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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h3>
1915年，贺拉斯·塔博克斯13岁。就在那一年，他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考，在恺撒、西塞罗[1]、维吉尔[2]、色诺芬[3]、荷马、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化学的几门考试中都获得了A等——优秀——的好成绩。
两年后，当乔治·迈·柯汉[4]正在谱写《在那里》时，贺拉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两年级班级里的尖子，正着手准备以《作为荒废的学术形式的三段论法》为题的论文。在蒂耶里堡战役[5]期间，他坐在书桌边考虑着是否要等到满17岁再开始写关于《新现实主义者对实用主义的偏好》的系列论文。
不久，有个报童告诉他战争结束了，他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皮特兄弟出版公司将推出新版的斯宾诺莎[6]的《论理解力的提高》[7]。战争也有它本身的好处，它使年轻人学会了自立，诸如此类，不过贺拉斯觉得他永远也无法原谅他们的校长，因为在那个暂时休战的夜晚，他竟然允许一支管乐队在他的窗下吹吹打打，造成他在《德国的唯心主义》这篇论文里遗漏掉三个极为重要的句子。
第二年他去了耶鲁大学，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
那时他17岁，高高瘦瘦的，灰色的近视眼，从他那惜字如金的话语里透露出来的都是超然物外的腔调。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在和他说话，”狄林杰教授告诉一个要好的同事说。“他让我觉得我是在和他派来的代表说话。我总是在等着他说出这么一句：‘好吧，让我先问一下自己再说。’”
接着，就像贺拉斯·塔博克斯会变成屠夫比夫先生[8]或服装经销商哈特先生[9]那样不足为奇，生活插了进来，抓住他，调教他，折磨他，把他像周末下午廉货柜台里的一卷爱尔兰花边一般摊开。
如果要按照文学的方式来表述，我就该说那都是因为在过去的殖民时代里，艰苦的拓荒者来到了康涅狄格[10]的一个荒原，他们互相质问，“那么，我们该在这里造什么呢？”而他们中最坚强的一位这样回答：“让我们造个小城，让剧院经理们可以在这里安排上演音乐喜剧！”至于后来他们如何建造起耶鲁大学，并在那里上演音乐喜剧，已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了。总之在一个12月，喜剧《霍姆·詹姆士》在舒伯特剧院开演了，所有的同学们一起要求玛西娅·梅朵加唱，她唱了第一幕里的一首讲述一个笨胖子的歌，最后还跳了支摇摆的、颤抖的、欢腾的舞蹈。
玛西娅19岁。她没有戴翅膀，但观众们大多同意她不必戴翅膀。她天生是个金发女郎，走在正午的街道上她都不用化妆。除了这一点，她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女人来得优秀。
查理·穆恩答应给她五千支培美牌香烟，如果她能够钓到贺拉斯·塔博克斯这个不凡的天才。查理是谢菲尔德[11]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和贺拉斯是表亲。他们意气相投，也彼此关照。
贺拉斯那天晚上特别忙。法国人洛里埃无法理解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这个想法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事实上，他对书房门上那一记轻轻的、分明的敲击声的唯一反应，就是使他想到如果能做到充耳不闻那么任怎样的敲门声都是白搭。他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向实用主义靠拢了。不过在那个时刻，尽管他还不知道，他是正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奔向与实用主义背道而驰的某种命运。
敲门声又响起来——过了三秒钟——敲门声再度响起。
“进来，”贺拉斯不假思索地说。
他听见房门一开一合，可是，他坐在炉火前的大圈椅里俯身看书，连头都没抬一抬。
“把它放在隔壁房间里的床上，”他心不在焉地说。
“把什么放在隔壁房间里的床上？”
玛西娅·梅朵的歌声很美，但她说起话来就像唧唧呱呱的竖琴。
“洗好的衣物呀。”
“不行。”
贺拉斯在椅子里不耐烦地动了一下。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衣物呀。”
“哼！”他粗暴地答道。“那你该回去拿呀。”
贺拉斯面前的炉火正对着另一张安乐椅。他习惯在黄昏时坐那把椅子，作为沉思和改变的一种方式。他把房间里的一把椅子叫作贝克莱[12]，把另一把叫作休姆[13]。他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一个身影沙沙地、柔柔地在休姆上坐下来。他抬头望去。
“好吧，”玛西娅带着《哦，公爵喜欢看我跳舞！》第二幕里的甜美微笑说道，“好吧，奥玛尔·哈亚姆[14]，我就在你身旁，在荒野里歌唱。”
贺拉斯茫然地望着她。他的心头一时间起了疑惑，怀疑她只是他想象出来的一个幻影。女人们不会随便进一个男人的房间，随便地坐在男人的休姆上。女人应该为男人拿来干净的衣服，应该在街车上坐在男人让给她的位子上，应该等男人成熟到懂得分寸的时候嫁给他。
这个坐在休姆上面的女人分明是个真实的存在。她那薄如蝉翼的黄裙俨然是休姆的皮扶手吐出的艺术泡沫！如果他看得再长久些，他就会看见休姆从她身体里走出来，然后房间里又将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用手揉了揉眼睛。他真该重操旧业，去操练那些荡秋千的技艺了。
“老天爷呀，别用批评的眼光这么看我！”泡沫愉快地抗议道。“我感觉你好像希望我离开你这个私人专用的老巢。那样我的一切都将离开这里，除了我在你眼中的幻影。”
贺拉斯咳嗽了。咳嗽是他的两种习惯动作之一。只要他一说起话来，你就会觉得他根本没有身体。听他说话就像是听一个早已作古了的歌手的录音。
“你想要什么？”他问。
“我想要那些信，”玛西娅用演戏般的调门嘀咕道——“你在1881年从我祖父手上买下来的我的那些信。”
贺拉斯沉吟了片刻。
“我没有你的信，”他平静地说。“我只有17岁。我父亲是在1879年3月3日才出生的。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你只有17岁？”玛西娅怀疑地问。
“只有17岁。”
“我认识个女孩子，”玛西娅怀旧地说，“她16岁时就参加了闹剧表演。她是个非常自恋的人，每说到自己16岁时总要在前面加个‘只有’。于是我们就叫她‘只有杰西’。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如果不说是每况愈下的话。‘只有’是个很糟糕的习惯用语，奥玛尔——听上去像是在辩解。”
“我的名字不叫奥玛尔。”
“我知道，”玛西娅点头表示同意——“你叫贺拉斯。我叫你奥玛尔，是因为你使我想到一个香烟屁股。”
“而且我也没有你的信。我怀疑我曾经见过你的祖父。事实上，我觉得你在1881年就已经出生也实属荒诞。”
玛西娅好奇地瞪着他。
“我——1881？当然啰！弗罗洛多拉六人组合[15]还在修道院里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个二线演员了。我是索尔·史密斯夫人[16]演朱丽叶的那个戏里的保姆的第一任扮演者。呃，奥玛尔，1812年战争期间我是个餐厅歌手。”
贺拉斯突然灵机一动，笑了起来。
“是查理·穆恩把你派来的吧？”
玛西娅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
“查理·穆恩是谁呀？”
“小个子——大鼻子——大耳朵。”
她耸了耸肩，打了个喷嚏。
“我从来不注意我朋友的鼻子。”
“那么说是查理·穆恩啰？”
