相有点像港台明星赵雅芝。他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一时众说纷纭，有说是男女朋友，有说是已经结婚了，还有说是私奔的。因为他们是隔壁镇的人，但在资讯相对闭塞，人们还不热衷八卦的当时，就好像是从邻国来的一样，充满了神秘。
向前进喜欢去那边理发，喜欢对着巨大的镜子，看着自己头发变短，总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他总是找那个年轻人理发，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女理发师的一举一动，感觉就好像是她在为自己打理一样。年轻人瘦削苍白，他的手指修长冰凉，有点像外科医生，搬动着一颗颗“大好头颅”。确实，外科医生是剃头匠演变而来的，在古老的欧洲，剃头匠除了给顾客理发刮胡子之外，还给人拔牙、放血，逐渐约定俗成，衍生出了外科学。经常跟人体打交道的人，就有可能积累足够丰富的经验，使之成为一门显学，例如古希腊的剃头匠、古印度的制木乃伊师、中国西藏的天葬师，莫不如此。
向前进在理发的时候喜欢在镜子里打量身边的一切，有的人理发的时候喜欢闭目养神，宛如入定，向前进觉得殊为可惜。他在理发的时候眼睛张得甚至比平常还要大些，即使会有头发碎屑落入眼睛，很不舒服。
在镜子里，除了那位女理发师，还能看到年轻人那张苍白的脸，显得过分白净了，有点勉强振作精神的意思。年轻人的嘴角却有一颗黑痣，像一只苍蝇，让人有一股想要把它轰走的冲动。“哎哎，你的嘴角爬了一只苍蝇啊。”向前进在内心里总是升起一股提醒他的冲动。随后的不久（在记忆里时间要不放得很长，要不就缩短到紧挨在一起），店里面就只剩下年轻人自己，那个姑娘不见了，而且在向前进的印象里，那个姑娘再没有出现过，虽然那边的镜子、座位一直是“悬席”状态。
向前进从人们的窃窃私语中知道了事件真相，姑娘跟一个人跑了。这对于年轻人打击巨大，他似乎从来没有缓过来。他后来一直单身，也没有挪窝，就好像那只苍蝇，自从停在他嘴边之后，就再也没有飞离过。
这是向前进第一次尝试着联想，从中找到了巨大的乐趣，当然这种乐趣是伴随着悲伤的。因为每次去理发，与其说是为了安慰年轻人，不如说是凭吊自己的“青葱岁月”。镜子里再也没有那个赵雅芝似的姑娘，晃来晃去的就只有那颗突兀的黑痣。
当向前进在街上闲逛的时候，向上进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迈入了青春期。处于青春期躁动的向上进在街上横冲直撞，勒索低年级学生，向外来摆地摊的小贩收取保护费，强吃白乞，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恶童的行为，却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当时街上人（包括老街和新街）都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向家兄弟俩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向前进就像生活在水下的一块石头，和很多人的生活建立了隐秘的联系，当然这是就他的观察角度而言，并没有深入，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向前进的一种假想。向上进则像是刮过水面的一阵怪风，大家都觉得受到了影响，产生了说不出的反感，其实这种影响并没有发生，也是出于大家看不惯向上进的行为的抵触心理。
不出大家所料，向上进成了流氓、混混、阿飞。在上初一的时候，他身上混世魔王的习性已经初露端倪。他带着一个同学（他的跟班）理了个阴阳头，受到了校方的广播批评，勒令他们将头发恢复正常。向上进依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最终得到了一个“记大过”处分。随后，向上进因为在学校拉帮结派、寻衅滋事、骚扰女生、报复老师、勒索同学、横行学校、与邻校坏学生火并等一系列“恶行”，被学校开除。
向母那段时间倍觉颜面无光，觉得自己家里出了个“活畜生”，还好当向上进因为万有坏力而加速堕落的时候，向前进在学校的表现堪称优秀，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心酸和平衡。
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孩子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智力觉醒的人，他们努力学习，心里有理想，脑中有方向；一种是欲望觉醒的人，他们未必分得清什么是好的坏的，但他们习惯于年轻人的惯性，像苍蝇乱撞玻璃，像魔鬼一样冲动，就好像电视剧《征服》里孙红雷的台词“不冲动能叫年轻人吗”所描述的那样。在此剧热播的时候，中国南方小城里的很多小混混都统一了着装，他们穿西装，理光头，穿布鞋，堪为一景。
向前进属于前者，但不够突出，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向上进在后者中间却是耀眼的明星人物。当时很多学生一般也就是履行一下“九年义务制教育”，读书到初中毕业。成绩好的学生继续往上读，或者读技师（当时是首选，因为毕业后有工作，是所谓的铁饭碗，为很多乡镇父母首选），或者念高中（囿于师资力量，除非考取省重点高中，或者在普通高中名列前茅，才有可能考取大学。这是在几轮扩招之前的大致状况）。这一点和城市的情况稍有不同。
向上进如愿以偿，在初二的时候终于不用“上他妈的日麻匹”的学校。他从学校和社会的交集中，终于投身到社会中，相比于很多坏学生熬到初中毕业之后再混社会，他被学校开除的事实，让他很快被街上的地头蛇小混混们接纳，并正式成为他们的一员，受到他们的提携和尊重。向上进被学校开除后，他的母亲每天见到他都会一阵数落，例如“以后怎么生活”“以后怎么结婚”之类广而纵深的问题，向上进一概以“不用你们烦心”来回答。
事实上，相比于单纯混社会的人，向上进优势和劣势很快体现出来。他的劣势是，身体单薄、没有学过“功夫”、没有钱，他的优势是，遇事肯动脑筋、有一颗挣钱的心。结果，他扬长避短，让自己的劣势为自己的优势服务。他在圈子里成了一个“军师”，挖空心思赚混混们和不良青少年的钱。
向上进在二楼很快张罗起了一个录像厅，作为“诲淫诲盗”的场所，常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年轻人进去，向上进除了收取门票，还卖烟酒和饮料给他们。与此同时，向上进撺掇母亲从学校辞职，开办了向家饭店，除了给来看录像的人提供盖浇饭和面条外，主要是给街对面的汽配厂工人包伙食。
王金宝的汽车配件厂成立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出于成本的控制，王金宝开始大量从苏北、安徽一带征召员工，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这跟八九十年代大量跨国公司选择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城市）作为他们的产品生产基地，2005年以后又开始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转而移往泰国等东南亚城市，是一样的道理。这些人隔三差五总要出来打打牙祭，离厂房最近的向家饭店自然成为首选。
这样一来，向家一楼成了饭店，瓷砖地面几乎都是油腻腻的，二楼成了录像厅，窗户后是暗色的窗帘，几乎从来未曾拉开过，三楼是起居层。每次家庭成员用餐的时候，向母就站在楼下喊，“吃饭了”，二楼的向上进说“我跟我朋友吃过了”，三楼的向前进说“我马上下来”。吃饭的时候，向上进往往不在，因为他“吃过了”。向母说，“这个贼胚，倒是精明落拓犯。”向前进不以为然，觉得母亲也是被利益蒙蔽了眼睛，她以为是向上进在揩朋友的油，不晓得有可能是向上进在帮朋友揩家里的油，因为都是记在账上的。没有放进口袋的钱，永远都不是自己的钱。但这些向前进都懒得跟自己的母亲说。
在向上进和朋友们关在黑咕隆咚的录像厅里鬼混的时候，向前进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师范学校（中师）。在那一届周禹中学有五名毕业学生成绩优良，其中两个录取了省重点高中，两个录取了市重点高中，考取中师的就向前进一人。周禹中学对向前进自然是期盼有加，按照常规的理解，中师的分配遵循从哪里出来回哪里去的原则（更何况周禹中学和向前进还签订了协议），也就是说，向前进在三年之后，就会和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而他曾经的同学极有可能成为他的学生家长，更有可能父子母女都成为他的学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满天下自不待言。
向前进考取中师，向家喜不自胜，摆设谢师宴，反正自家就是开餐馆的，场地菜肴都是现成的。这边师生家长觥筹交替，那边也有小混混耳朵上塞根烟，打着赤膊的，进进出出。看到曾经的老师，有的也会进来散烟。这些人向家进出多了，向前进也都熟悉，他们照例也会对向前进说几句奉承话。
酒席言谈中难免说到向前进和向上进两兄弟，在众位高师看来，兄弟俩一个是龙，一个是虫，好坏高下力判。向前进不以为然，向母却有被揭了伤疤的疼痛感。她也觉得大儿子是不用她操心了，她省下一半的心，却是都用在小儿子身上也不够，难免长吁短叹一番。
这时的时间是1994年，离邓小平在南海边画圈已经十五年，沿海城市受益于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例如，以前人们抽的大多是大前门、雪峰，几乎都是不带过滤嘴的，现在人们抽的都是带过滤嘴的，最次的也是红梅，好一点的是红河，抽红塔山的也多了起来。以前黑白电视还未普及，现在却开始进入彩电时代，要求高一点的还要带投影功放。就拿向上进来说，他发现录像带好片有限，开始琢磨给录像厅升级换代，准备换成大碟，因为那样可以放很多好莱坞大片，以招徕观众。
在国际上，除了功夫小子李小龙演绎的神话之外，成龙已经进军好莱坞，《白金龙》《红番区》等即将相继推出。邓丽君已经被摘去靡靡之音的标签，歌坛人气偶像小虎队解体，小帅哥林志颖留学读书，四大天王方兴未艾，他们最终成为常青树，即使时至今日，也仍然活跃在影坛乐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双栖明星。
在日常生活中，万元户的光环已经褪去，此前几年辛苦才能攒下万元巨款，现在一年赚个万儿八千的稀松平常。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现，他们大多成为建筑工人，背井离乡，帮助一个个异乡完成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可能受益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随后各个城市都明显加快了市政建设，一批批场馆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我们渐渐适应了不接地气的生活，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宅人的时候，我们当会想念平房和小院子，院子里的花圃和树木，可能是五月槐花香，或者金秋桂花香，可能是香椿树下，或者是两棵枣树。福冈正信在《一根稻草的革命》中试图唤醒的一代人或者整个人类千秋万代的回忆，也包括中国被卷入城市化进程的所有七零后八零后的集体记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前进“背起书包上学堂”，去了中师，继续深造，他的人生看来已经上道，此后自然一帆风顺。而向上进继续在小镇上打拼，似乎在加速地消耗自己的青春。两个兄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学校的向前进迷茫在青春里，自然很少想到自己的弟弟，沉浸在残酷青春里的向上进也很少想到自己的哥哥。即使在寒假暑假，除了吃饭的时候两个兄弟共坐一桌，一对沉默寡言人，他们很少有共处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