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神力的容器 读《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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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歌德心存崇敬，却难以亲近。他怕听贝多芬，厌恶荷尔德林，对极端的、狂暴的、游移在人世边缘的力量和美心存警惕。那种天使与恶魔集于一体的力量会打破他内在的和谐，打乱他绵长而和缓的呼吸。而这内在的和谐，正是歌德得以不断壮大、丰富、美化、提升自己的根本。丧失了它，歌德也就不再是歌德。
他在自己的轨道上旋转着。艺术要求打破秩序，摧毁完整，而他知道如何操纵这种力量而不是被其操纵。他知道如何自拔。于是，维特死了，而歌德活了下来。他旋转着，壮大着，安然而健康。海子说自己曾有两年时间去向歌德学习诗艺，关于诗艺的学习无论如何都会将海子导向歌德的精神世界，导向那丰满的和谐，从而调整海子的内心。而海子还是死了，死得干脆而暴烈。一个诗人如何写诗，如何发展，并非他本人所能决定和操纵的。荣格说得好，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听起来有点玄，道理却很简单，即诗人只是诗得以现身于世人的嗓子。诗创造诗人，歌德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最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得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凭自己的动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应该经常被看作世界主宰的一种工具，看作配得上接受神力的一种容器。”
海子走不出他的诗，走不出他的生命。骆一禾说：“我所知道的悲剧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没有解救之道。”在我接近海子而又渐渐离开海子的日子里，从没想过要走近歌德。而他作为一个丰富的存在，一直在我的视野之中。他晚年与爱克曼历时九年的谈话流星般地击中和擦伤了我，想要躲避已是徒劳，我唯有走近。当然，如爱克曼所说，所辑录下的，只是他们谈话中的一鳞半爪。
<h2>内外一致</h2>
歌德注重和谐，尤其注重心灵内外的和谐。在1824年4月14日的谈话中，他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一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样一来，他就痛快地斩断为了抵达某种美感或风格刻意为之的状态。而这几乎是所有写作者的通病。许多人只听凭外界的诱导，而忽略了内心的声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才能和限度，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目而匆然上路。当他们提笔时，他们无法回到自身，内心与外界分裂了。丧失了最本真的真诚，再大的才能也无法拯救他们。
歌德要求一个作家首先要回到自身，要内外一致，在壮大自身中前进，要让文字自然而健康地从心灵中流淌出来，它自己便会形成风格。在四年后的一次谈话中歌德说得更一针见血：“……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歌德曾称赞德国画家鲁斯的画。鲁斯只画山羊、绵羊、牛之类驯良的动物，正如米勒只画静穆的乡村，梵高只画烈日下的大地和大地上的事物。他们其实都是通过外在的事物展现内心，他们只画自己的心灵。歌德说：“鲁斯仿佛渗透到这些动物的灵魂里，去分离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了……”其实那些动物的灵魂里也有鲁斯自己的灵魂。歌德由此感叹道：“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才能高的艺术家能创造出多么好的作品，如果他抓住和他本性相近的题材不放。”
不仅在创作中，在学习中，歌德也将这种内外一致的真诚放在首位。1825年5月12日，他说：“关键在于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作家须符合我们自己的性格。”接着还提及了卡尔德隆对席勒的危险影响。正是如此，作家数不胜数，而真正属于你精神上师友的极其有限，他们才真正抵达了你的灵魂。由此我厌恶专家或官方所开的百科全家式的书目，并对那些一提起所受影响，就要列上一大串名单的作家心存怀疑。
<h2>集中精力</h2>
爱克曼曾接到邀约，要他替一种英国期刊上最近的德国散文按月写些短评，条件很优厚。爱克曼想接下来，而歌德阻止了他。分析了爱克曼接下任务后所要承受的重负之后，歌德说：“这不是你的正业。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这来自他们1824年12月3日的谈话。四个多月后，爱克曼回忆道：“自从我和歌德接近以来，他一直要我提防一切分心的事，他经常力求把精力集中在一门专业上。”歌德对爱克曼的提醒其实有他自己的隐痛在，他说时常为自己因杂务和兴趣太多而未能全力写作而痛惜，歌德的内省和他的提醒都让我亲切而感动。我相信每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才能的和天赋，发挥出来，便能燃亮自身也照亮别人。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实在比如何去走更重要。因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是从内在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才能和限度，而不是顺从外在的指挥和设计。
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这是一条一以贯之的路，也是天赋人权。这个歌德在170年前就再三强调的常识，到现在，却被讥讽成偏激。他们说，要全面发展。他们的说法振振有词，距离人性已经太远。全面发展，无非要把五根指头折磨得一样长短。那时，天赋何在呢？青春何在呢？斫丧一个人的性灵和天赋，就是对他最大的犯罪。歌德对爱克曼的告诫有着极深的内涵，而我囿于现实，只能作低浅的发挥。这不能不是我的悲哀。歌德说：“说到究竟，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不旁驰博骛。”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也就是清醒地认识了自己，从而回到了歌德所心向往之的古希腊人的箴言中。
<h2>拜伦</h2>
据说拜伦在去希腊前，给歌德写了一封信。歌德很快回了信。一年后，拜伦死在希腊。他们一生中仅有一次书信交往。而歌德时常在谈话中提起拜伦，对拜伦的诗才怀有深深的敬意。1827年7月5日，歌德说：“除掉拜伦以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人可以代表现代诗。拜伦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
对拜伦的狂热、愤怒、放荡不羁，对这些形成拜伦诗歌气质的因素，歌德却给予嘲讽。他将拜伦的大部分表否定态度的作品称为“被扣压的议会发言”。理由是拜伦在议会里很少发言，唯有把对国家的愤怒发泄在诗里。在1825年歌德对爱克曼第一次谈到拜伦时，他就说拜伦“太无自知之明了”，对拜伦发表文章得罪文坛上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对教会和政府进行攻击都表示了反感。当然，他不会，他见到皇族会彬彬有礼地退到路旁。
拜伦反抗一切不合理，而歌德享受一切合理。他说拜伦“本来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可是他自觉是关在监牢里”。这简直是对拜伦的侮辱！歌德的天才在他讥讽拜伦时仿佛消失殆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人。拜伦死于自己的自由理念，死于对人世的厌倦。对这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安享着自己那份自由的歌德当然不会理解。
<h2>自由</h2>
谈论拜伦时，歌德讥讽拜伦“什么地方他都嫌太逼窄……在他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监牢”。两年后，歌德正面谈到了自由，他说：“自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重点落在了知足上。的确，不渴求，不向往，安于现状，也就不会愤怒，不会焦灼，不会如笼中猛兽般暴躁不安。在一种平和而满足的心境中，与周围的一切安然共处。这是一种安逸的状态，奴仆也能获得。我看不出它与自由有什么关系。歌德的下一句话更是叫我为他汗颜：“多余的自由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会用它？”自由是一种状态，一种开阔的境界，那有什么实用性可言？歌德进而说道：“我们大家都只能在某种条件下享受自由。这种条件是应该履行的。市民和贵族都一样自由。只要他遵守上帝给他的出身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界限。贵族也和国王一样自由。他在宫廷上只要遵守某些礼仪，就可以自觉是国王的同僚。”他在谈论秩序和等级，哪里在谈论自由？按照歌德的说法，一个被锁在笼子里的奴隶也是自由的，因为“这种条件是应该履行的”，他还有呼吸的自由。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只要履行条件。歌德的话娓娓动听，却无疑会导致严酷的专制。
我相信追求自由是人类最美好的天性和梦想之一，而能否把自由作为一种核心的追求，一直是我绕不开的难题。抛开歌德式的伪自由，在无限追求中，人性中的骄横、贪欲、放纵、冷漠……也会随之无限地扩展，并将心灵束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自由也许是伸向它的暗道。许多人在追求自由的途中，陷入了虚妄与虚空中。我想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是不配追求自由的。他只会以此为幌子，与魔鬼同流。我们必须对某些东西存在敬畏，比如星空，比如爱。以此作为内在支撑，自由才不会成为放纵的另一个名字。
<h2>道德</h2>
康德说：“我们对两样东西必须深深敬畏，一是头顶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我在少年时得知这句话，对之深深震撼。道德在我心中从来是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康德却告诉我们，它和我们头顶的星空遥相呼应，它们都以自身神性的光辉照亮我们。道德在康德眼里，显然不是人为的，它令人们充满内在的光辉，充满高贵的力量。
歌德也对此深怀敬畏。1827年4月1日，他说：“像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道德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不是人类思维的产品，而是天生的内在的美好的性格。”我发现我所深深热爱的作家作品里都充盈着光辉而博大的道德感。如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雨果、霍桑、纪伯伦、鲁迅……道德感在他们那儿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对平等、朴素和生命的热爱，对自身灵魂的拷问，浓重的忏悔意识，对现实透彻入里的鞭策，自虐般的精神重压……丧失了道德感的作家，即使拥有再高的天赋和才能，也写不出令人长久震撼的作品。道德来自天上，而戒律和教义来自人间。对此歌德有这样的议论：“道德方面的美与善可以通过经验和智慧而进入意识，因为在后果上，丑恶证明是要破坏个人和集体幸福的，而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因此，道德美便形成教义，作为一种明白说出的道理在整个民族中传播开来。”我相信这是戒律的由来。而对现实中许多不能“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莫名其妙而蛮不讲理的条条框框，我将其称之为伪道德。它们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地下，来自魔鬼的火焰。一个年轻人喊出“我不相信”，一个年轻人吼出“我一无所有”，我理解他们的激愤，而在一无所有的废墟上，照样会有星星升起。
<h2>天才和学习</h2>
歌德在他冗长的自传里说过这样的话：“每个天才都带着上帝给他的使命来到人间的，一旦使命完成，他这作为物理意义而存在的肉体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歌德相信天才，相信天生的、无法被人力企及的、命定的、超出理性所能理解的才能，直抵神祇或魔鬼的才能。许多艺术品的产生都无法解释，充满着神秘气息，仿佛一片混沌中忽然出现一道亮光，谁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处于创伤状态的艺术家往往身不由己，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却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做出什么来。一切都处于未知之中。他甚至连自己要做什么可能都不知道，只任凭一般不可抗拒的力量拉扯着自己。
1828年3月11日，歌德做过这样的表达，他认为：“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最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接近精灵或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使。”在这里，人是客体，是产生创造的工具。而创造本身的力量，却不是来源于人。人是永远无法学会如何创造的，只有等待这种才能莅临自身，就像大地等待阳光普照。1831年3月2日和8日，歌德又着重谈到了精灵，他说在拿破仑、彼得大帝和拜伦等人身上，精灵是高度活跃的，并反复强调精灵是理智所无法解释的。
而歌德的对天才的把握却不同于叶赛宁或兰波的孤注一掷。他显得要从容和有分寸得多。在谈话录中，他也多次谈到朴素、虚心和心胸广阔的学习。他对学习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天才所倾注的心力。1827年1月4日，他第一次从容地谈到了大师对前人的吸取：“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像拉斐尔那种人并不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而根植于古代艺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的。”在此他关注的重心全然落在了吸取上，对天才只字不提。1827年4月1日，歌德又从学习的角度提到了对前人的吸收，他说：“一个资禀真正高超的人就应感觉到这种和古代伟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认识需要正是资禀高超的标志。”并呼吁道：“让我们学习莫里哀，让我们学习莎士比亚，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古希腊人。”天才与学习注定是有着天生矛盾的，天才要冲破樊篱，要实现自身。它在拼命前进或突围时几乎同时具有天使的光辉和魔鬼的狰狞气质。它要抵达某处，命中注定只有它才能抵达，前人在什么位置，都与它无关。歌德显然深知这一点，在这里他没有使用“天才”的概念，而用“资禀高超”将之取代了。
1828年12月16日，歌德在谈到他与席勒的合作时说：“我们固然生下来就有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对自己的作品，他坦白，“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斯密给我的好处更是说不尽的。”歌德在这里的口气像是一个博雅的学者，而非诗人。他轻描淡写地提到生来的能力，我想仅仅是指一些人们都与生俱来的能力，而非在其他场合怀着敬畏所感受到的“精灵”之类的东西。果然，歌德1832年2月17日的谈话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一般说来，我们身上有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呢？无非是一种要把外界资源吸收进来，为自己的高尚目的服务的能力和志愿。”在此之前他还以一种俯瞰似的口吻说道：“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成是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那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绝不会有多大成就。”歌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天才和学习正面放在一起比较，显然他认为学习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天才。
将歌德关于天才和学习的谈话放在一起看，你很难相信这些话是同一个人说的。然而，事实如此。我的理解是，天才不是无土的树根，它像每一颗健康的植物一样需要供给和滋润，而天才作为一种力量，本身却蛮不讲理，要冲破一切，它在前进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着致命的缺陷。它不守秩序，统领万物的规律注定不会放过它。天才要冲破的，不仅是文化，作为一种比生命本能更强大的力量，它还要冲破道德、健康等区域。它不仅在文化吸收上会对赋有天才的人造成缺陷，在许多其他方面也会对这些光辉而不幸的人们造成伤害。它注定要实现自己的同时也在成就一个悲剧。因注目天才而双眼发亮的叶赛宁和兰波被这种力量裹挟而去，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歌德显然对天才心怀畏惧，他努力以对外界的吸收来平衡自己，他在重重的艰难与矛盾中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点，强调学习某些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救途径。他是如此的渴望平衡，渴望和谐，无论在天空还是一滴水珠里，他都能见到神的影子。而他生命的运转的确也符合了他的渴望，他的和谐随着年龄增长。将天才和学习放在一起来看的歌德，是一位创造了无数永恒篇章的诗人，也是一位博大睿智的学者。他说学习比天才更重要，说这话时他是丰富的，谦卑的，安全的，也是真诚的。
<h2>平等</h2>
1931年2月17日，歌德在与爱克曼吃晚饭时说道：“人们总以为人到老才会聪明，实际上人愈老愈不像过去一样聪明。一个人在生命过程中会变成一个另样的人，但是很难说他会变成一个较高明的人。”这是我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最令我感到亲切的段落之一，它援助了我少年时一种独立的内心挣扎。接着，歌德又说道：“当然，我们对这个世界，以平原上去看是一个样子，以海岬的高处去看是另一个样子，以原始山峰的水川上去看样子又不同，以一个立足点比以另一个立足点所看到的一片地界可能广阔些，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不能说，以这个立足点看到的就比以另一个立足点看到的更正确些。”说得多么好啊！
歌德表面讲的是对世界的观察，其实要说的正是我们的人生，这“看”的过程便是我们的一生。关于人生的悲叹与哀怨我们说得太多，极少数对人生的苦难本质有透彻理解的悲叹者只能独自去寻求温暖或解脱。而更多在年轻时叹息力量不够强大智慧不够丰富，而在年长后又叹息韶华不再的人们，的确该读读歌德这段话。春之绚烂和秋之静美，其实都同样美好。大地上的每件事情，我们都会一一经历，体验我们正在经历的，感激我们已经拥有的。人生的山势连绵起伏，如此而已。其实在终极层面上，生与死也不过是手掌的两面，或两滴相同的水珠。
200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